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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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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妙華法師：佛教信仰與經濟生活
佛教信仰與經濟生活 中國佛教協會教務部副主任 妙華法師 佛教信仰顯然屬於精神范疇，經濟生活跟我們的物質生活緊密相連，二者表面看來好像是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實際上佛教信仰時時刻刻貫穿在經濟生活之中——每一個信仰佛教的人，在自己的經濟生活當中要體現出自己的佛教信仰。信仰佛教者在經濟生活中給自己定好位，落實好自己的信仰，使我們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兩方面都成為一個健康的人，過一種高質量的生活方式，使未信佛法的人能夠從我們身上生動形象地看到信仰佛法的好處，所以我超能力地選了這樣一個非常有現實意義的話題。經濟是一個完整、系統的學問，我對經濟問題只有一些感性的認識，還不能上升到一個理性的高度。雖然我自己還沒有把這個問題完全想清楚，但不妨拋磚引玉，利用今天這個機會把它提出來，供大家思考和研究。 我認為佛教信仰要落實在我們的經濟生活當中，首先就是每一個學佛的人要用我們發達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去創造財富。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如果你不能創造財富的話，客觀上就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消費者。我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從出生到20歲屬於消費階段，從20歲走上工作崗位到60歲這40年間，消費的同時還在創造財富;從60歲以後又屬於消費階段，如果在年富力強的40年或者30年間，可能有的人20年都不到，我們不能夠用心智和雙手為社會創造財富的話，那麼社會總財富就會下降，最後導致貧窮，從而誘發一系列社會同題，危害我們的身心、家庭、社會。 在過去的歲月裡，由於關於宗教的正面宣傳一直比較少，很多人就錯誤地認為，出家人是寄生蟲，是社會的負擔，是消費者，有的營員也有提出類似問題。他們的誤區就在於沒有真切地認識到出家人也在創造巨大的財富。財富，在社會學裡宏觀地分成兩類，一類為物質財富，一類為精神財富。物質財富解決衣食住行。溫飽問題解決以後，人就要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信仰——對佛教徒來說當然就是佛教的信仰。出家人創造的就是精神財富。一個社會離開了精神財富，其發展必然會是畸形的，物質文明也不能長足發展。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間有一種全方位的交換關系。對於一個修行人來說，他如果能夠把這兩方面巧妙地、合理地體現在自己身上的話，那麼對於佛教的發展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們要用智慧的頭腦和勤勞的雙手去創造財富，使我們不要在客觀上成為一個社會的消費者；如果一個人不積極創造財富，就剝奪了自己的生存權，那是恥辱的人生。一個民族要依賴於另一個民族或其它國家救濟生存的話，那麼這個民族就有可能被開除球籍。如果我今天對一些社會問題的認識不能夠超前，對佛法的體悟不能夠達到一個高度，那麼我就寸步難行了，因為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在精神范圍內我必須做出超前的思考和探索，只有這樣在社會生活當中才能體現我的人生價值。生活需要財富，但確實有一些信佛的人未信佛時可以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信佛以後反而對財富的認識產生了偏離，影響了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所以急需了解和樹立正確的佛教財富觀。 佛教徒要有良好的社會風貌，在社會上出現就要有很多的觀念需要擺正。這在佛法當中叫做正見。對財富問題我們也應當有一個正見，使佛法的信仰和經濟生活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在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夠體現出我們是一個佛教徒，有佛教徒的智慧和慈悲、平等，把所有的教義變成當下的行動，佛教才具有了廣泛的社會意義。如果說這些教義和教理僅僅是在佛學院的書本上，在禅和尚的嘴巴裡頭，在講經的法會上，而不能夠滲透到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不能夠作為一種普遍的法則在人們生活當中去運用的話，它的意義就不大了。因此，本來佛教是一個大眾的佛教，是平民的佛教，它不是某幾個人的專利產品，從來也沒有貼商標說，佛法僅運用在寺廟當中。在東南亞國家，佛教就是一種文化，它的信仰已作為全民的一種生活准則，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在我們廣大的漢族地區，講到佛教就會誤想到寺廟、尼庵、和尚和尼姑，覺得佛教就是這一群人的事情，是“紅塵”之外的事，與社會生活是脫節的，與大部分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因此，怎樣把佛教的理念化為一種具體的社會生活，尤其是體現在我們具體的經濟生活當中，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昨天在宜昌的飛機場和幾位法師在一起，我講到東南沿海經濟非常發達，那裡的法師有電腦、有方向盤、有高等學府的文憑。那麼有的法師就說了，金錢和毒蛇差不多，有了金錢出家人就無法修行了。我就說，科技也好，金錢也好，它只是一種工具，問題不在於擁有多少財富，要看這種工具掌握在誰的手裡。比如說鈾，如果用它來造原子彈，並且掌握在那些沒有慈悲心的人手裡，可能是全世界的災難；但是如果用它來發電，就是造福於人類的。在我們身邊還有很多失學的兒童，乘船坐車的時候經常可以見到，他們在擺小攤做生意，我向他們為什麼不上學呢，他們說沒有錢。假如說我給他300元，就可以解決一年的上學問題。