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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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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高振農教授：論章太炎佛學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
論章太炎佛學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 高振農 章太炎，作為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和宣傳家，他在早期的戰斗業績，如政治上高舉“反滿”大旗，積極投入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宣傳活動，並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展開針鋒相對的思想斗爭。在斗爭中立場堅定，毫不畏縮和妥協；為革命被囚於西獄，流亡至日本，置生死於度外，不為艱難困苦所嚇倒。在思想上高舉無神論大旗，利用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吸取近代西方進化論思想和機械唯物主義，反對宗教神學，等等。對於這些，很多學者都是承認的。但是，章太炎用佛學思想反對基督教的有神論，用佛學思想作為他進行革命斗爭的武器，在這些方面，一般又都認為只有消極作用，沒有積極作用。本文想就這一點，談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章太炎用佛學思想批判基督教神學的積極作用應當肯定 章太炎的無神論思想，除了繼承中國古代的無神論傳統以及吸取近代進化論的學說以外，也吸取了佛學中一些積極的思想。他的無神論思想雖在《NFD63書》中早有反映。但是，他在1906年發表於《民報》上的《無神論》一文，乃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一篇批判宗教神學、閃耀著唯物主義光芒的戰斗檄文。在這篇文章裡，他駁斥了基督教的“上帝”創造世界的說教，論證了“上帝”根本不存在。他指出：“唯物之說，猶近平等，唯神之說，崇奉一尊，與平等絕遠也。”這裡從平等觀點出發，反對有神論，反映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欲使眾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這又是一個反對基督教神權思想、打破封建迷信束縛的戰斗口號。在當時說來，它不僅在哲學思想上顯示了它的先進性，而且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侵略，鼓舞革命者的斗志，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這樣一篇富有戰斗性的檄文，所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佛學。文章一開始，就把哲學分為三類，所謂“唯神、唯物、唯我”。認為“唯我之說，與佛家唯識相近”，“而唯物之說，有時亦為佛家所采”。他還列舉了佛教在各個發展階級所產生的不同派別，來論證佛教並不反對唯物，也不主張有神。他說：“小乘對立心物，則經部、正量、薩婆多派無不建立極微(最小的物質)，大乘專立一心，有時亦假立極微，以為方便。”其所以“以物為方便而不以神為方便”，是因為“唯物之說，猶賓平等”。章太炎在這裡把哲學分為唯神、唯物、唯我三類，當然不很科學。因為在哲學根本問題上，只有唯物、唯心之分，所謂“唯神”、“唯我”，都不過是唯心主義而已。而他把佛學思想看做並不反對唯物，這也有些牽強附會。因為佛學思想，從哲學根本問題上來說，與其說是傾向於二元論，毋寧說是一種唯心論。從這一點上來說，章太炎之研究佛學，並沒有在哲學根本問題上抓住佛學思想的本質。但是，章太炎的用意在於利用佛學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即不主張有神這一點，來反對基督教的有神論，應該說有它的積極意義。 此外，章太炎在這篇文章中，還運用了佛家邏輯即因明的方法，對基督教宣傳的“上帝創造世界和人類”的說教，進行透徹而全面的駁斥，具有樸素的辯證法觀點。他針對基督教證明“上帝”存在的四條理由，即所謂“無始無終”、“全知全能”、“絕對無二”、“無所不備”等等，一一加以駁斥，用的就是佛家邏輯因明的推理方法。他認為《新約》中的所謂“上帝”，即不是由直覺(感性認識)的方法得來，也不是由自己直接證悟得來，乃是用類比推理的方法推論出來的。既可以推論出它的存在，也可以推論證明其不存在，所以可以斷言它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說：“凡見(現)量自證之所無，而比量又不可合於論理者，虛撰其名，是謂無質獨影。”既然“神”或“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感覺和推理所能證明，就只能是毫無根據的妄說(“無質獨影”)。這裡所講的“現量”、“比量”等等，都是佛教因明的術語。章太炎用佛家邏輯因明的方法，來駁斥基督教的有神論，是很機智的。因為在美國傳教士懷定所作的《神政匯考》裡，曾荒謬地從邏輯上來推論“上帝”的存在，章太炎以牙還牙，駁斥有力。 章太炎用佛學思想來反對基督教的有神論，除了有其理論上的意義外，還有它的現實意義。當時，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作為侵略我國的工具，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實際上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先遣隊。