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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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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聖凱法師：僧教育的四個層面
僧教育的四個層面 佛法強調兩條原則––契理與契機，契理就是要繼承，要求我們深入經藏，對古德們的學修進行系統地學習、研究與整理；契機就是發揚，就是把佛法的精神與當今的社會現實相結合，對當今社會思潮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應對的方法與模式，即新型的佛教表現形式。我們也是基於契理契機兩大原則對二十一世紀僧教育提出一些自己的構想，希望對新世紀佛教教育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一、格提升與人格完成 佛法是以出離世間、斷惑證真為根本，培養清淨、超凡脫俗的出家人是僧教育的目標，這就體現在僧格的提升與人格的完成。作為住持與弘揚正法的擔當者，出家人從其自身宗教感情與佛法修證所體現出來的形象與氣質，是佛法的體現與攝受眾生無形的力量，這就是一位出家人應有的自信、自尊、自重。我們許多出家人由於自身素質的低下及種種社會原因，在內心世界中根本就沒有作為人天導師的信心，沒有體會到作為一名出家人的尊嚴，尤其在政府官員及社會賢達面前更是阿谀奉承、低三下四，將自己從神聖的宗教家降格下來，這樣更引起別人的鄙視。這樣的心態與情形何以化世導俗？何以住持佛法、弘揚佛法？ 所以，僧教育的重心應該是培養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塵脫俗的僧格。無論是在叢林生活，還是在佛學院學習，僧團及佛學院都要每時每刻向後學者灌輸作為一名出家人應有的自信心、自尊心，讓後學者體會到佛法的尊嚴與出家的神聖。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尊重自己，怎麼能要求別人尊重自己？尤其在培養初出家者方面，叢林教育與師徒教育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培養一位出家人應有的法儀、律儀及佛法的基本認識，這也是每一位出家人必須經歷的過程。很多師父收了徒弟後，便著急把徒弟送往佛學院，其實應該留在叢林或者師父身邊，通過日常的行持與嚴格的監督樹立初出家者的行儀與認識。同時，通過佛學院的學習與教育，培養學僧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每一位出家人具有住持佛法的信心與責任。通過佛教史的學習與佛教現狀的了解，使學僧明白“佛教興亡，僧人有責”，作為每一位出家人都有責任與義務使佛法發揚光大。所以，不但要求出家人能夠放眼未來而確定遠大的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現實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這種憂患意識與責任感是促進年輕一代自覺向上最大的動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住持佛法、弘揚佛法都不能離開社會大眾，所以出家人應該在人格上進一步完成。通過待人接物、日常事務既能體現清淨的僧格，又能體現高尚的人格。這樣不但得到社會的尊重，還得到社會的認同與肯定，才能真正弘揚佛法。 二、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 佛教傳到中國最早是以師徒制為道場的導向，後來慢慢演進，又形成叢林道場的集體生活，將大眾的行、住、坐、臥等生活層面與修行層面攝受於僧團的風范中，代表佛教住世的形象。而學院教育其實是延續傳統叢林的集體教育，經過學院式的課程安排，經過系統的學習與培養，成為僧教育的重要形式。 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有許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近年來佛教界提出“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的口號，以叢林教育補充學院教育的不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二者的區別，尤其在叢林道風日下的今天，二者的差別更是明顯。應該說，一座道風優良的叢林是最好的學校，一個能夠安心見性的禅堂是最好的教室，一位三學增上的師父是最好的老師。叢林教育是師徒相授為基本，以叢林道風與大眾的攝受力，其影響與教育是無形的、深遠的，對於一名初出家者來說，對佛法信心的培養、威儀及日常行持的訓練都是不可代替的。但是，明清以來，許多禅宗祖庭大都忙於經忏佛事、旅游服務等方面，已經失去了其教育的一方面。