如果一個人具有菩薩的願力、智慧和慈悲心的話，我希望他能夠掌握高科技，我也希望他能夠擁有財富。像我們現在舉辦這個夏令營，如果沒有那些既信仰佛法又擁有財富的人，如果他們不發心的話，我們大家很可能是天涯海角，不可能聚在一起，因此，金錢、科技只是一種工具，由於信仰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往往會從主觀願望出發，回避現實問題，想當然地認為這些東西有害於我們的修行，那麼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掌握它的主體——人。淡泊名利，放下對財富的執著，並不等於放棄對財富的合理運用。 我常常想：假如佛教徒都以貧窮為光榮，那今天的社會將不容佛教的存在。佛教徒應當成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卓越生產者、創造者和擁有者，只有這樣才會成為利益大眾、服務社會的榜樣。如果我們對阿含類的經典和大乘佛教的經典、對佛陀的思想、說法、教化進行概括，我們就會發現，佛陀對於財富的論述包含在八正道、四攝六度、六和敬當中。 四攝當中的第一攝就是布施，布施可以說在現實社會當中是佛教徒救度眾生的最快捷方便的快船。布施當中第一個就是財布施，那就要求佛教徒首先要擁有財富，用財物對社會進行布施是我們弘法、利生、救度眾生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是當下的、是直接的。它可以救人於水深火熱之中，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一個有佛教信仰的人如果自己都不能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又何以給人以財富呢？如果說你只是社會的一個消費者、不擁有財富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具體地把這種慈悲和智慧在社會當中體現出來。 布施是雙向的，長期以來在佛教界造成一種態勢，好像出家人就應該接受別人的供養，那麼隨著佛教的中國化和大乘佛教的弘揚，我們對於布施的雙向性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佛教歷來就有施醫施藥、救濟貧窮、福利社會的傳統，比如，寺廟積累了十方的淨財，作為集體共有的財富，在十方的勞苦大眾需要的時候，它就以佛法精神的方式布施於社會，形成一種雙向的交流，良性循環。這本身對社會的貢獻是其它團體所無法代替的。近幾年佛教有很多寺廟搞希望工程，大概這20多年來以中國佛教協會號召中國佛教界向災區捐款的數字有幾千萬。那麼這幾千萬對於那些失學的兒童和受赈的人來講，是當下的實惠。香港和台灣的佛教徒在安徽赈災的時候，他們直接買了被子，買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一個個送到那些災民手裡，那些災民都痛哭流涕。他們感謝的不是這些穿著圓領方袍衣服的僧人，他們從中感受到了佛法在他們最困難時候所給予的溫暖。我覺得在社會生活當中體現的這種救濟的行為，本身就是對佛法最好的弘揚，非常生動形象和具體。一種理論貫穿到實踐當中總會有一個過程，而在財布施的過程當中就忽略去了很多中間環節，是非常直接的。這一切無一不建立在豐厚的物質基礎之上，因此佛教的信仰者和佛教的團體必須對財富要有一個清楚的認識——貧窮的佛教不是佛教，貧窮也不應是佛教徒最佳的選擇。 我這樣的結論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是我在和很多的佛教徒接觸當中感受到的。我發現他們以沒有工作、以貧窮為光榮，因此我感到非常痛苦。當他坐在我面前津津樂道談起：我要辭去工作到山林裡去修行，我認為錢這個東西很害人，我不想再要錢等等這些話的時候，我就會為他感到很痛苦。我覺得佛法本是濟世的良藥，結果在他這裡變成了毒藥。因此他的家人看他怪怪的，他的對象覺得他得神經病了，社會感覺到最好不要和這種人交往，他會成為負擔。當然，對於個人的修行，你盡可以抱定安貧守道的准則，但對於家人和社會，你卻不能夠用安貧守道、饑寒起盜心作為依據。只有積極地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和義務，擁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才能夠生動地體現出信仰者的客觀利益。我們身邊的人最會從我們優質的生活目標中獲得信仰的力量和信心。因為人們對於信仰一類的問題最容易從現實出發去提出問題，尋找答案得出結論。如果一個信仰者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生存能力，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信佛使人貧窮，沒有人敢信佛。如果佛教貧窮，修道和弘法只能夠是紙上談兵，更談不上發展，這些都是我思考的結論。就拿今天的柏林寺來講，如果沒有幾千萬元作為財富積累，就不可能有今天現代化的設備，而且你們也不可能免費。如果是公司辦的話，你們可能每人要收600元錢的，因此這種物質財富的擁有無不體現在出家和在家的生活當中。 我們要深刻地反求諸己，常常要反何自己：我們對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創造了什麼？如果我們做出了這種獻身和創造，我們就無愧於心。因為我並沒有單純地消費社會，我同樣以一種方式，以文化的方式、思想的方式、精神的方式創造了財富。因此我是磊落的，不在乎別人的評說，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從宏觀上來講，我們應該給社會的勞苦大眾精神食糧，然後社會以物質財富的形式和佛教形成一種交流。在今天的經濟社會，寺廟要實行自養，要用自己擁有的財富，從十方來，再到十方去，比如說施衣、施藥、扶危濟困、希望工程，把佛教的慈悲思想通過具體行動體現出來。 因此，佛教徒布施的前提是要擁有財富，如果沒有財富，那麼布施就是一句空話。而且社會上的人生活在一種物質的社會當中，他最容易從針頭線腦的、具體的經濟利益當中感受到佛法的好處。那麼如果說，佛教徒都很貧困的話，我們的慈悲心只會成為一種理論而無法在生活當中表現出來。 六和敬的“敬”，就是要求每一個信仰者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要有一種敬業精神。在有些團體當中很多事情做不好，自然有其社會方面、管理方面的原因，但從每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出發，就會發現我們都缺乏一種敬業精神。