而我國也有一些民族敗類，拜倒在洋人腳下，為虎作伥，狼狽為奸，欺壓人民。正如章太炎所說，“中國人信仰基督，並不是崇拜上帝，實是崇拜西帝”。因此，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基督教，總是偽基督教，並沒有真基督教”(《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這裡，章太炎從本質上認識到了當時基督教的危害，感到必須從根本教義上，即從“上帝”創世說上去批判，才能觸及要害。這種批判和揭露，對於那些披著宗教外衣、干著帝國主義侵略勾當的外國傳教士和一些“崇拜西帝”、仗勢欺人的民族敗類，無疑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或許有人會說，章太炎的《無神論》一文是有進步意義，但他接著又寫了《建立宗教論》，主張建立新宗教——佛教，這就是倒退。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因為這兩篇文章，不僅在發表的時間上相差僅兩個月，而且在內容上都是既肯定佛教又反對宗教神學的。在《無神論》一文中，他主要是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論，但也肯定了佛教，已如上述。而在《建立宗教論》中，中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種無神論的宗教即佛教，但也並未放松對宗教神學的批判。例如，他說：“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於萬有之中而橫計其一為神，亦不得於萬有之上而虛擬其一為神。”他從否定一切出發，也否定任何上帝鬼神的存在，明確指出“此心是真，此神是幻”，如果“執此幻者以為本體，是第三倒見”。可見兩論對有神、無神，對基督教和佛教等等的看法，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不存在倒退的問題。 用佛教的無神論思想去反對基督教的有神論，在章太炎的一系列言論中都有反映。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就說，基督教“就理論上說”是“荒謬可笑”的，是“不合哲學”的，因此“略有學問思想的人，決定不肯信仰”。只有“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他還認為，佛教的“十二緣生的道理”，“有許多的哲理”，“在哲學上今日也相宜”。很明顯，這是用佛教的“十二緣起”理論反對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由此可見，章太炎的無神論觀點，並沒有因為寫了《建立宗教論》而有所改變。直到晚年所寫的《〖FJF〗NCC36〖FJJ〗漢微言》，仍堅持反對天、神、鬼的觀點。他批判了楊仁山認為歐洲人生活比我們好是因為“前生信佛”的荒謬觀點；也駁斥了那種“宿命應富”，“千金自然可致”，“宿命橫死，雖多方趣避怨家，必自然就之”的定命論思想，指出從未有“見終身甘寢不起床坐，錢幣自就其前者”。他還把“佛書記神變，如大地震動，天雨華(花)等”，看做“是言必非事實，要是記者形容逾溢之辭”。這都說明章太炎的無神論觀點是貫徹始終的。 章太炎把佛教看做是無神論宗教，當然是一種片面觀點。但也不能說純粹是信口胡言。因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有其錯綜復雜的情況。原始佛教在古印度，一開始確實是不尊奉人格神、不崇拜偶像的。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理論，在反對婆羅門教的神權統治及其梵天創世說方面是有貢獻的。他猛烈地攻擊了“上帝”和神創造世界萬物的觀點，建立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和“十二緣起”等自己的理論。我們不能把這一切都籠統地看做是佛教的虛偽說教，把它所包含的無神論思想看做是偽裝，而不承認它在當時的積極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進一步發展，也宣揚靈魂不滅、生死輪回和死後成佛等迷信，教人崇拜佛、菩薩等等，這就變成了一種有神論。特別是佛教在中國流傳過程中，受到了中國傳統的有神論思想影響，迷信思想更有發展。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說：“佛教進來”，本來是“無神教”，後來“世人看佛，也是一種鬼神”，這是“與那道教的種種鬼神，融合為一”的緣故。這種說法有它一定的道理。當然，亦應看到，到章太炎時，佛教中崇拜鬼神，相信死後成佛或立地成佛等等迷信，已頗流行。由此不能說所有的佛教宗派都是無神論。但是，章太炎利用佛教唯識宗的不依靠鬼神，不尊奉人格神這一點，去反對和批判基督教神學，否定其“上帝”創世說，應該說有它的進步意義。至於說用一種唯心論去反對另一種唯心論，這正是章太炎這個資產階級革命家在世界觀上的局限性，我們決不能因為這種局限性，就否認他用佛學思想在與基督教神學斗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 二、章太炎佛學思想在革命斗爭中的積極作用不能否定 章太炎用佛學思想作武器來推進改革，不能說都是消極作用。他自從和改良派“割辮與絕後”，就樹起“反滿”的旗幟，與改良派作堅決的斗爭。特別是1906年出獄後，在日本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編，以犀利的文筆，寫下了不少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改良派“污邪作偽”、“志在干祿”的丑態，憤怒斥責革命投機分子“自慕虛榮”、“私心愛昧”的劣跡。