一些年輕人剛出家，便淹沒在“叮叮當當”的佛事中，根本沒有時間學習與修行，就談不上什麼培養與教育了。 學院教育本身是受西方學校教育的影響，重於知識的傳授，而中國佛教的學院教育從建立發展到今天，一直命運多蹇，缺少正常健康的發展機會。但是，學院教育的優點非常明顯，多元化的知識訓練，系統的學習，視野與心胸比較開闊，對於改善知識結構與提高素質等方面有明顯的成效。但是，學院教育本身注重知識的傳授，同學的團體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攝受，學院式的開放生活對於一些自覺性較差的出家人來說缺乏攝受力，所以對於信仰的提升與修行的進步又會帶來一些影響。 因此，如何解決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的矛盾，是我們新世紀發展佛教教育的重要課題。雖然佛教界提出“學院叢林化”的口號，但是本身的可操作性比較困難，因為學院教育本身時間很短，目的性很強，不可能將叢林生活全部引入學院生活。所以，對於每一位出家人來說，至少有三年以上的叢林寺院生活經歷，接受叢林道風的熏陶，首先成為象模象樣的出家人，然後再進佛學院學習。而現在許多佛學院招生時，都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甚至許多是剛出家沒有幾天。佛學院保持基本的叢林生活如早晚課、過堂、誦戒等，讓學生擁有更多的時間用來學習。佛學院畢業後，畢業生回到叢林中，將所學的知識運用於叢林生活中，這樣修學便能相得益彰。 在二十一世紀佛教的發展中，其實加強叢林的道風建設是至關重要的。一些有條件的叢林完全可以建成具有專門特色的學院，如律學院、禅學院等，突出以實踐行持為主，以理論學習為指導。律學院專門講授戒律，弘揚佛教戒律的精神、開遮持犯，並且通過日常的持戒及作法，培養傳戒、講戒等戒律專門人才，對於扭轉戒律不振、傳戒不如法等現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禅學院是以禅堂的禅修為主，通過講授有關禅學理論，造就真正解行相應的禅修專門人材，這是對佛學院通才教育及現代教育的有力補充，而且能夠為佛學院培養一些專門的人才，如講授戒律、指導禅修的老師，也能為佛教界輸送這樣非常需要的人才。 三、禅修教育與理論教育 在學與修關系上，佛教界一貫強調“學修一體化”，但是到底什麼是年輕學子的修行？有些認為早晚上殿、半月誦戒便是修行；有些認為佛學院的學習便是修行，因為聞思正法本身便是定慧的修行。由於理解上的差異，所以對於貫徹“學修一體化”造成很大的困擾。 從時代的需要、青年學子安身立命的要求及佛法修行本身的特點來說，我們認為對於後學者最重要的修行是“禅修”，並不是早晚功課、念佛等等。隨著人類精神需求的進一步提升，對佛法的修行法門將會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中國佛教中，最能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饑渴，安定人類的心靈，能糾正當前佛教在修行上的誤區，應該是佛教的禅修。太虛大師曾經說過：“中國佛教特質在於禅”，禅修主要啟發學者在心性上的體會，容易引起切身的感受，增強學人的信心，才能煥發出作為一名出家人應有的法喜與寧靜。禅修對於修證法門缺位的現代佛教來說，是振興佛教的核心與重點。對於化世導俗來說，提倡禅修具有時代的對治性與因緣性，禅修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氣功的盛行，充分說明現代人對禅修的迫切需要。 禅修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如何進行禅修的教育則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自從漢魏時期小乘禅觀開始傳播，各種禅法在中國都得到廣泛地流傳，到了隋唐時期發展成為兩個較大的禅觀系統––天台止觀與禅宗。天台禅法體系完備，但是境界太高，教理繁雜，很難普遍展開；禅宗由於明清以來的沒落，逐漸失去其應有的地位，除了少數幾座禅宗寺院仍然堅持禅堂坐禅、打禅七，許多禅宗祖庭已經成為經忏道場、觀光勝地。這樣，對進行禅修教育帶來很大的困難。但是，我們仍然必須看到禅修傳統在中國的流傳，有許多禅宗大德值得我們去親近，這對我們進行禅修教育帶來一些方便。 進行禅修教育的首要手段便是成立禅學院，專門從事這方面的培養與教育。禅學院是養成禅修專門人才的地方，所以它的課程設置應該較為簡單，主要是有關禅修理論的學習，培養僧伽關於禅修的正知見，引導學生進行禅修實踐，磨冶心性，開發智慧，培育解行並重的僧才。同時，禅修的學習與實踐不僅為了自我的修行，應該將禅修法門推廣到社會，所以在禅學院開一門心理學的課程是十分必要的。通過對心理的分析，也有助於在禅修過程中能觀察自己的心理狀態；同時，也能在弘揚禅修時候，幫助信徒解決心理困惑，指導別人進行禅修。在大陸，其實建幾座禅學院也是十分有基礎的，如那些禅修風氣非常好的寺院，只要將那些在禅堂整日坐禅的僧伽召集起來，進行禅修理論的學習，就能達到禅修教育的一般目的。 