那麼在講到敬業精神時我們不得不提到日本民族，比如說出租車，坐墊、椅背上的白布總是干干淨淨的，司機的客氣是從骨子裡遺留下來的。如果你不下車坐在車上閉目養神的話，他不會把你攆下車。而在中國由於近十多年來片面地強調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了一種民族精神的整體建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傳統的東西被粉碎了，而具有現代價值觀的道德倫理思想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常常碰到不擇手段牟取暴利等現象。 昨天我就碰到了這樣一件事。我們乘坐的總統客輪在三峽工程那個地方不能夠通航，我們就下來了。兩個老法師都80多歲了，於是我們就搭了一輛出租車。上車之後發現那輛車沒有計價器，沒有出租牌照，但是你非坐不可，因為他獨家壟斷經營，不然就得走路，可一坐你就上了賊船了。我問：你的車為什麼沒有計價器呢？他說:我們這一帶的車都沒有計價器。我問：從這兒到機場多少錢? 他講：150元。我算了一下賬，心想我們一共5個人，平均下來還說得過去，還可以安慰一下自己的靈魂，就上吧。上去以後開出不到10裡地，他把我們撂到一個城鎮，說：你們下車搭另一輛出租車，那輛車有牌照，可以進城，我沒牌照，不能進城。我說：“你這個人怎麼一點職業道德都沒有啊？我們不下車，我這個和尚今天就賴在你這個車上了！”他就對窗戶外面的幾個人說：“下來打這幾個和尚！他不給錢就不讓他走，把他的東西搶了！”我們每個人在乘船坐車、對外交往的時候都會碰到這樣一些財迷心竅的人。他們為了一點點經濟利益不惜一切手段去傷害別人。而一些有教養的人，文明程度高的人遇到這種情況確實束手無策，使人感到在這種社會中生活很惶恐、很窘困、很無可奈何。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法治，要用法律條款或規則來規范人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我們人是生命的有機體，他每天在社會中面臨方方面面的交往，完全用法律來規定人的行為能行嗎? 在宏觀上來講，法律確實有一種震懾力，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納入規范化的交往當中。但是法律無法完全來制約一個人的行為。那麼我想，如果把佛教的六合敬中的“敬”凸現出來，每一個人都有職業道德，有敬業精神的話，那麼這個社會就會祥和許多。 在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我們會發現就連打掃廁所的人，也都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做得非常細致，他們的敬業精神讓你無可挑剔。我覺得那就是一種菩薩道的實踐。走在韓國的公園裡，如果你口渴了，舉目看去，在離你四五十米遠的地方，必然有一個自動售貨亭，你就能喝到水。如果你吃了一根冰棍，要丟棄廢紙，自然就會找到一個垃圾箱。那麼在我們生活的城市當中，要找一個果皮箱，有時候大概得跑幾裡地。這是現代生活中的一件區區小事，為什麼做起來這麼難呢？我想，可能就是缺乏敬業精神。我們佛教徒要把六合敬的“敬”體現在我們的工作、學習和家庭生活中，我覺得這可能比多讀兩本經、多講一次經都要重要得多。因為現實社會的人，正像太虛大師所評價的，他很少關懷佛教的義理，而是更關注你在做什麼。一個僧團的整體形象，一個可信佛者所表現出的社會風格更具有說服力，更具有直觀性。 在六和敬當中有一個“利和同均”。它反映出早期佛教就關注到了我們的經濟生活，關注到了經濟生活對僧團的重要性，大家可能會說，利和同均就是一個饅頭，八個人分成八塊。實質上不完全是這樣，利和同均的“均”它還包含著公平分配，比如在我們今天的經濟生活當中，幾個人合伙做一項事業，做成以後就有一個財產的分配問題，那麼在分配的時候我們要根據你創造財富所付出的努力，使財富的分配與之達到均等。現在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與財富的分配有關系。 有一點需要指出，因為佛陀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他是人類的導師，他更注重關懷人的精神世界。但是這並不能夠說明佛陀忽略了現實何題，或者說對現實問題沒有結論。這就是我們要善於從經典當中吸取佛陀思想的地方。 在《金剛經》當中，佛陀在打比方的時候，以擁有三千大千世界財寶做布施的人來比喻。經的言外之意就透露出佛陀對現實人生財富問題的一個極大的關懷。他為什麼不以別的東西打比方而要用七寶和擁有財富的布滿三千大千世界去比喻呢？他對財富是關注的，他看到了現實問題，看到了財富對於現實人生的重要性。 在《維摩诘所說經》當中，維摩诘居士就是一個擁有財富的人，他不是一個貧窮的乞丐。如果他是一個貧窮的乞丐的話，他的不二法門別人就不能生起信心。因為他是一個大富長者，他出入於酒館鬧市。他和那些富人交往的時候體現了佛法，所以那些人才能賓服於他，稱臣於他。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沒有工作，吃了上頓沒下頓，坐公共汽車5毛錢都交不起，坐在上面逃了票還大給人們講佛法，別人會用什麼態度來對待你，會用什麼眼神來看待你？如果你擁有財富，並且能夠用佛法四攝六度的思想、慈悲智慧平等的教義貫穿在你對財富的支配當中，那麼你可想而知別人會用什麼樣態度來對待你。當然，這不僅僅是社會如何來對待我們的問題，而且是在我們身上能不能體現出佛法的福慧具足。這非常重要。社會對佛教產生了很多偏頗的認識，也是與我們沒有把很多深刻的社會問題和佛教信仰掛鉤，信仰者本身不能夠在社會上很好地體現佛法有著直接關系。那麼，一個在家信佛的人，具有富足的精神生活，如果他同時擁有財富，又在社會生活當中樹立起一個大願大行、大慈大悲的菩薩形象，社會上的人就會直接從我們的身上感覺到佛法的魅力。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財富觀，對財富支配的態度。那麼我們認識了佛教和信仰佛教的人應該以佛教的信仰作為我們的財富觀。我剛才說到理想主義者很容易將財富看成是壞東西，或者說它是毒蛇。甚至一些經院哲學者不從佛教的現實出發，而只是從教義教理出發，從佛教緣起性空的理論出發，將其教條成一種頑空，蔑視物質世界和財富，看不起現實社會物質和財富的擁有和發展，那麼在佛陀的思想當中把這種思想稱為頑空，就是斷滅見。這種斷滅見會導致社會生產力的下降，導致人的世界觀消極厭世，這在我們的物質生活中是要不得的。 我們說財富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說對待財富用頑空或斷滅見，僅僅用緣起性空中“空”的理論片面曲解地去認識，就會造成我們信仰和現實的脫節，使信仰和現實生活充滿了矛盾，使我們對於財富的觀念在現實生活中淡化。