他與立憲黨人斗，與向敵人獻策的吳稚晖等人斗，筆鋒所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進行這些斗爭，所用的思想武器不是別的，正是佛學思想。例如，就在前面提到的，他在出獄後，於日本作了轟動一時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長達六千余言，公開亮出佛學思想的牌子，提出要“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這裡所說的宗教當然是指的佛教。在章太炎看來，“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也就是要求每一個革命者都有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勇敢的戰斗精神，在革命斗爭過程中，堅定不移地艱苦奮斗到底。他還在演說中明確指出：“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不能有富貴利祿的思想，“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霉菌，可以殘害全身”。他號召人們，要像華嚴宗那樣，為了“普度眾生，頭目腦髓，都可施捨於人”。他要求人們把富貴利祿看做和唯識宗所說那〖KG*9〗樣，“萬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真有”。他認為只有把富貴利祿看做都是“幻見幻想”，沒有絲毫的留戀，這才是革命者的道德：“要有這種信仰，才能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干得事來”，他還把佛學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直接聯系起來，說是“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要除去”。又說“照佛教說，逐滿復漢，正是分內之事”。為了尋找推翻滿清政府的理論根據，他引用了佛教大乘戒律中說的“國王暴虐，菩薩有權，應當廢黜”，和“殺了一人，能救眾人，就是菩薩行”等說法，用以證明“主張革命”、“要求民主”是符合佛教教義的，佛教所說，是“與恢復民權的話相合”的。 除此以外，在同一時間，他還寫了好多篇富有戰斗性的文章和書信，鼓動和激勵人們去進行革命斗爭，同樣是運用了佛學思想這一武器。如在《答鐵铮》一書中，他提倡一種與中國的傳統道德相符合的思想，叫做“依自不依他”。這也來之於佛教的“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他認為佛教這種“純在依自，不在依他”，“自貴其心，不以他力”的說法，是與中國心理相符合的，它“可用於艱難危急的時刻”，在革命實踐中的作用是“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惴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橥，庶於中國前途有益”。所謂“依自不依他”，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講的要求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當然，章太炎是從唯心主義的角度去要求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但其目的還是號召人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政府，推翻他們的統治，應該說有它積極作用的一面。又如在《建立宗教論》一文中，章太炎說，“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眾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非舉三輪清淨，則不能去德色心”。另外在《答夢庵》一書中，也要求人們“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唯我獨尊治猥賤性，以力戒诳語治詐偽心”。所有這些，雖然都是為了宣揚他的佛教觀而說的，但也包含著這樣一種思想，即用佛教思想鼓勵人們不怕死、不貪財，去掉奴隸思想，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去干革命。從這一點上來說，也不完全是消極的思想。至於章太炎本人，所以能夠“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的包〖KG*9〗藏禍心”，“七次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絕不屈撓”，成為資產階級革命隊伍中一位出色的鼓動家、宣傳家、“排滿的骁將”、“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太炎先生二三事》)，這與他笃信佛教，發揮“依自不依他”的主觀能動作用也不是一點沒有關系的。 我們還應看到，章太炎之所以要用佛學思想為武器，有它一定的歷史原因。一方面，面對清朝政府的黑暗統治，必須進行革命。另一方面，當時的革命陣營中，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些人功名利祿心嚴重，道德敗壞；也有一些人害怕斗爭，害怕犧牲，因而動搖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用什麼思想武器來推進革命，章太炎是有所選擇的。