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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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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李四龍教授：論歐美佛教研究的分期與轉型
論歐美佛教研究的分期與轉型 李四龍 本文把歐美佛教研究學術史劃為四個階段：一、19世紀20-70年代，是起步階段，確立了以“佛教文獻學”為主導的研究范式；二、19世紀80年代到二戰，是成熟階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與思想解讀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舊英德學派、列寧格勒學派與法比學派；三、二戰結束到70年代，是轉型階段，東亞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在傳統的文獻學與哲學研究之余，兼顧適應國際政治需要的“地區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會史、政治史等領域。四、80年代以來，歐美佛教研究中心從歐洲轉到北美，佛教學術空前繁榮，西方佛教學者置疑他們自身的學術傳統與理論預設，探討佛教與西方社會深度交流的可能。 關鍵詞：歐美佛教研究 布奴夫 學術分期 方法轉型 作者李四龍，1969年生，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西方學者研究佛教，至今已有將近二百年的歷史，湧現了一批鼎鼎大名的佛教學者，也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果，值得我國學者借鑒吸取。關於這段歷史可以參看澳大利亞著名學者狄雍(J. W．De Jong， 1921-2000)所寫的《歐美佛學研究小史》。本文試圖簡要介紹與回顧歐美佛教學者在四個不同時期的主要工作與成果，揭示他們的研究方法的兩次轉型。 一、19世紀20—70年代：佛教研究的起步階段 按照通常的說法，歐美的佛教研究是從1826年法國學者布奴大(E．Burnouf，1801—1852)與德國學者列森(C．Lassen， 1800-1876)合作出版一部巴利語法書開始的。但事實上，在此之前歐美學者已對佛教作過少許的學術研究。 早在1817年，法國人已經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佛教之研究》，可惜該書並未引起大家的關注；1819年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意志及表象世界》初次出版，引到了佛教的內容，他的佛教知識間接地來源於當時有關印度哲學的德文譯本：而俄國人斯密特(I. J. Schmidt， 1779-1847)在1825年的《亞洲學報》(Asiatic Journal)上發表西方的第一部佛陀傳。不過，這些研究並沒有太多地涉及佛教的文獻，即使這樣，在1826年之前已有英國人何德遜(B．Hodgson， 1800-1894)於1819年接受英國政府的委派，前去尼泊爾擔任公職。到1824年，他已搜集了梵文寫經381卷、200多種，成為西方學術界知道有梵文佛典存在的第一人。他撰寫佛教方面的專題論文，後來結集出版，其中包括他在1825年寫作、1828年前後發表在《亞洲研究》(AsiaticResearches)上的論文。布奴大專心研究梵文佛典，這是他1837在巴黎接到何德遜寄贈的梵文佛典以後。由此可見，若把歐美佛教研究的開端，簡單地等同於布奴大“巴利語法書”的初版，未免火之簡略。定在19世紀20年代，應該不會有什‘麼分歧。 布奴大最早奠定—了佛教研究的文獻學基礎，他以比較語言學為利器，同時關注巴利文、梵文、漢文以及藏文的佛典，甚至檢讀錫蘭文、緬甸文和暹羅文的佛典翻譯與注疏。在接到何德遜的梵文佛典以前，他在研究巴利文、阿育王碑文，以及最古老的吠陀梵語，乃至波斯的古典語言。他成了歐洲最先發現和解讀佛教梵語的人。他認為，要想研究印度佛教，必須要以尼泊爾的梵文佛典與錫蘭的巴利佛典為基礎，只有通過這兩類文獻的對比閱讀，找出兩者的共同部分，才能從中發現原始佛教的基本成分。後來他義受歐洲藏學之父、匈牙利學者高露士(Alexander Csoma de K6r5s，1784—1842)的影響，極為關注藏譯佛典在梵文佛典研究方面的重要意義。巴黎是當時歐洲的漢學中心，早在1815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6musat，1788—1832)出任法蘭西學院的首任漢學教授，他所翻澤的我國東晉僧人法顯(?-422)的《佛國記》，1836年在巴黎出版”。該書的翻譯，讓布奴大意識到漢語佛教資料對於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 歐美的佛教研究，最初是所謂“印度學”(1ndology)的附庸。