因此在這裡，我們講到財富觀的時候，重點強調了財富對於生存的重要性，不要把信仰和現實生活的距離拉得非常大，造成強烈的反差。 當然，功利的信仰和信仰的功利本來就是東方信仰與生俱來的通病。這句話大家也許還不能夠理解，就是說東方的信仰帶有很大的功利性，這是宗教學從信仰出發研究得出的一種結論，也就是說我今天到廟裡來燒香拜佛我要得到當下的利益。比如我要觀世音菩薩送我一個兒子；要求個平安，保我發財……，從這些現象我們就概括出來這種想法是非常功利的，它和信仰那種實質性的精神思想相去甚遠。當我講到佛教徒的財富觀和佛教徒應該如何來對待經濟問題的時候，需要說明一點，我不是在鼓勵東方信仰與生俱來的這種通病，不是在鼓吹這種通病的好處，用意是希望佛教徒應在經濟生活當中化入自己的佛教信仰，不要把信仰和現實的經濟生活對立起來。這是從現實出發，對於信仰者的關注。因為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出家者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信仰者要生活在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環境當中，負擔著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在這種責任和義務的當下來實踐自己的信仰。 現實中有很多有虔誠信仰的人並沒有擺正信仰和經濟生活的關系，給個人的信仰和家庭不同程度地帶來了麻煩和危害。我歸了歸類，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認為只有出家才能修道，不出家就無法修道。這是信佛的第一個階段很多人都會產生的認識。六祖慧能在《六祖壇經》中對地方官員韋居士說，在家修行也可，不一定在寺。就是你認識佛教，把佛教的這種思想信仰貫穿在生活的當下，你在家修行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到寺廟當中來。也就是說，你到了寺廟當中如果沒有卓越的智慧把持自己，或者缺乏對佛法的願力和熱情，那麼到了廟裡頭也只能是一個粥飯僧，又何必拿八兩去換半斤呢? 就沒有這個必要。應該把佛教的精神特色和理念體現在當下的生活當中，不一定信佛都要到廟裡來。在《妙法蓮華經》當中佛陀把在家修道者喻為火中金蓮，就是說在家修行的人是火中的蓮花。我們都知道蓮花是長在污泥當中的，但是他把在家的修行人比喻為火中金蓮，什麼是火呢?社會上的名利爭斗，各種物欲的生活像烈火在燃燒著我們，但是你不要被燒垮了，而要燒成一朵蓮花。出於“火”的污泥而不染，因此把在家修行比喻成火中的金蓮。對在家修行進行了高度的肯定，這就是把佛教的信仰化入到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它明確地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在家而出家的大菩薩的思想境界，在家的各種塵勞正是我們出離心和菩提心的試金石。 我們常常講發出離心，什麼叫出離心呢？通俗地講，就是對舊我的否定，對新我的認識。對過去舊的生活方式的否定，對新的佛教徒的生活方式的展現，對社會明確的洞穿力，認識到社會緣起共生的道理，然後發起出離心。那麼為什麼說是對菩提心的一種考驗呢?因為眾生的塵勞和煩惱是非常難以教化的，現實生活的精神思想問題和物質問題把我們緊緊困擾，如困蛛網，面臨眾多的社會間題需要我們處理，這一切無不是我們修行的試金石。從某種特定的意義出發，甚至也可以把在家的五欲的生活，充滿磨難和痛苦的生活看成修道的增上緣。為什麼這樣說呢？對一部分人來講，他在順境中成材，生活在王宮當中，或父母是百萬富翁，他很容易成就，按部就班地培養自己。另一種人是逆向發展，越是在艱苦的環境當中他越是容易發掘出智慧和潛能，在逆境當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還有一種人對逆境的生活和順境的生活都能適應，都能在其中發展自己。那麼當我們以出離心來看待世界的時候，我們可以把五欲的生活看成修道的增上緣。正因為人世間充滿了爭斗和磨難，我們更覺得平常心的重要性。正因為人世間非常殘酷，我們更能體會到慈悲的溫暖。這是一種對治法門，佛法的法是不孤起的。我們常常在深山老林發現結茅而居的修行者，如果他一旦走到了紅塵世界，反而不如在社會上當官為民的人更有定力。因為在家人的磨難可以說是滿身長虱子的磨難，各種煩惱一環套一環。你沒有耐心也得有耐心，尤其是年輕人走向社會工作崗位以後，不谙世事，缺乏社會經驗.。當他被別人炒了鱿魚的時候，他都不知道炒勺在哪裡，不知道這只黑手是從哪兒伸出來，剝奪了他的生存權利。這一切無不是我們生活磨煉的增上緣。我們會發現生存的刀子如何能鋒利呢?必須要磨砺它。如果你把它擱置在一邊，久而久之就會生銹。因此在大乘佛教要求每一個發了菩提心的人要“巧將塵勞作佛事”，要把現實中煩惱的生活當成是為眾生謀福利的生活處理，所以要面對現實，不要逃避現實，面對現實選擇佛教徒的態度。比如說忍辱、精進、布施、慈悲、平等，把諸如此類佛教的理念貫穿在當下的五欲當中，我認為這是最行之有效的。因為佛法講法不孤起，不但世法如此，佛法也是如此。有眾生的煩惱才有菩薩的解脫，有各種修道的偏見和不滿，才有佛陀的正見和圓滿。眾生是菩薩成道的土壤，菩薩的名字叫菩提薩埵，漢文的意思叫覺悟有情。我常常說，如果菩薩離開眾生了，他就失業了，他就下崗了，沒有工作可干了。那麼一個出家人如果離開了修道和弘法這兩件事情，他就失去了責任和義務，就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這是兩個硬性的標准。一個在家佛教徒的肩膀上有兩副擔子：一個肩膀上要擔著出世間法的擔子，另一個肩膀上要挑著世法的擔子。這兩個擔子都要挑好，不能偏頗於任何一方，不能因空去否定有，也不能因有去否定空。如何處理好這樣的關系是每一個在家修行人都會面臨的非常現實的問題，是逃避不了的。因此我常常告訴身邊的弟子們：要面對現實，不要把信仰佛教當成一種避風港，不要把信仰佛教當成逃避社會的一種借口，也不要把它當成對自己心靈簡單的安慰。通過佛教的理念應使我們有火眼金睛，獲得穿透社會的智慧。又通過佛教的八正道和四攝六度等等信仰使我們取得生存的資格和質量，讓我們成為社會上比較優秀的人群，成為福慧兩足的優秀者。我想這才能體現大乘佛教的思想。 佛經當中說:菩薩成佛時不捨眾生。菩薩就是在成了佛之後也不會捨棄眾生，為什麼呢? 他以眾生的窘困為自己的窘困，以眾生的煩惱為自己的煩惱，以眾生的病苦為自己的病苦，因此我們說菩薩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那麼我們用這種思想增長我們的智慧，擴展我們的胸懷，提升我們的人格，並且把這種東西體現在我們生活的當下，那才是非常美好的。 