另外，便是將禅修教育納入佛學院系統，開設有關課程，如天台的《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六妙法門》、《四念處》，南傳的《清淨道論》是很重要的禅修指導典籍，禅宗的《六祖壇經》以及“參話頭”、“默照禅”等修行理論，有系統地介紹給青年學僧。同時，請禅修大德向學僧介紹有關禅修的實踐方法，有系統的、有次第地引導學僧進行禅修實踐。佛學院應該每天安排一至兩個小時讓學僧進行禅修，有條件的話，每個學期打一次“禅七”。 禅修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以禅修為佛法修行的主要途徑，但是在眾多的禅法中，應當如何進行系統地學習與實踐呢？所以建立一套系統的中國佛教禅法是當前僧伽禅修教育的突破點。而此禅法的建立，絕不是憑空而構想，將歷史上或其他系統的禅法不加選擇地拼湊在一起，而是通過對每一種禅法的實踐，從體驗中對每種禅法的入手、定境、定體、心性、轉進、歸趣參照聖教量進行詳細地說明，讓後來者有徑可尋。並且對每一種禅法的實踐與說明，考察當今社會眾生的根機，而相應地制定出一套或幾套具有對治性的禅法，使現代人不至於面對眾多禅法而無下手處。 四、學術研究與弘法教務 作為佛學院來說，我們最好能夠培養出十全十美的當代高僧，既能從事學術研究，又能從事弘法教學；既能管理寺院、教務，又能如說而行。但是，作為一個人的一生來說，由於其天賦、愛好、基礎、精力等各個方面的不同，勢必很難成為全材。二十一世紀作為多元化的時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對人們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所以社會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各方面專家，佛教也同樣是如此。所以，隨著社會與佛教的發展，佛教界必須提供一種寬松的環境，讓各種人才都能自由的發展。在佛陀時代，佛陀的十大弟子各有他們的特殊點，不可能都象佛一樣，或象誰一樣，每位弟子各有自己的才華與興趣，所以他們才能成為各自的“第一”。多元化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佛教，佛教的多元化發展來自多元化的人才。 所以，佛教界的前輩大德應該引導具有一些特殊才能的人才在各自領域中發揮各自的作用，盡量減免人才錯位而造成不應有的浪費。如一位具有學術研究的出家人，我們應該提供給他安靜的環境、豐富的藏書、充足的時間來進行佛法的研究與探討；一位具有弘法熱情與才能的出家人，各地能夠經常邀請他來進行弘法活動，如此等等。在佛教界現行的用人機制中，經常會出現“全才”的現象，如一位學識、道德都很好的出家人，領導們便以為他肯定能管好廟、搞好對外交流，其實不然，反而引起他既不能從事學術研究也管不好廟的結局。所以，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用好人才是相互聯系的環節，則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雖然人才的成長有其自身的內在因素與規律，但是作為佛學院，有責任與義務加以引導與培養，所以在課程設置必須花很大的功夫。初級佛學院所能提供的便是一種基礎的訓練與基本的認識，還談不上一些專門教育。到了中級佛學院，就應該多多注意開設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務等方面的課程，如清規與叢林制度、佛教經濟學、佛教史、佛教與現代社會、宗教政策等。四年制的高級佛學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則側重於學術研究人才與弘法教學人才的培養，所以在前兩年開設必修課程，後兩年則多開一些選修課程，如佛教教育學、佛教心理學、佛教文獻學、佛教哲學、佛教邏輯學、演講與寫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語、日語等。其實，真正一位學術研究人才與教學人才，四年的學習遠遠不夠，所以三年的研究生是必須的，在這三年中加強本身專業的訓練，還要注意吸收國內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語言的學習與運用。 上面這些是我們對佛學院培養專門人才的一些設想，其實引起佛教界對專門人才的重視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弘法教學人才與學術研究人才，這是我們目前佛教界最缺而且急需的人才。對於弘法教學人才的缺乏，佛教界是心理明白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狀態。全中國這麼大的地方、這麼多的寺院，這麼多的出家人，可是經常講經、舉行講座的道場有幾個呢？能夠上台為大眾說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我們的寺院整天忙於經忏佛事、旅游接待等事務，很少舉辦講經弘法法會，這樣自然不利於弘法人才的培養。