布奴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佛教方面，1844年他山版了《印度佛教史概論》，對佛教文獻作了總體的概觀，奠定了歐美的印度佛教史研究基礎；1852年10月，在他逝世之後5個月正式出版的梵文本《法華經》法文譯本，是歐洲最早的《法華經》譯本，該書所附的21篇附錄，有不少梵文、巴利佛典譯文。布奴夫是“歐洲佛教研究之父”，他逝世後半個世紀，歐美佛教研究起步階段，西方學者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到了大量的巴利文、梵文、漢文與藏文佛典，編纂了相關的語法、辭典，校勘翻譯了一批佛典，在各類科研機構與大學裡為佛教研究爭取到了職位。佛教研究進入西方的學術體制，漸漸成為一門學科。 以巴利佛教的研究來說，1872年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米那葉夫(I.P．Minayeff，1840-1890)出版了歐洲第一部實用的巴利語法書；就在同一年，英國學者切爾德斯(R．Childers， 1838-1876)開始發表他的兩卷本《巴利語辭典》(A Pictionary oF thePali Language)，這是歐洲學者自己編纂的第一部巴利語辭典，是一項裡程碑式的工作。而在巴利佛典的校勘與南傳佛教的研究方面，這一時期的研究並沒有太多重大的學術成果。梵文佛教的研究，在布奴夫之後可以說基本上是停滯不前。這方面最主要的推動力來自後來赫赫有名的“宗教學之父”缪勒(Max Muller，1823-1900)，但他主要的功績還不在佛教方面，他是一位傑出的比較宗教學家與精通梵語的印度學家。 漢傳佛教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基本上還沒有展開，在作為歐洲漢學中心的巴黎，也要到1879年，法國國立圖書館才開始收藏漢文大藏經，有關中國佛教的翻譯與論著非常有限。而有志於藏傳佛教研究的學者，在當時寥若晨星，其中，匈牙利學者高露十雖在30年代既已撰文介紹藏文的大藏經《甘珠爾》與《丹珠爾》，還編了《藏文語法》與《藏英辭典》。但真正大規模的研究，要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 二、19世紀80年代到二戰：佛教研究的成熟階段 狄雍在他的著作裡把歐美佛教研究的第二階段說得非常確切：1877年，主要依據是： 1877年以後，許多巴利文原典得以校訂出版，譬如丹麥學者傅斯堡(ViggoFausb51l，1821—1908)開始出版他的七卷本《本生集》(Jataka)校勘本；佛教梵語文獻的出版數量亦自1881年起大為增加，譬如缪勒接連山版他的《金剛經》、《無量壽經》與郇町彌陀經》的梵文校勘本。嚴格定在1877年，並不是很好的做法。不如把它泛泛地定在19世紀80年代，反而顯得貼切：1880年前後，歐洲的佛教學術界開始顯得生機勃勃，大批有影響的學術著作紛紛出版，而像戴維斯(T．W． Rhys Davids，1843-1922)、列維(Sylvain Levi，1863—1935)、布桑(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1938)、捨爾巴茨基(Th． Stcherbatsky， 1866—1942)、 呂德斯(HeinrichLuders， 1869-1943)對此後數十年的佛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已是現代佛教學術史上的優秀典范。如此繁榮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二戰的爆發。 從19世紀80年代到二戰，是歐美佛教研究的成熟階段。歐美佛教學者仍以文獻學研究為主，歐洲學者此時在西方佛教學術界占絕對的優勢。成熟標志之一—，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不同學派。到1935年前後，歐洲佛教研究已形成三個不同的學派： 1．舊英德學派(01der Anglo-German sch001)：以英國的戴維斯和德國的奧登伯格(Hermann Oldenburg，1854-1920)為代表，主要研究南傳的巴利經典，直至1914年，他們還在向公眾傳播這樣的觀念，“巴利佛教才是原始的、純粹的和真正的佛教”。1933年托馬斯發表《佛教思想史》(E．J．Thomas，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可以說是總結了當時在英國流傳的佛教知識。 2．列寧格勒學派(Leningrad school，即現在的聖彼得堡)：大約形成於1916年，捨爾巴茨基是其領軍人物，他與羅森伯格(Otto Rosenburg，1888-1919)和奧貝米勒(Eugene Obermiller，1901—1935>等共同致力於研究阿毗達磨論藏。他們認為，這些內容要比歐洲學者那種“野蠻的重構”更接近於佛教的原始教義。