菩薩在修道時也不脫離眾生，他以眾生的道業為自己的試金石。也就是說，這個菩薩的胸懷怎麼樣，就看他在度人的時候是不是看到是親戚朋友才幫忙啊，不是親戚朋友就不幫忙啊。如果他見了親戚朋友受災了才幫忙，說明他不是菩薩。必須是見了所有受災的人都隨緣隨份地幫忙，那才稱得上是菩薩。因此說應以眾生的道業為試金石；如何在生活中體現菩薩道，眾生是我們的試金石，是我們的標准，是我們實踐的土壤。 在大乘經典《維摩潔所說經》當中，文殊菩薩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之地乃生此花。”就是說，在高原陸地上，在沒有污泥濁水的地方是不長蓮花的。蓮花的出淤泥而不染，它的鮮艷和美麗就是在有污泥蝕水的地方才長出來，這個污泥濁水就是比喻世間充滿矛盾和困惑的生活。所有的佛教徒在現實生活當中就應當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風貌，不要試圖在高原陸地上尋找蓮花。我想，佛法之所以具有永恆的意義就在於它的現實性，它對於現實的人生有當下的指導意義。一些人的認識有失偏頗，認為修行人和學佛人只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慰藉，或者說只有逃避現實生活的人才去信仰佛教。我想諸如此類的局面如果要得到改善，都需要每一個對佛法產生正信的人在自己的生活當中體現出來。在我們很多發心學佛的居士和從理論上認識佛教的學者，有很多人從一開始認識佛教就出現偏差了，試圖回避現實，一開始發心的時候就是為了尋求個人的清靜和個人的解脫。佛法裡把這種人稱為小根性的人，而大乘佛教的精神特質就在於和眾生的同體，菩薩所有的思想行為要和眾生打成一片，且不等於和眾生同流合污。當眾生在煩惱的時候他給眾生清涼，當眾生在危難的時候他能夠解救，可他的生活從來就沒有脫離眾生。我剛才說到，如果菩薩自己認為，我要坐在九品蓮花上，我不在眾生當中，那麼他肯定已經失業了，他沒有盡到菩薩的應盡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因此我們每一個學佛的人在一開始入門時就要調整好自己的理念。 有人認為出家的生活才是清淨的，山林的生活才是沒有染污的，而在家的生活是不清靜的，對於修道是有妨礙的。我們的這種看法是不圓滿的，孰不知環境的清靜雖然重要，但心的清靜更為重要。如果我們心靈污染，貪、嗔、癡、慢、疑、不正見有一日不能清除，我們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清靜和安寧。有的居士不認為寺院是社會的一部分，認為寺院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建築群，或認為出家人是遠離於現實社會之外的，那麼這種認知本身就出了偏差。實質上，寺院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以及信仰者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每時每刻都和社會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簡單地把寺廟想成像一朵蓮花那樣潔白，把出家人想成個個都是佛，這種想法是不成熟的。因為他是一個修道人，正走在修道的路上，寺廟是一個活動場所，是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一種反映。某些人由於沒有調整好自己的思路，對它的期望值過大，沒有認識到事物本身的位置，因此往往走入佛門或接觸佛教徒之後帶有一種失落感，覺得文化素質不高啦，智慧不卓越啦，胸懷不像自己期望的那樣寬大啦。每當這時我們就要調整自己，他畢竟還是人，他還走在修行的道路上。調整好自己的思路對於我們建立冷靜、現實、客觀的信仰是非常有好處的，尤其對於那些試圖出家和即將信佛的人，現在打一個預防針是比較好的，可以增加免疫力，以免你的免疫系統在現實問題中經受不住打擊和考驗。因此，盲從地出家和學佛以後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導致了現實和理想之間的矛盾，使很多人在信佛以後在思想上充滿了困惑。比如說，有人在過去沒有接觸佛教以前一心一意地掙錢，覺得我的錢掙得心安理得，在學佛受了三皈五戒之後就認為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反而感覺到非常困惑，感到佛教的信仰理想和現實生活之間發生沖突了，如果調整不好很容易使我們的神經短路。在和很多學佛人的接觸當中我們會發現，他們總認為再也不能這樣活，也不能那樣活。日子該怎麼過呢？好像沒有錢清淨一些，可沒有錢又沒法生存，給人造成一種日子沒法過的感覺。究竟該怎麼活呢？實際上是沒有樹立起佛教信仰的財富觀。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立足於現實社會，建立自己的信仰，面對現實實踐我們的信仰，在生命的當下體現我們的信仰。 在菩薩法當中發心是第一位的，而一個人的發心是不可能、也是無法量化的。大家知道，一個人的發心不可能用尺子去量，也不可能用秤去稱。我用了一個概念，一個人在菩薩法當中起心動念非常重要，但是這種發心是無法量化的，我們在此所能強調的只能是信仰的質量。就是說，一個菩薩在現實社會當中也可以去掙錢、去發財，但是至於說他發財的目的是為了個人的貪圖享受還是為了兼善於天下的貧苦人，這是他發心的間題，因此在這裡所能作為標准的就是他信仰的質量。只有把我們思想的焦距而對現實問題進行調整並且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們的信仰才是比較扎實的、靠得住的。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建立成空中樓閣。在經濟社會裡做一個優秀的信仰者，每個人都可以是一盞長明燈。用一盞燈點燃千百個燈，然後燈燈無盡、光明無盡。在經濟社會裡，你可以從事你的職業發財致富，成為擁有財富的人，但是你的心靈深處要以菩薩法為自己的長明燈，然後去點亮其它擁有財富的人，使他們具有同情心、慈悲心、平等心，不要把財富僅僅當成自己的享受，應該在自己有飯吃的時候想到世上的苦人還非常多，還有很多人吃不上、穿不上。把我們的財富觀和菩薩法在現實問題上結合起來。用這樣的態度對待財富，我們就不會犯財迷心竅的錯誤，在經濟浪潮的沖擊下才能站住腳跟。我想在座的各位沒有誰會否認在今天的經濟社會，在整個世界或者是東南亞，像一場狂風暴雨一樣席卷了每一個人的生活，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觀念裡面都充滿了經濟的概念。