依靠西方文明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在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都是這樣想的。可是那時西方國家已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章太炎看到一些帝國主義者嘴裡高唱自由平等，實際上“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劫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裡，而以為義所當然”(《五無論》)。所以他認為依靠西方那一套已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至於中國傳統的儒學，他認為“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以後，這熱衷於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所以是孔教斷不可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既然依靠西方行不通，孔教基督教又必不可用，章太炎認為選擇佛學思想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武器。 佛學思想，在當時說來，當然不是先進的思想武器，用它來推進革命，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佛學思想中一些唯心主義的糟粕，也會腐蝕人們的意志。但是，應該看到，章太炎對於佛學思想，也是有所選擇的。他摒棄了佛教中那些燒紙、拜忏、化筆、扶乩等等迷信思想，著重對佛教理論加以研究，並作出新的解釋，使之符合於革命的需要。從這一點上看，應該說有它一方面的積極意義。而且，他的一些闡發佛學思想的言論，當時也確實起到了登高疾呼的作用。他那“依自不依他”的強調民族自尊心的思想，“頭目腦髓，都可施捨於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勇猛無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戰斗氣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鼓舞人們去反抗滿清的黑暗統治，打破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加在人們思想上的束縛，從而勇往直前，不怕犧牲，去進行革命斗爭，無疑是有著很大的教育作用的。當時確實使得一些人從改良派中分化出來，投到了革命派的陣營，也促使革命派中一些人確實做到了不怕困難、不畏犧牲、道德高尚。這些都與章太炎的宣傳不無關系。因此，決不能籠統地把章太炎的佛學思想說成只有消極作用而沒有一點積極作用。 此外，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對他革命的積極性並未起消極作用。綜觀章太炎的一生，從1900年“解發辮”起，到1908年《民報》停刊時止，可說是他革命宣傳活動功績最顯赫的時代。勇猛無畏的斗爭精神，筆鋒犀利的論戰文章，在當時起了巨大的影響。而這一時期，也正是他笃信佛教，甚至公開打出佛學思想招牌的時候。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遭祝系獄，始專讀瑜伽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乃知瑜伽為不可加”(《自述學術次第》)。後來出獄到日本，又經常讀藏經，寫下了不少用佛學思想來鼓動革命的戰斗性論文。如《無神論》、《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等等，都發表於這一時期，這充分說明佛學思想對章的革命活動，不但沒有起消極作用，相反起到了推動與促進的作用。而有些文章在敘述這段歷史事實時，往往把二者割裂開來，一方面贊揚他在這一時期對革命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又批評他以佛學思想為武器的過錯。其實這不完全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關於佛學思想在我國歷史上的作用，也應作具體分析。有些文章一談起佛教，就認為只有麻痺人民斗志的鴉片煙作用。其實佛教傳來中國後，除了為統治階級利用來欺騙、麻痺人民外，也有為被壓迫階級利用、改造而起過積極作用的。尤其是因為佛教的某些宗派，比較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它們主張反對傳統，反對權威，解放思想。這些確實可以用來作為反抗統治者的武器。從南北朝到明清時期，佛教中有不少教派(一般稱之為佛教的異端)，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武裝起義，對農民革命運動起了巨大的直接的影響。例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年)，沙門法慶創立了一種新的大乘教，以此發動起義。其教義中有“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說法。他利用這一說法，鼓勵起義軍奮勇殺敵。他還規定“殺一人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魏書》卷十九《京兆王傳》)，同統治者進行了英勇的斗爭。法慶在這裡，還是打的大乘佛教的旗號，不過將教義加以改造過而已。