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高振農教授：朱熹與佛學
朱熹與佛學 高振農 朱熹是我國孔子以後封建社會最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之一。他吸取和利用了前人的思想成果特別是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資料；創立了一個龐大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他自稱得孔孟之道的真傳，以繼承儒家道統為己任，把自己說成是孔孟儒學的正宗，並打起反佛、道的旗號。可是在他的哲學思想體系中，卻充滿著佛、道的思想。本文僅就他的哲學思想與佛學思想的關系，做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 朱熹作為一個儒家思想的繼承者，為了維護其正統地位，表面上對佛教極力進行排斥。在他的著作和言論中，有許多批判和非議佛教的地方。 首先，他把從印度傳來的佛教經典，說成是“所言甚鄙俚”，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只有中國文人後來添加進去的東西，才是“精妙”的，有哲學意義的。在朱熹看來，一些佛經，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而“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壯列之說以為之。”〖ZW(〗《朱文公文集》。《別集八?釋氏論下》。〖ZW)〗這種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但也反映出一些事實。因為印度佛學思想的傳來，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也確實吸收了不少中國固有的思想，其中既有楊朱、墨翟的思想，也有列子、老莊的思想。因為佛教的初傳，一開始是翻譯佛經。在翻譯過程中，由於文字不同，語言隔閡，會出現一些困難。翻譯家們常常不得不借用一些大體相當的中國固有的文字和語言，來進行翻譯。而文字的表達又往往要受思想方法的影響。由於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思想方法不盡相同，所以佛學學說在傳播中會發生種種變化，從而夾入了一些中國人的思想。朱熹對於這一點是有所了解的。他常說：“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且“佛書本皆胡(西域)言，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馀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ZW(〗《朱文公文集》。《別集八?釋氏論下》。〖ZW)〗這就是說，佛經翻譯，因按照中國語言格式，必然會把中國固有的思想吸收進去，從而不能完全符合印度的原意。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朱熹才認為佛學中一些“精妙”的地方，全是中國文人後來添加進去的部分。其實，佛教傳來中國後，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和中國原有思想互相融台、互相影響，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因為在印度佛學思想中，有一部分思想本來就與中國傳統思想相類似。如般若學的基本原理“性空”，就與道家“無”的概念相通；般若講“無相”、“無生”，也和道家講“無名”、“無為”的意思差不多。因此，當時的一些佛教翻譯家，在傳譯佛典的過程中，很自然地會用中國傳統思想去解釋佛教義理，從而吸收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思想。這一切，只是說明佛學思想在中國有所發展、有所變化，而不能籠統地說所有“精妙”之處，都是竊取莊、列之說。 朱熹所以把印度的佛經看做是“鄙俚”之言，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長期以來，一般人都把《四十二章經》作為佛教最初傳來的譯籍，而以此經的內容當作印度佛學的思想。此經的內容確實非常凌亂，而且漏洞百出，使人感到迷離莫辨。朱熹可能受到這種影響，所以才說：“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ZW(〗《朱子語類》卷一二六。〖ZW)〗。”對於這部經，歷來看法不一。近人經過研究考證，認為它不是最初傳來的經，也不是直接的譯本，而是東晉時有人從《法句經》中抄出，加以潤色而成〖ZW(〗《朱子語類》卷五二。〖ZW)〗。日本學者廉田茂雄在他近著《中國佛教史》中，則推定此經成書年代是在東晉以後的齊末梁初之頃約公元五百年前後。所以不能單憑這部經來推論佛教經典的優劣。朱熹把一部偽書當作印度傳來的佛經，就難免有失誤。 其次，朱熹批評佛教，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感而發，有其一定的目的。他把批評的重點放在與中國儒家思想有沖突的地方，目的還是為了維護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他認為佛學思想最大的錯誤是對現實生活消極，不接受儒家的倫理道德觀點，有違於封建的“三綱五常”。他說：“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ZW(〗《朱文公文集》。