這個學派試圖給出許多佛教術語的准確意義，譬如“法”、“涅架”等詞。他們的解釋不完全依賴印度的注釋，同時還兼顧藏傳佛教(西藏與蒙古)、漢傳佛教(中國與日本)的解釋傳統。奧貝米勒因此在1931年翻譯出版了布頓的《佛教史》(Bu-ston， History ofBuddhism)，想讓西方學者了解東方佛教徒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佛教史的。 3．法比學派(Franco-Belgian Sch001)：主要由列維、布桑、戴密微(PaulDemieville， 1894-1979)、拉摩(Etinne Lamotte， 1903—1982)等人組成， 以文獻學、哲學分析為基礎，結合民族學、社會學等方法，不再奢望重構所謂的“純粹佛教”，轉而相信佛教的豐富多樣性，試圖發現這一宗教的不同層面、部派或宗派，從而給出更為完整的佛教形象。 二戰的爆發，使得西方佛教研究的學術條件大受限制，無論是科研經費，還是人才培養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隨著一批大師級佛教學者的相繼謝世，一個輝煌的時代在戰火硝煙中結束了。但在此之前，這批大師與他們的學術著作，+已經奠定了現代佛教研究的學術規范與文獻基礎。大量的梵巴佛典得以校勘出版，不斷地刷新西方社會對佛陀與佛教的認識：新出土的中亞佛教資料，一再地掀動歐美學術界的研究熱情；漢譯佛典得到高度重視，對漢傳佛教的深入研究，使得佛教研究不再從屬於“印度學”的范疇。 三、二戰以後到70年代：佛教研究的中心轉移與方法轉型 第三階段，1945—1980年，這是歐美佛教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期，學術中心開始從歐洲向美國轉移。新一代的佛教學者迅速成長，為80年代以來北美地區佛教研究的持續繁榮奠定扎實的基礎。 二戰以前形成的三大學派，此時只有法比學派仍然非常活躍，他們的研究范式普遍影響了當時的西方佛教學者，在戰後的這二、三十年間迎來了他們最為鼎盛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在中國佛學的研究方面，可以說是進入了全盛時期。30、40年代奧貝米勒、捨爾巴茨基相繼謝世以後，列寧格勒學派實際上宣告消亡。二戰早已使英德的學術交流合作成為不可能，舊英德學派已不復存在。 法國學界編輯出版的三本佛學刊物，頗能反映他們當時佛學研究之盛：1．在1928-1958年間編輯的《佛教書目》(Eib]iographie Eoud#hique，v01．1-31)。這份雜志最初由曾任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的培其爾斯基(Jean Przyluski， 1885—1944)主編，後來由著名藏學家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繼任。該刊匯集了歐美以及日本學者有關印度佛教、漢傳佛教以及藏傳佛教的研究論文目錄，文獻價值極高。受二戰的影響，該刊實際篇幅，從1928年到1947年，即第1期到20期，只相當於從1950年到1958年後面11期雜志的一半。拉露的去世使該刊停刊。2．《漢學與佛學叢~J))(M61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比利時漢學研究所(1'Institut Bel~e desHautes Etudes Chinoises)主辦，由著名的比利時佛教學者布桑在1931年創刊。這份刊物是系列出版物，不僅有論文集，而且還有專著，涉及的內容包括漢學、佛學、藏學及蒙古學等，至今已出版28卷。1939—1945年，二戰時只出版一期(第7卷)；戰前基本上是年刊，戰後差不多是3年出版一卷，較多的情況是出版佛學專著。3．《法寶義林》(Hobo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6dique dU Bouddhisme d’apre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japonaises)：這份佛教的百科全書性刊物或辭典，最初由法國的兩位佛教學者列維、戴密微會同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1866—1945)在1'926年發起。1929年創刊出第一卷；1930年第二卷，1937年出第三卷。從1962年起戴密微主持總論，1967年出版第四卷 1978年第五卷，1983年出版第六卷，1994年出版第七卷。創刊的原意是要向印度佛教學者介紹漢文佛典，現在成了研究漢傳佛教必備的佛學工具書。該刊以法文字母為序，迄今所出的七卷，出版到法文字母O。其中前三卷基本是由戴密微一人主筆。 從以上三份刊物來看，戰後法國的佛教學術界，首先是全力恢復戰前的研究傳統，仍然偏重{佛教文獻學的學術傳統。