同時，佛教界由於自身的底氣不足，對海外的法師有種“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偏好，大量復制一些海外法師的音帶、錄像帶等，可是對國內法師的弘法資料熟視無睹，無形中對國內年輕法師的成長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其實，扶持這些年輕法師的成長才是真正的弘法，是我們二十一世紀弘法事業發展的希望。 弘法是一種傳統佛教現代闡釋的過程，尤其體現佛法契理與契機的宗旨。契理就是要對傳統的佛法加以正確的理解，契機就是要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機，所以要對社會與時代冷靜地觀察，能夠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一種清涼劑。所以，弘法人才要對佛法有深刻的信解，還要能通曉一定的世間學問，只有融通世間與出世間才能達到弘法的效果。自古以來，佛教的高僧大德無不是佛、儒、道兼通的大家，對世間學問都有很深的理解與造詣，連世間學者都自歎不如。但是，由於近代社會教育學科分科的精細，再加上出家人本身所受的社會教育的不足，佛教界很難湧現出世間佛法與世間學問兼通的大家。但是，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著忽視世間學問的傾向。其實，對於出家人來說，擁有深厚的世間學問基礎，對於理解佛法、弘揚佛法有著無比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紀，如何用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機而闡釋佛法，已經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環節，就是掌握相當的世間學問，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契理契機地弘揚佛法。 佛教界自從八十年代開始興辦佛學院以來，已經經歷了二十年，但是在全國佛學院仍然存在著師資力量普遍缺乏的狀態，這對我們佛教教育的發展構成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在建設教師隊伍上應該花大力氣，將最優秀的學生留下來，給予專業上的繼續培養，同時還要加強教育學以及教育心理學的學習，使他真正成為一名合格的老師。同時，佛教界應該建立教師晉升制，社會學校有等級晉升制度，激勵年輕的教師繼續努力，而佛教界並沒有在待遇、稱號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師在佛學院任教，他有可能從講師、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並且在待遇方面發生一些相應的變化；而出家的法師則永遠享受“法師”稱號帶給他的“殊榮”，一生為法師，其待遇則變化不大。這種情況會給出家法師一種什麼樣的心情？雖然出家人不需要這些東西，但是也體現在這方面的不平等，這樣怎麼能留住法師從事教育事業呢？所以，建立教師晉升制以激勵年輕法師從事教育事業，是在教師隊伍建設上的重要舉措。 如果說佛教界對弘法教學人才是一種心裡明白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那麼對學術研究人才則有著雙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對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覺得學術研究有其價值與重要性。所以，佛學院雖然有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的目標，但是並沒有開設必要的課程加以提倡與引導，於是造成了學術研究成為社會學者專利的局面，這樣無形中抑制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要改變佛教界目前學術研究薄弱的狀態，必須厘清三個觀點：第一，佛法的“義解”與學術研究的區別；第二，學術研究對佛教的價值；第三，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義。 如果說佛教學術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論師時代，而中國義學的興盛則說明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從歷代僧傳的體例來說，“義解”排在“譯經” 之後，“習禅”、“明律”之前，可見學術研究在中國佛教的地位及其重視程度。但是，近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受到歐美風氣的影響，采取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對佛教進行理性地分析。