不光在對著炒股票的銀屏時我們的心上下起落，不管乘船坐車我們都會發現人們在念生意經，不管你是否面對它，它都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問題。但是在這種經濟浪潮的沖擊下，我們怎樣才能站住自己的腳跟呢？我們必須要用佛法的智慧去了解現實人的生活和宇宙的本體。用智慧和慈悲處理好自己和他人的經濟利益關系、個人和團體之間的關系、團體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國家和整個人類的關系。而現在常常有人為了既得利益，采取短期行為，把短期的經濟效益投入到城市和國家建設當中。比如說對土地的占用，對山林的毀壞，為了工業的發展污染河水和空氣，為了牟取暴利販毒、嫖娼，所有這些問題沒有一個不是和經濟掛鉤的，都是以經濟為它的支撐點。那麼在發展經濟和被經濟浪潮席卷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遵循：“我們為什麼要生於此?”我們來到地球上難道就是為了成為一個百萬富翁嗎？成為百萬富翁我們就是幸福的人嗎？ 有很多社會間題都擺在我們面前，它的表現形式是形形色色的，但它後面支撐的理論就是發展經濟。為了發展經濟我們不惜工本，甚至是以人類共同的利益為代價。我們每天看《東方時空》、《焦點訪談》都會發現很多問題都和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生活在今天社會的人，如果沒有一個信仰的理念來支撐自己的經濟生活的話，我們的思想和靈魂都有可能是扭曲的。再加上西方的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思想文化的影響和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忙些什麼。 乾隆曾三次下江南，第一次下江南歸來後他的大臣問他：“你在南方見到很多寺廟，那裡怎麼樣啊？僧人修行怎麼樣啊？”乾隆說：“寺廟非常莊嚴，但是僧人太俗。”這個大臣正好是江蘇人，他聽後就把江蘇寒山寺、常州天寧寺、鎮江江天寺的僧人送到五台山去培訓了3年，悄悄再送回這三個寺廟當中去。第二次乾隆又下江南了，到了江南以後，和一個叫相磐的法師通過一片桂花林，他拿扇子敲了一下老和尚的頭。這個老和尚名字叫“馨”，頭就自然地“嗡”地響了一聲，他是在打禅機。然後兩個人就攜手登上了鎮江江天寺的塔上，就有一段問答。乾隆給老和尚出了個難題：“你看長江上有多少條船?”相馨老和尚說：“兩條船。”乾隆說：“我看江上有這麼多船，你為什麼說只有兩條呢?”老和尚說：“一條為名而來，一條為利而去。”在人生的河流上就只有兩條船，一條為名而來，一條為利而去。乾隆覺得這個和尚僧才優秀，確實佛門裡有人才。 在今天經濟浪潮的沖擊下，每個人都學會了念生意經。我想我們學佛的人不妨念生意經，但是在念生意經的時候不妨再念一念佛經。把這兩本經都念好，你的生活就會富足、安寧。光念好生意經，你的生活富足了但不見得安寧；念好了生意經和佛經，生活才可能有質量，才不至於成為一個在經濟浪潮面前被沖得昏頭脹腦的人。 社會上有很多有錢有權的人，他們由於沒有用好自己的權，沒有學會花錢(這個“沒有學會”是指沒有慈悲平等救濟的心)，錢和權反而成了自己喪失生命的禍根。改革開放20年以來，類似這樣的素材屢見不鮮，也不須我一一列舉事實。一般老百姓覺得家裡有幾萬元，過著小康富足的生活就很滿足，但是有的人擁有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卻反而常常不滿足，原因就在於沒有用佛教的信仰作為自己的財富觀。如果他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的話，那麼就不至於在金錢和權勢面前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我看過一段《東方時空》覺得特別好笑，是講四川的一個紀檢委的書記，當公檢法部門逮捕他的時候、他坐在鏡頭前面說：“我最後悔的是掙了這麼多錢還沒來得及花！”當我看到這兒時眼淚都快笑出來了。應當說，他的位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很有世間智慧的，可他卻說這樣的話，令人深思。怎麼樣處理好工作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問題，怎樣學會掙錢、花錢，用正確的財富觀去支配金錢，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講是非常適用的。在創造財富和對待金錢這一問題上，我們佛教徒可以用佛法作為內在的精神驅動，樹立良好的社會團體形象。但社會上流行兩句話，僅供大家參考，也供我們佛教徒反求諸已。它是：“窮進教堂富拜廟”。窮人應該進教堂，因為在教堂掛上號以後，家裡如果受了水災火災，馬上信教的人就會送去鍋碗瓢盆和被褥，給你獻愛心。而廟裡門票很昂貴，蠟燭和經書價格也不低，進廟一趟如果沒有100元你別想出門。這種說法引起我們的思考，我們要反求諸己。佛教的團體和寺院包括出家人在今天科技、經濟發展的社會裡如何給自己定位?不能喪失了自己佛教信仰的立場，當社會都在發展經濟的時候，我們佛教徒應以一種超然的姿態面對這些問題。比如說夏令營就不能收費，這並不表明我們賤賣了佛法，而是用我們的行動體現了佛教的法布施、財布施，讓每一個有緣人在生命的當下就感覺到佛教說的和做的是知行合一的。在南方發達地區和港澳台地區的佛教都面臨一個如何在經濟社會裡如何為自己定位的問題，如果這個位定不好，定在了發展經濟上就喪失了自己的特質。因為佛教寺廟和出家人的特質不在於生財之道，而在於佛法的文章和道德。如果擁有了佛法的文章和道德，那麼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有飯吃都有衣穿，我們更沒有必要把自己的手伸到經濟的碗裡去。剛才有人就寫條給我說：你講的佛教徒的財富觀是有道理的，這對於在家信仰的人是現實的也是很好的問題，但對於僧團和出家人來說不一定要常念生意經，打鐵算盤。他說得很好，我所表達的也是這樣。 當我講到佛教財富觀的時候，主要是面對在家信仰的佛教徒，不要因信仰使自己貧窮，也不要因為信仰，擁有財富而無法正確支配財富。其目的是為了闡明這樣一種關系：歷史上的佛教和出家人的形象是靠向社會化緣來生活，在現代社會生活當中，它應該調整自己的方向，應該給社會全新的觀感，這種觀感應用六個字來總結：清靜、智慧、慈悲。以這些優良品質展現在社會生活中，給社會以美好的觀感。不要讓人家一看到和尚尼姑來了就會說：“哎呀!化緣的來了!”我前不久到吉林去講經，有一個大居士請我到他們家去，我在路上一走，街上年老的到八十，年幼到五六歲人的看到我以後就說：“又來了一個化緣的和尚!”化緣是什麼概念呢?是伸手要。