1979年戴密微去世，高產的拉摩1983年與世長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國佛教學術界整體實力，此後，法國最有影響的佛教學者應是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但他後來的研究范圍主要是中國文化史。目前從法國學術傳統培養出來的最有知名度佛教學者，應是傅瑞(Bernard Fauer)，但他本人已到美國任教，治學的方法主要是哲學與文化史的視角，已偏離了佛教文獻學的思路。 德語學者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梵語佛典文獻方面，特別是在中亞佛教的研究保持領先地位。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頂級專家瓦爾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是呂德斯的學生，也是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的老師。他從1965年起編輯出版了《吐魯番的梵文寫本》(Sanskrithandschri~ten aus den Turfan~unden)，這套叢書到2000年共出8卷；1994年德國出版了《吐魯番出土佛典與說一切有部典籍的梵文詞典》八卷，這兩套叢書都是先由瓦爾施密特主持，最終則由貝切特(HeinzBechert)完成。文獻學的傳統與德語國家自身的哲學傳統相結合，在維也納大學，以傅勞瓦爾納(Erich Frauwallner，1898-1975)為首，最終形成了“哲學與文獻學雙軌並重”學術傳統，、這是戰後德語學者最重要的方法論轉型。傅勞瓦爾納繼承了俄國學者捨爾巴茨基傳統，主要研究陳那與法稱的佛教邏輯。弟子也從事這些領域研究，但更偏於文獻學的傳統。當前還在德國學界活躍的佛教學者施密特豪森(LambertSchmithausen)，則較好地繼承了“哲學與文獻學雙軌並重”的傳統，他的《阿賴耶識：瑜伽行派哲學中心概念的興起及其早期發展》，是一部公認的學術經典著作。 孔澤(Edward Conze，1904-1979)是英國戰後最著名佛教學者，他實際上是德國人。他的重點是大乘般若經文獻研究與英譯，這些著作現在是般若經研究不可或缺的學術資料。但孔澤在以注重南傳巴利佛教的舊英德學派，無疑是一個歧出的異類。英國在戰後仍然延續南傳佛教研究的學術傳統，“巴利聖典學會”(Pali Text SocieW)始建於1881年，在巴利佛典的整理與研究論著的出版方面繼續做出重要貢獻。不過，貢布裡奇(Richard Gombrich)等新一代英國學者轉而傾向於關注南傳佛教國家社會史研究。 這個時期藏傳佛教的研究陡然升溫，像意大利學者圖齊(Giuseppe Tucci， 1894-1984)等在戰後非常活躍。匈牙利人高露士雖然早在19世紀30年代奠定了西方藏學的基礎，但這個領域總體上較受忽視。1959年達賴出逃時攜走了大量圖書、檔案與文物，不少國家相繼設立藏學研究中心。60年代以後，藏學研究被列入美國國防教育法案(NDEA)計劃，洛克菲勒基金會還資助了華盛頓大學、慕尼黑人學、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荷蘭萊頓大學等七個藏學研究中心。1961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南亞系設立佛學研究機構，成為全美第一個佛學博二亡學位的授予點，藏傳佛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美國年輕的藏學家，紛紛前往印度等地直接接觸藏族喇嘛，這批人在80年代以後成為北美佛教學術界的骨干力量。 美國在戰後替代英國成為世界的頭號強國，隨之而來的“冷戰”，致使佛教研究服從於國際政治的需要。在學科劃分上，佛教研究在美國不再局限於文獻學、宗教學或思想史，而是兼顧“地區研究”，更多地要從社會史、政治史等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關注佛教在東方社會的功能及其在西方社會的思想價值或政治利益。涉及佛教研究的機構， 自然也如雨後春筍在美國紛紛成立。美國取代歐洲，成為新的學術中心，到80年代幾乎已成定局。 四、80年代以來：佛教研究的多元展開與方法反省 隨著美國佛教研究日趨繁榮，歐美佛教研究的中心地位從歐洲轉移到了北美。80年代美國的中國佛教研究，無論在質上還是在量上都已遠遠超過了法國。有位法國教授無奈地說：“歐洲開始自我懷疑，失去自信，甚至影響到19世紀以來之學院傳統，漢學方面亦須放棄已往之歐洲中心成見，必須重新考慮研究對象，更須自謙、真實與同情。不久，美國大學漢學中心將使古老歐洲研究機構漸漸減色。”北美學者在西方佛教學術界明顯占據主流地位，不少歐洲培養的學者到美國任教謀職，像英國的魯埃格．Seyfort Ruegg)、法國的傅瑞早已是美國學界的著名學者。現在美國每年出版的佛教論著數量超過了歐洲各國的總和，美加地區提供的佛教研究的大學教職及培養的研究生，也遠遠超出整個歐洲。