《別集八?釋氏論下》。〖ZW)〗他批評佛教 一方面廢除人倫關系，一方面又建立自己的僧團組織，保存著師徒關系，所謂“佛老雖是滅人倫，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卻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ZW(〗同上。〖ZW)〗。他還諷刺說：“佛氏本無父母，卻說父母經”，認為這“皆是遁辭。”⑦ 佛教在哲理方面談“空”說“虛”，否認“天理”的存在和作用，這和朱熹哲學中所講的“存天理”思想有所抵觸，由此引起朱熹的反對。他說：“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又說：“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鹹備也。”〖ZW(〗《朱子語類》卷一二六。〖ZW)〗他對禅宗的批評更為激烈，重點放在義理方面。因為禅宗懷疑傳統，反對權威，不要經典，“诃佛罵祖”，竟然連自己的老祖宗——佛也不要了，簡直是“滅盡”了“義理”。所以朱熹說：“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禅則義理滅盡。”他的結論是“禅學最害道”，“禅最為害之深者”〖ZW(〗同上。〖ZW)〗。對於禅宗“立地成佛”的“頓悟”修行方法，他也極力排斥，認為這“正如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ZW(〗《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答李伯谏》。〖ZW)〗。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批評，其實他的“一旦豁然貫通”理論和禅宗的“頓悟成佛”說是息息相通的。 朱熹的哲學思想，信奉的是“三綱五常”，修養目標是“存天理、滅人欲”，佛教無視“三綱五常”，不僅要人們去“人欲”，連“天理”也要否定，由此引起朱熹的反對，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佛教理論中，雖然也吸收了不少儒家有關倫理道德的思想，但從總體上看，儒佛兩家在“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方面，是長期以來爭論的焦點之一。朱熹站在儒家思想一邊，從這一點上批評佛教，是很自然的事。 (二) 朱熹在排斥佛教方面，看來是取得了成功，完成了前人排佛數百年來未竟之業。但是，這僅僅是一種表面的假象。實際上，他不僅沒有排斥掉佛教，而且在建立他的唯心主義儒家哲學體系時，吸收了佛學思想中一些重要內容。這一點，清代學者顏元早已看出來，曾指出朱熹是“其NFD64佛老，皆所自犯不覺。如半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也。好議人非，而不自反如此”〖ZW(〗顏元：《存學編》。〖ZW)〗。所以，朱熹雖也批評過佛教教義中某些不足之處，但總的說來他對佛教及其教義還是推崇的。他曾稱贊“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ZW(〗《朱子語類》卷一二五。〖ZW)〗，認為“佛家說心處盡有好處”〖ZW(〗《朱子語類》卷五。〖ZW)〗。他承認“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ZW(〗《朱子語類》卷一二六。〖ZW)〗。他還認為佛學中的“空寂之說”使“賢者好之”；“玄妙之說”使“智者悅之”；“生死輪回之說”使天下人“匍匐而歸之”；“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ZW(〗《朱文公文集》卷七。〖ZW)〗。即使是佛教的修行實踐，他也在某些方面加以肯定：“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ZW(〗《朱子語類》卷一二六。〖ZW)〗他還稱賞“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ZW(〗《朱子語類》卷一三二。〖ZW)〗。 朱熹對佛學思想的重視，還不在於他口頭上的稱賞，而在於他善於吸收佛學思想中許多重要內容，以充實他的哲學思想體系。朱熹利用和吸收佛學思想資料，其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時表面上批評，骨子裡吸取；有時用儒家的語言，偷運佛家的思想；有時則干脆照搬佛家的用語和思想。這裡僅按其哲學體系中有關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等方面分別加以分析。 (1)關於世界觀方面： 朱熹學說的最基本范疇和理論中心是“理”和“太極”。關於“理”，固然是繼承了二程(程颢、程頤)的學說，“太極”一詞也來源於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但朱熹在進一步發揮這些理論時，卻吸取了佛學的思想。對“理”和宇宙萬物的關系，朱熹說得十分明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無該載了”。〖ZW(〗《朱子語類》卷一。〖ZW)〗這裡把“理”說成是先天地而生的，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超自然、超時空的東西。他還把我國古代哲學家作為世界本原的“氣”也看成是由“理”派生出來的。