應改變這種形象，不要讓社會看到你就恐懼，就想到要錢要物，應該讓社會感覺到他是來送溫暖來了，他在我們困難的時候送給了我們財物。在我們精神無助的時候，充滿煩惱困惑的時候是佛法給我以生命支柱，給我們以清涼。因此我認為佛教在現代社會應以清靜、智慧、慈悲來樹立自己的形象，給社會以美好的觀感。如果我們從菩薩法中學會很好地在紅塵熱鬧的世間修道，從生命的當下得解脫，我們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而且人我是非越多、塵土越厚的地方，菩薩的智慧越是卓越，菩提之根扎得越深，花果更為堅實。黑暗的美麗在於它使光明更加美麗，丑惡的事物使美好的更顯得美好。在經濟社會裡人人都貪財的時候我們修行人就應該以無我無私的奉獻精神讓社會感覺到安慰和清涼。 有一個簡單的思維模式是需要糾正的。長久以來我們只學會了從正面贊歎菩薩和佛陀，從美好和光明出發只想在彼岸世界裡找到我們的靈魂的息所，而不想在現實社會中使人間淨土化、眾生菩薩化。每一個眾生如果拓展胸懷，提高智慧，福慧俱足，也可以成為菩薩，菩薩和眾生之間並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甚至可以極端地說每一個人在一生當中都曾經當過一次菩薩。比如當有人落水，你動了第一個念頭我應跳下去把他救上來。這個念頭就是菩薩的念頭。也可能第二個念頭就是凡夫的念頭了：“我以此為依據要上幾萬塊錢再下去救人。”還有可能第三個念頭是惡人的念頭：“你溺水了，我再把你往水中摁一摁。”因此凡夫和菩薩思想的境界在於我們起心動念之間。那麼什麼是道場呢？難道寺廟就是道場嗎？每一個有生命的地方，學會修行的地方，起心動念的地方都是道場。在《維摩诘經》當中記述一位羅漢遇到了維摩诘，維摩诘問他：“你從哪裡來?”他說：“我從道場來。”他的意思是說從講經法會那裡來。維摩诘菩薩就以大乘佛教的思想境界對他進行了呵護。結論是：凡有眾生的地方，我們起心動念的地方都是道場。什地方是禅堂呢？三千世界都是禅堂。什麼地方是念佛的場所？洗衣刷碗的地方都是念佛的場所。也就是說，不清靜的地方你就應當使它清靜，哪裡都是念佛的場所。為什麼要把現實生活和彼岸的生活分成兩截呢?佛法最不容易被現實社會理解的就是修行和現實生活脫節。如果我們能夠把修行的思想和方法和現實生活緊緊地粘連在一起，那麼人們就會感覺到佛法是現實人的佛法，非常平易、生動、親切，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得到的，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由於我們只學會了贊美光明，而不知道黑暗也是光的依托，因此我們面對現實、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和意識越來越差。因為你只會單向思維，而沒有學會菩薩的雙向思維。面對矛盾日益錯綜復雜的現實生活，我們失去了免疫系統，不堪一擊。按理說，學佛以後人的精神生活更加從充實，智慧更加豐富，應以健康的風姿走向現實生活，但有許多人學佛以後只會從正面去思維，認為菩薩兩眼一閉不聞世事，不知道還有逆行菩薩，不知道懲惡揚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都是菩薩的法門。我們一般人所接受的佛教教育僅僅是佛教的正面教育，仿佛說出家人就不應該有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果佛教徒和別人發生了經濟糾紛，我們就理應任人宰割。我覺得有很多人受了三皈五戒之後，在經濟生活當中解下了武裝。但卻走進了狼群，頃刻之間就會化為烏有。像一個戰士放下了刀槍走進了現實生活，別人手裡是長矛大刀，把你解成了八大塊。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拿起刀槍向他們進行經濟掠奪呢？不是。智慧就是我們的盔甲，佛法的戒律就是我們的保護神。學習佛法使我們增加了對現實社會問題的分辨力、判斷力和抉擇力，而不是把我們自己麻醉了，使得我們對現實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好像對現實問題越盲目，越模糊的人就越是優秀的佛教徒。這是大錯特錯的，佛陀是一切智者，我們在所有的菩薩身上都可以看到他的智慧和慈悲運用得是如此之好。從來不會有這樣的事：一個騙子騙他，他就給1萬美金。如果佛教徒都是這樣，那我想我們很有可能將被現實所拋棄。因此面對現實，用佛法的智慧和慈悲去處理我們的經濟生活，那才是上乘的選擇。 我剛才講到我們心目當中的菩薩全是慈眉善目的正面形象，一個忍辱寬容的形象，佛法慈悲被我們當成了一種唯一的方法。我常給居士們講：佛法的慈悲是目的，但是在方法上是千差萬別的，法無定法。對一些頑皮的孩子我們要循循善誘，對一些惡習成性的人我們要當頭棒喝，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導規他走上正道，讓他建立慈悲智慧的思想體系。由於我們沒有深入經典，或由於聽講經說法少，思考少，我們把慈悲理解成了生存唯一的手段和方式，使我們在現實社會中處處碰壁，碰得頭破血流，到最後反過來說，學佛不好。好像是學佛害了自己，實質上是我們吃錯了藥。本來是腦血栓，卻非要吃感冒藥，結果沒起到作用。我們需要調整自己的智慧和對佛法的思維，我們不是自稱大乘佛教嗎?不是以普度眾生為目的嗎?那麼我們就應該用出世的品格做入世的事業。出世的品格可以看成是菩薩的境界，做入世的事業就是行世間的權巧方便，和世間生活打成一片，做一個福慧俱足的佛教徒。 在現實社會當中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有人認為掙錢就必須騙人，不騙人就掙不到錢。所以，信佛的人不經商，不能經商。到寺院燒香拜佛的香客和佛教思想學的愛好者，以及皈依佛教、建立信仰的佛弟子有明確的界定，這就是皈依。本來三皈五戒只會使我們的生命更有質量，但是我們機械、教條甚至是片面地理解了它，三皈五戒往往成了我們信仰佛法的精神障礙，成了我們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束縛。為什麼會這樣呢？佛陀從對眾生負責高度出發，為使我們提升生命，為他的弟子們制定了三皈五戒。其方法是讓我們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達到自淨其意。我們不會，卻認為做生意是不能說實話的，無商不奸。信佛的人不妄語，做生意有礙於信佛修道，所以信佛的人要麼是貧窮的人，要麼是沒有工作的人。長此以往，仿佛信佛只與老年和死亡有關，與現實社會和青年人無關。我常常聽見居士說，我做完這筆生意，就到寺廟去清修，我離休以後到寺廟去閉關，諸如此類的想法不一而足，並認為這些想法是發出離心的表現。這些想法無一不脫離我們的現實生活，也不可能對世間的事有准確的領悟。