北美這塊新大陸，在老牌歐洲面前表現出它的學術優勢，一邊繼續擴展佛教研究的領地，佛教研究成了一門兼跨人文、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學科：一邊在反省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的佛教研究方法。這就是1980年以來美國佛教研究的多元展開與方法反省，是歐美佛教研究的第四個階段。 北美佛教學術界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學者，研究范圍極其廣泛，包括所有的佛教傳統。北美佛教研究的力量分布明顯合理，不再單純強調印度佛教；南傳佛教，而對漢傳佛教，特別是對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給予足夠的重視，有時甚至超過了對印度佛教的研究。藏傳佛教的研究，持續升溫，湧現了一批優秀的學者。可以參見筆者編寫的《美國佛教研究的近況》。總體而言，70年代是美國佛教研究的分水嶺，美國的學術傳統以社會史或人類學為重要的研究手段。在此之前，美國佛教研究追隨歐洲佛教研究的主流范式，集中於基本典籍的研究與翻譯，傳統的文獻學研究占據主導地位，譬如，佛典校勘、梵巴語文獻整理、教義思想、戒律制度等。70年代以後，以語言技能為核心的文獻學方法仍然很有影響，但大多數學者己不滿足於此，許多新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從而有別於傳統的歐美佛教研究范式。美國學者越來越關注佛教的社會制度、佛教作為一種世界宗教的意義與價值，更多地考察佛教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不單純進行佛典文本與佛教哲學的研究。他們不滿足於把“佛教”當作大學象牙塔裡的一種學科，特別注重把佛教作為一種“活的傳統”，正在形成一種“社會史”或“佛教人類學”的研究傳統。 在解釋學、解構主義、東方主義、殖民主義等各種理論刺激—卜，美國的佛教學者不斷置疑西方佛教研究的學術傳統與理論預設，考慮佛教與西方社會深度交流的可能性。他們認為，傳統的佛教文獻學看似成果輝煌，但西文的佛教譯名迄今還不能充分表達梵語的准確意義，所謂的“校勘本”也不是亞洲佛教徒實際所用的文本，緣此意識到文獻學局限，魯埃格十分明確地說，“歷史學家的實證主義並不總能寫出好的歷史。””80年代北美學界出現的“佛教解釋學”，是想走出實證史學的樊籬。1978年特曼(RobertA．F．Thurman)在《美國宗教學會學報》上發表<佛教解釋學>。但真正稱得上“诠釋意識的興起?，要數1984年美國的 “佛教解釋學”研討會，1988年由洛佩茲(D．S，Lopez)主編出版會議論文集《佛教解釋學》。台灣學者林鎮國稱這場研討會“標示了當代西方佛教研究之方法論意識的再度覺醒”，促使西方佛教學者檢討他們的佛教知識的生產過程，反省自己的研究動機與立場。在過去20年的方法論反省裡，歐美佛教學者意識到，還原“純粹佛教”的想法，本質上是西方學者一廂情願的文化想像，是以西方哲學、宗教、文化的視角審視佛教這種東方“異教”的產物。 這場反省的結果是，西方學者認為，基督教世界應與佛教進行認真的對話與溝通，要從佛教內部融會貫通，尋找東西方思想的契合點，盡可能與他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不少西方學者因此反比東方佛教學者更為強調“修持”在學術研究中的意義。經過近兩百年的學術演變，佛教在西方終於有了對話資格。這既是佛教自身的魅力所致，同時也是歐美學者不懈努力的結果，更是北美佛教學術界在過去20年方法論反省的結晶。 五、結束語 本文所說的四個階段，肯定不是唯一的分期方法。就在筆者寫作此文的過程中，德國佛教學者就提出第二階段是從1900年開始，當年鈴木大拙把《大乘起信論》譯成了英文，在西方出版，使得歐美學者開始重視漢傳的大乘佛教思想。這個分法，筆者覺得不太可取，但它的內在思路是要尊重大乘佛教的傳統。我的這個分期，基本上是遵循狄雍“文獻學”的思路，從方法論轉型的角度考察西方佛教學術的進展與變遷。上述四個階段實際上內含著兩次重要的方法論轉型：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實際上是對所謂“純粹佛教”發生置疑，西方已經了解到“佛一音說法，隨類各得解”豐富的歷史多樣性，意識到若想了解所謂的“原始佛教”，並不一定需要完全依賴南傳巴利佛典，漢譯佛典以及中亞地區出土的說一切有部經典，同樣具有相當的歷史可靠性和理論權威性；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西方學者超出了傳統的佛典文本研究，嘗試著以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或民族學等方法去研究佛教的文化史或社會史，這是伴隨著時代的劇變而導致的學術范式大轉移。第四階段，實際上是第三階段的展開與延伸。 (責任編輯 李建欣)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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