他說“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ZW(〗《孟子或問》卷三。〖ZW)〗又說：“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ZW(〗《朱子語類》卷一五。〖ZW)〗這是說，有理才有氣，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由“理”所生。關於“太極”，朱熹說：“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又說：“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ZW(〗同上。〖ZW)〗可見“太極”就是“理”的全體，就是天地萬物的根本。不僅如此，這個“太極”又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ZW(〗《朱子語類》卷一。〖ZW)〗因此，“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ZW(〗《朱子語類》卷九四。〖ZW)〗。朱熹在這裡對“理”和“太極”所作的解釋，明顯地吸收了佛學思想中關於“真如”、“佛性”、“法界”等等的說法。在佛學中，這些都是同一概念。《大乘止觀》說：“此心即自性清淨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亦名法身，亦名如來藏，亦名法界，亦名法性”。佛教把這些概念當作最高范疇，看做是世界的本原。如華嚴宗說：“言法界，一經之玄宗，總以緣起法界不思議為宗。”〖ZW(〗《華嚴法界玄鏡》。〖ZW)〗又說：“統惟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然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ZW(〗《注華嚴法界》。〖ZW)〗可見朱熹的“理”和“太極”之說，與華嚴宗所說的“一真法界”沒有什麼兩樣。 朱熹為了說明“理”如何產生萬物，還繼承了佛教禅宗“一法遍含一切法”的說法，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題。他說：“近而一身之中，還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眾，莫不各具此理”。“然雖各自有一個理，又卻同出於一個理爾。……釋氏雲：‘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種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ZW(〗《朱子語類》卷一八。〖ZW)〗這裡的“一切水月一月攝”，來自佛教禅宗的“永嘉證道歌”。朱熹還說：“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蓋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ZW(〗《朱子語類》卷九四。〖ZW)〗這也是佛教華嚴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襲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說法界是“圓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可說其相狀耳。”可見朱熹的“理一分殊”說，思想上也繼承了佛家之說。當然，兩家目的不盡相同。華嚴宗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為了說明在一粒塵土中即有“佛國”的存在，人們只要接受佛教這一理論，努力修行，都可以成佛。而朱熹講“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乃是想說明處在不同階級、等級地位上的人，都是具有完美無缺的“太極”的，因此都是合理的。實際上是要廣大勞動人民忍受一切痛苦去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朱熹哲學中還有一個核心概念，叫作“心包萬理”。這也是佛教教義中“心生萬法”的翻版。朱熹對“心”曾作種種闡述。他說：“心者，一身之主宰。”〖ZW(〗《朱子語類》卷五。〖ZW)〗“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ZW(〗《朱子語類》卷一一八。〖ZW)〗“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在外裡。”〖ZW(〗同上。〖ZW)〗又說：“天下凡事，本於一心。”〖ZW(〗《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送張仲隆序》〖ZW)〗，“人心萬事之主。”〖ZW(〗同上。〖ZW)〗。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也包括客觀精神的“理”)都說成是包含在人們的心中。這種說法，佛教禅宗早就有了。《壇經》就認為世界上一切宇宙現象，包括佛教所講的“真如”、“佛性”。無一不包括在自己的心中，所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ZW(〗《壇經?付囑品》。〖ZW)〗。又說：“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ZW(〗《壇經?疑問品》。