所以，佛法的“義解”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具有明顯的差異：第一，目標上的不同，學術研究主要偏重於思想理論體系的分析、歷史考證，以其本身作為目標；而佛法的“義解”則是通過闡釋與探討而作為修行實踐的指導，所以“義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階段，而最終是進行實踐修證的。第二，在思惟方式上的不同，學術研究是將佛法作為一種對象進行客觀化的處理，只能是一種“同情地理解”，而且佛法本身有其不共世間的勝義谛，如佛菩薩的存在、淨土、神變等，無法用世間的方式研究其存在性及真實性；佛法的“義解”與佛法之間並無主客之分，“義解”是弘揚佛法的一種手段，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間與不共世間。 雖然佛法的“義解”與學術研究有其差異性，但是學術研究作為一種工具，只要能夠恰當認識學術的價值及其有限性，學術就能發揮其功能。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佛法有其尊嚴的地方，學術有其尊重的地方。學術研究利用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不斷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資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優越性。其次，通過學術研究，使佛教的思想體系與歷史發展脈絡更加清楚，無形中提高了人們對佛法的認識。最後，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學者本身是社會的菁英，對社會了解非常透徹，其思想觀點往往能夠補充僧界的不足；同時，他們作為佛教界與社會溝通的橋梁，銷融轉化佛教的思想，向社會宣達佛教的看法。所以，加強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合作，對於推動佛教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意識，於是花很多錢將知名的教授、學者聚集在一起舉行研討會，或者培養一些研究生。但是，佛教界對本身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則看法不一。其實，出家人從事學術研究，有其本身的優越性，出家人對佛教的教義及儀軌方面非常熟悉，在修持方面有所體會，因此在這方面的研究會比社會學者具有優先性。同時，由於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無疑對佛教地位的提高與改善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出家人以其自身的信仰與學識，通過與學術界的對話與交流，也能影響學術界對佛教的理解與看法。在全國這麼多的出家人中，總會有一些對學術研究抱有興趣，所以鼓勵與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由於目前佛教界在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許多年輕的出家人紛紛出國留學攻讀學位，從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大學裡已經出現了不少中國出家人的身影。另外，有極少數出家人進入國內大學繼續接受大學教育，這也是僧教育的一種開放式途徑。隨著佛教的發展，將有更多的出家人湧向大學，但是佛教界目前並沒有一種機制對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甚至還加以反對或排斥，這對改變人才流失的現象是非常不利的。雖然出家人進大學讀書，其動機與結果不一，或為導正社會而取得認同，爭取社會的發言權；或以世間的學位為自己爭取名利，以世俗法以有別於同道；或為還俗開辟一條道路，等等。但是，作為教育的一種方式，佛教界必須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支持，因為這些人的成長畢竟會影響到佛教。 佛法提供給我們每一位佛弟子是一種清淨的智慧。所以，對於僧教育我們應該有一種智慧的眼光，看清現實，改善提高。僧教育作為全佛教界的共同事業，就需要我們每一位佛弟子去關注，去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職、在佛教界具有非常影響力的高德大德，更應該具有非凡的視野與心胸，將佛教教育事業提高到核心的地位。這不是整天說“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是培養人才”，而是真正將我們整個佛教界的的重心轉移到教育事業上來，少修一兩尊大佛，少建一兩個大廟，將真正的“大佛”塑造在每一位人的心中，將正法永駐人間。否則的話，“培養人才”可能永遠是“第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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