這次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給統治者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又如元末的紅巾軍起義，也是用白蓮教作為秘密組織發動群眾，向教徒宣傳“彌勒降生”，“明王出世”，要大家用光明去戰勝黑暗，不再過痛苦的生活。他們自稱“魔軍”，提出“天遣魔軍殺不平”，“殺盡不平方太平”的戰斗口號，與統治者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這些都是佛教思想為進步階級改造和利用的例證。 章太炎之利用佛學思想推進革命，和歷史上利用佛教起義，固然各有特點，不盡相同，但對佛學思想作出新的解釋，使之服從於當時斗爭的需要，在這一點上有它共同的地方。從這方面來衡量章太炎的佛學思想，就不能全盤否定它的積極作用。或許有人會說，章太炎後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就是由於受了佛學思想的影響。我認為，對章太炎的晚年，也要實事求是地作具體分析。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章太炎在晚年，也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是時代的落伍者。雖然，他曾經反對過共產黨，並在當時的反*逆流中，於1926年在上海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任理事，發通電，叫嚷“反對赤化”(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五，第856頁)。以後並反對過北伐戰爭(同上書，第878頁)。但是，當日寇侵略我國，抗日戰火烽起，特別是在強敵壓境，民族危機嚴重的時候，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轉變。他堅決主張抗日，公開反對蔣介石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而對共產黨的態度也漸有改變。例如，他曾在1932年初，與熊希齡、馬相伯等通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堅決主張抗日，反對日本侵略者(《章太炎年譜長編》，第915頁)。當“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擊日本侵略者時，他曾稱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同上書，第917頁)。後來又撰《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又如在1932年2月，他北上見張學良，於北平發表談話，認為“對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戰，中國目前只此一條路可走，不戰則無路”，竭力主張抗戰(同上書，第918頁)。1933年2月，他又先後與馬相伯發表聯合宣言，從歷史上論證“東三省屬中國”、“熱河不得為滿洲國之一部分”等等，揭露和斥責日寇侵略東北三省的罪行(同上書，第928—929頁)。據說他在生前曾草有遺囑，謂“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表現了他的民族氣節(同上書，第975頁)。他還公開反對國民黨鎮壓學生愛國運動。曾在1935年底《致宋哲元電》中稱：“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同上書，第964頁)當上海學生北上請願，由於受到國民黨阻撓而被困於蘇州時，章太炎曾發表談話，“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認為政府當局，對學生“不應貿然加以共產黨頭銜，武力制止”。並派代表前往慰勞，表示他對國民黨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憤慨(同上書，第965頁)。他還批評國民黨對日本侵略者“不加抵抗”、“反對‘剿匪’名義，自圖御責”。並斥之為“自絕於國人，甘心於奴隸”之人(同上書，第929頁)。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承認“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相信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同上書，第974—975頁)。凡此種種，足以說明章太炎的晚年，在某些方面，他保持了一個革命者的愛國主義氣節。同時也可以證明，佛學思想對章太炎並不都是消極作用。如果要說思想影響的話，我認為，在晚年，儒家思想要比佛學思想對他的影響更大些。 當然，章太炎一方面激烈反對基督教神學，一方面又為佛學無神論高唱贊歌。他批判宗教神學，並不是想消滅宗教，而是要建立一種無神論的宗教。這種在宗教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二重性，正是恩格斯早就批評過的：“費爾巴哈想根據一種本質上是唯物的自然觀建立真正的宗教，這等於把現代化學當做真正的煉金術。如果無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沒有哲人之石的煉金術也是可以存在的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而章太炎則是想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無神教，這更是一種不能存在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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