〖ZW)〗“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現道如本性”〖ZW(〗《壇經?般若品》。〖ZW)〗。禅宗在這裡講的“心生萬法”，也就是朱熹所講的“人心萬事之主”和“心包萬理”的思想來源。 朱熹還把“心”描繪得神秘莫測，摸不著又說不出。他說：“心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卻虛，都能包含萬理。”〖ZW(〗《朱子語類》卷五。〖ZW)〗又說：“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得見，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ZW(〗《朱文公文集》卷七七。〖ZW)〗“心”雖然摸不著、說不出，卻又無所不包。“萬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豬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欤”!〖ZW(〗《朱子語類》卷九八。〖ZW)〗朱熹在這裡對“心”的神秘莫測的描述，從思想到文字，幾乎全部沿用了佛教禅宗的說法。如《壇經》說：“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又說：“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ZW(〗《壇經?般若品》〖ZW)〗。朱熹所講的“蓋天蓋地”的“人心之妙”，都是由這種“心”如“虛空”，又能包羅萬象的佛家說法繼承而來的。 朱熹的格物致知認識論，雖然直接導源於程頤，但同時也吸收了佛教禅宗的“頓悟”說。程頤說：“須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ZW(〗《遺書》卷一八。〖ZW)〗朱熹也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ZW(〗《朱子語類》卷一二。〖ZW)〗，時間一久，便可達到“忽然爆開”，“一旦豁然貫通”〖ZW(〗《朱子語類》卷一一。〖ZW)〗的地境。怎樣才能“豁然貫通”?朱熹認為：“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ZW(〗《大學章句?補格物傳》。〖ZW)〗這同禅宗的“豁然頓悟”思想非常相似。唐代僧人宗密在他所著《禅源諸诠集都序》中有“先因漸修功成而豁然頓悟”之說。朱熹可能從中受到啟發，將這種“豁然頓悟”說改造成為“豁然貫通”的理論。 朱熹的“格物致知”，雖然含有“即物窮理”即必須接觸外部具體事物以求盡其理的意思，但卻認為，“致各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既索推廣開去”。“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漸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ZW(〗《朱子語類》卷一五。〖ZW)〗朱熹認為，知識乃人心所固有，而不是從經驗中獲得，也不是客觀世界的反映。而且人心本來就是一面全體通明的鏡子，只是蒙上了塵垢，“致知”就是把鏡子上蒙上的塵垢擦拭干淨，恢復其本性，即能“其明無所不到”。這種認識論同佛教的自性是佛，一悟即至佛地的認識論如出一轍。佛教禅宗認為，人人都有佛性，要求得解脫，不必向外追求，所謂“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ZW(〗《壇經?行由品》。〖ZW)〗。可見朱熹“磨鏡復明”的“格物致知”說，不過是禅宗“心如明鏡”“勤拂拭”的進一步發揮而已。 此外，朱熹的“靜坐”修養功夫，也與佛教的“禅定”密切相關。他常說：“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卻是一身總會處。”又說“閉門靜坐，不讀書百余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ZW(〗《朱子語類》卷一一。〖ZW)〗。朱熹這一套“收斂身心”的靜坐修養功夫，實際上也是效法於佛教的禅定。不過朱熹表面上不予承認，他曾說過：“靜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ZW(〗《朱子語類》卷一二。〖ZW)〗其實這正好說明他的靜坐來自佛教的禅定。因為佛教的禅定，也並非要人斷絕思慮，只是叫人安靜地止息雜念。如《大乘義章》講：“心住一緣離於散動，故名為定。”《頓悟入道要門論》也說：“妄念不生為禅，坐見本性為定。”可見佛教的禅定，也只是要人止息妄念，安靜地沉思，不使心散動。因此，朱熹的一靜坐”與佛教的“禅定”，作為一種修養方法，兩者基本上是一樣的。 (二)關於人性論方面 朱熹把人性區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主張“人性本善”。這一思想，原本來之於孟轲的“性善說”，同時也闡發了張載、二程的人性論。但是，在具體說明“人性本善”時，也運用了佛學中“本性是佛”的理論。朱熹認為，由於“太極”本來完美無缺，它體現到人性，也應當是完美無缺的，只是由於物欲的習染，才有善惡之分。所以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是因為有了“氣習之染。”〖ZW(〗《論語集注》。〖ZW)〗又說：“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卻依舊在此。”〖ZW(〗《朱子語類》卷九五。〖ZW)〗“人性本善”之說，在佛學中就是“人的本性是佛”。早在南北朝時譯出的《大般泥洹經》就已經提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後來佛教禅宗明確提出人的“本性是佛，離性別無佛”〖ZW(〗《壇經?般若品》。〖ZW)〗。既然人人都有佛性，人的本性是佛，為什麼還會有“佛”和“眾生”的區別呢?禅宗認為這是人的本性受到外物的迷惑所致。所以說：“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ZW(〗《壇經?付屬品》。〖ZW)〗這些說法，被朱熹接過來加以改造，就成為“人性本善，只為嗜欲所迷”的思想。 朱熹還認為，不僅人有人性，物亦有物性。這思想也是受到佛教“無情有性”的啟發。佛教天台宗認為，一切“無情”之物也是有“佛性”的。所謂“一塵一心，即一切生佛之性”，如果“無情無佛性”，“豈非萬法無真如?”“故萬法之稱，寧隔於纖塵?真如之體，何專於彼我?”〖ZW(〗湛然《金剛NFD53》。〖ZW)〗這是說，無情之物，包括塵土在內，也都有佛性。禅宗也明確指出，不僅“狗子也有佛性”，就是草本瓦石之類的“柏樹子”也有“佛性”〖ZW(〗普濟《五燈會元》。〖ZW)〗。這種思想，為朱熹所吸收，就成了“物亦有性”的理論。朱熹說：“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又說：“枯槁之物亦有性”，“天下無性外之物。”〖ZW(〗《朱子語類》卷四。〖ZW)〗這些說法，都是從學佛的“無情有性”中發展而來。 朱熹在把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基礎上，提出了“人心”與“道心”的問題，認為兩者是對立的。又由此引申出“天理”、“人欲”的理論，也認為是根本對立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雖直接淵源於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說，但也和佛教的禁欲、去欲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方面在二程的思想體系裡本來就有佛學思想的因素，另一方面朱熹又在此基礎上有所發揮。朱熹所講的“天理”，即封建的“三綱五常”和仁、義、禮、智一類的倫理道德規范；而“人欲”則是指人民群眾的生活欲望和正當要求。他把人的一切欲望看做是人生的罪惡，把人們在飲食時“要求美味”也當成人欲加以反對。從而認為“天理人欲，不容並立”〖ZW(〗《孟子集注》。〖ZW)〗，提出“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的觀點，主張用“天理”去克服“人欲”，要求人們“存天理、滅人欲”〖ZW(〗《朱子語類》卷一三。〖ZW)〗。這些說法，和佛教的禁欲、去欲思想完全一致。佛教把人生的貪欲看做是產生一切苦的根本原因，也是極大的罪惡，主張“滅貪欲”。如《法華經》說：“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苦滅貪欲，無所依止。”佛教還把“不得食肉”作為戒律之一，認為“食肉者，斷大慈種”〖ZW(〗《大般涅〖FJF〗NB231〖FJJ〗經?如來性品》。〖ZW)〗。可見朱熹的“滅人欲”和佛教的“滅貪欲”在思想體系上是一個東西。所不同的是佛教要人們“滅貪欲”去追求未來的幸福，而朱熹要人們“滅人欲”，則是為了保存封建的“三綱五常”，維護封建的倫理秩序。 從上可以看出，朱熹從各個方面吸取和利用佛學思想，並加以改造，放進他的龐大的哲學體系裡，從而使得他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比之在他以前的儒家思想，包括二程的哲學思想，更加趨向嚴密和完整，更加趨向宗教化。因此，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儒家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儒佛兩家思想一直是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但是，朱熹在這方面做得比前人更為出色。他對佛學思想，不是簡單的移用，而是經過了一翻加工改造的功夫。他吸取了佛學中一些重要觀點，摒棄了佛學中與封建倫理道德有抵觸的某些因素。他所建立的龐大的哲學思想體系，可稱是中國思想史上儒佛思想相互交融的經驗總結。為什麼朱熹在自己的思想體系中會吸取那麼多佛學思想?我認為除了在政治上迎合當時的統治階級需要外，還有其思想淵源和他本人的特殊條件。 首先，在思想淵源上，儒佛思想的相互滲透，早從佛教傳入中國時就已開始。到魏晉時期，儒佛融通現象已很普遍。在宋代，由於統治階級的提倡和利用，儒佛合流，更成為一種思想潮流。如宋初張伯端(981—1082年)就在《悟真篇序》中說：“三教中三，道乃歸一”，明確提出儒、佛、道三教“混而同歸”的思想。宋初的佛教大師智圓(976—1022年)也是三教調和論的積極提倡者，認為儒、佛、道三教都是人們治病的良藥，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就是宋代的一些唯物主義哲學家如張載、王安石等，也都“出入了佛老，並對佛學中的泛神論思想加以利用和改造，以充實他們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宋明理學的奠基者周敦頤和二程，在他們的哲學體系裡，也吸收了許多佛學思想。因此，朱熹在建立他的哲學體系時，吸取佛學中某些重要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朱熹哲學體系裡，主要是吸取了華嚴宗和禅宗的思想。天台宗的思想也有一些。在理論方面，似乎吸取華嚴宗“理”、“事”方面的思想較多些 ，但從整個體系看，則是受禅宗的影響更大。例如，朱熹發展了韓愈所提出的道統說，把《尚書?大禹谟》中所講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作了進一步的闡發，認定這十六個字是堯、舜、禹三聖相傳的道統真傳，即所謂“十六字心傳”。從此儒家就以孔子為教主，建立了傳法世系。這一套，恐也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啟發。禅宗南宗自敘菩提達磨以上的傳承，把達磨作為禅宗第二十八祖，建立了自己宗派的世系。他們有闡發自己宗旨的所謂“十六字真傳”，即“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見朱熹受禅宗的影響是很大的。其所以如此，亦有其一定的歷史原因。因為佛教流傳至宋代，已漸趨衰微。只有禅宗一派，不但沒有衰落，反而遍地蔓延，幾乎代表了整個佛教。其原因是由於禅宗逐漸擺脫了印度佛教傳來時的那種依附狀態，走上了中國化的獨立發展道路。它拋棄了印度傳來的戒律和經典，主張不要累世修行，不要大量布施，不要麻煩的宗教儀式，不要背誦經卷，只要堅定自己的主觀信仰，依靠自己的內心，就可解脫成佛。這種“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性論”，和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性善論”，在思想體系上逐漸走向一致。加上禅宗的某些禅師公然違背佛教經典，強調孝道是成佛的根本，認為違反孝道便犯戒律，這與儒家以孝悌為人之本的倫理學說又完全合拍。這樣，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加以改造過了的佛教禅學，確實和儒家思想更為接近，有了更多的共同點，在某些方面能夠補充儒家思想之不足。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朱熹才注意吸收禅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以充實他的哲學體系的，也正因為朱熹善於利用和吸收佛學思想，才使得他的哲學體系更為細致、嚴密和完整，以致後來被欽定為官方哲學，在宋以後的元、明、清三代數百年中，統治著整個思想界。而曾經風靡一時的禅學，宋以後雖繼續流傳，但比起朱熹的哲學來影響已小得多。這也是朱熹哲學所以能代替佛學而居於統治地位的原因之一。 其次，朱熹哲學中吸取那麼多佛學思想，也與他本人的特殊條件有關。明代中葉的黃绾(1477—1551年)曾在《明道篇》中說：“宋儒之學，其入門皆由於禅。”朱熹就是這樣一種人物。從現存的史料看，朱熹是個博學的人，少年時，他既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也十分愛慕佛學。他自己曾說：“年十五六時，亦當留心於禅。”〖ZW(〗《朱子語類》卷一○四。〖ZW)〗又說自己曾“出入於釋老者十余年”〖ZW(〗《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江無適》。〖ZW)〗，“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ZW(〗同上書，《答薜垅》。〖ZW)〗。他還說過：“喜於釋氏之說，蓋常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之矣。”〖ZW(〗《朱文公文集》卷三○，《答江尚書》〖ZW)〗這說明他在少年時確實跟人學過佛學，並有一定愛好。相傳朱熹在十九歲(1148年)考進士時，行李中攜帶的只有《大慧語錄》一冊〖ZW(〗尤〖FJF〗NF86C〖FJJ〗：《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序》。〖ZW)〗。他自己也說過，那年考試是用一位禅僧的思想做文章“試官”為他“說動”了，“遂得舉”〖ZW(〗《朱子語類》卷一○四。〖ZW)〗。此外，他老師李侗也曾對友人羅博文談起，朱熹曾跟隨過當時名僧大慧宗杲的高徒謙開善學過佛學。李說；“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裡面體認。”〖ZW(〗缪天授：《宋元學案》序。〖ZW)〗謙開善當即是朱熹赴考時用其思想做文章的僧人，故從其學習佛學有一定根據。據說他還參見過大慧宗杲。總之，朱熹在少年時代確曾醉心於佛學，只是在從學李侗之後，才改崇儒學的，他自己講，“某少年未有知，亦曾學禅，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佛學無是處”〖ZW(〗《朱子語類》卷一○四。〖ZW)〗。實際上朱熹受學李侗，改崇儒學，也只是表面上的更換，骨子裡佛學思想仍使他念念不忘。表現在他的著作裡，常用佛學來比擬儒學，而且對佛學繼續有研究。直到晚年，他還涉獵佛書，好談禅學。《語類》裡記載：“先生問書昌：子好說禅，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ZW(〗《朱子語類》卷一一八。〖ZW)〗”其時朱熹年已五十七，尚流露出對禅學的興趣。可見朱熹與佛學，始終有著不解之緣。尤其是禅學，對他以後在理學方面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因此在他的哲學體系中，始終擺脫不了禅學的羁絆。
上一篇：道堅法師：信仰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