應當說，他發起了菩提心，但是即使走到了天涯海角，他的心是凡夫的心，裝滿了各種欲望，依然受著業力的牽引不能自主。當然，環境的相對清靜可以淨化我們的心，但那些只是外緣。只有當我們學會降伏其心，我們才真正學會了修道，只有當我們把佛法的教義教理和它的精神品質運用到經濟生活當中的時候，我們才真正學會了在現實社會當中去修道。 所以世間的名利得失使我們世間的生活變得很沉重，學佛後我們也沒有變得輕松。因為我們又走入了另一個生活誤區，我們終日在比較工具，並為誰的工具好而爭得面紅耳赤，或將世法和佛法對立起來，試圖在現實社會之外尋求佛法，結果發狂、發癡、發呆，終於成為理論上的偉人，生活實踐當中的矮子。 還有第三種情況，沒有信仰而見錢眼開的人使人們的心理環境和生存環境變得非常惡劣。親朋之間反目為仇，人際關系失衡，金錢和財富成了衡量人社會價值的唯一標准，仿佛人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金錢，人們在感歎之余尋求一種平衡的方法。那麼這種方法是什麼呢？傳統的被破壞掉了，現實的又沒有建立起來。那麼對於今天有緣學佛的人來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佛教理念作為經濟生活的精神支柱，建立精神信仰。我個人認為在經濟社會裡調整、平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佛法的信仰。在所有信仰當中，佛法的有效性最為直接，比如無我、慈悲、眾生平等、自我關懷等等。這對於現實生活都具有深刻、重大的指導意義。 我現在的一些想法還不成熟，現在只是提出一些觀點，僅供大家參考和商討。 課堂提問 問:當今的社會面臨道德滑坡，一些人為了牟取暴利不擇手段。那麼作為一名佛教徒應該怎樣獲得財富？若是不犯任何戒律可能不會取得很多財富。 答：釋迦牟尼佛雖然沒有具體地告訴你不能當出租車司機，你不能開飯店，但是他在八正道當中有兩條已經在法則和概念上告訴了我們，那就是正業和正命。什麼是正業呢？你所從事的這種職業對社會、人類的道德和物質建設是有利無害的，是正當的造作，不是惡業。什麼是惡業呢?嫖娼、販毒、暴力都屬於惡業。不要做燒殺搶掠等社會不允許的、對整個人類有傷害的、不是從慈悲和平等出發的事。因此他在八正道當中告訴我們要正業、正命。一種物質出現以後必然有它的社會價值。在獲取價值的時候不要牟取暴利，在福利社會、發展經濟的同時不要牟取暴利，在為他人服務的基礎上獲得自己應得的利潤。 擁有財富以後如何去支配財富呢?當你擁有財富以後不要貪圖個人的享受，應該以無我、慈悲、平等的精神風貌福利於社會和人類，使我們的精神生活在物質的基礎上得到提升，這對於我們的生命也是一種填充和營養。我不主張拔苗助長，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沒有達到一定程度，不要勉強別人做些什麼，但是應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擁有財富，應面向社會，不要貪圖於花天酒地和個人享受，這就是我們支配財富的態度。 問：作為一個有優越工作環境的在家女眾，我曾經發心出家，但因某種原因未成。我究竟該不該出家呢? 答：我想，每一個人生活的社會環境因緣千差萬別，當你發心出家時首先要考慮的是你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如果你的社會責任和義務能夠告一段落，塵緣可了，可以出家。如果說你還有婚姻、父母、子女，卻要斷三千情絲踏入佛門，我不支持。我認為你最好做一個在家的菩薩，用自己智慧的頭腦和勤勞的雙手創造財富，建立一個和睦的家庭，珍惜你們共同的血緣關系。在這個原則下，你可以選擇出家與否，這是你對自己生命的尊重，這需要卓越的智慧來處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強迫的。並且不要抱著幻想出家，不要以為雲游的生活很潇灑，講經說法可以接受很多供養，也不要以為到了廟裡一落發就能當方丈。所有私心雜念和想當然的想法必須摧破，要面對現實。 問：在商場上如果必須與他人激烈竟爭，是否與佛法的無我、慈悲相矛質?到手的生意是否要讓給別人才算是一個虔誠佛教徒的准確做法? 答：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你那樣做的話，你不是佛教徒而是傻瓜。按世法來說，在商場上你要合情合理、有理有節地購買保質保量的商品，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在處理問題時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因為一件襯衫的假冒索取100萬元賠款，那就超越了佛教徒的界限了。你的起心動念只有你自己知道，在這些具體經濟利益糾紛的問題上只有自己是自己的見證人。稅務、工商、公檢法很難審判你的靈魂，因此信仰在這時就起到了淨化的作用。 問：作為一名出家人，您是怎麼樣對待父母，盡自己的孝道的呢? 答：因為儒家說父母在不遠游，認為無後是不孝的，他提的問題雖然很溫柔，但是很尖銳。如果展開論述，時間不允許，希望大家舉一反三。 我家有復雜的社會經歷，基於我看到父母受到的磨難和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感到出家的生活是我非常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在剛剛出家的時候我的父母非常痛苦，三年不和我往來。後來我每到一個地方就買一些土特產寄給他們，雖然你不認我，但是我還要認你，這叫“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丑”。雖然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的信仰，但我一如既往地用土特產打動他們的心。這是我對他們進行“物質攻堅”的第一步。第二步我就在他們病苦的時候去看他們，帶去自己積蓄的一些錢物。讓他們感覺到兒子是人而不是神，他同樣對我們有感情，要對我們盡孝。父母並不希望我們有多少財物給他，只是希望我們能夠念著他們就可以了。第三個步驟就是把佛教最通俗的教義，比如戒殺這些在民間比較流行的讀物無意地放在他們身邊，讓他們偶然翻到的時候感到佛教講得很有道理。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我應在佛門裡多為眾生服務，多做一點事情，比如講經說法、著書立說、修道，我認為這是所謂 “一人成道、雞犬升天”最好的報恩方式。 在佛法的三種布施當中以“法布施”為最。我們的父母和其它的眾生一樣，他們的精神生活是非常苦惱的，充滿了各種痛苦，面對社會的各種誘惑，他們也有困惑和煩惱。我們給他們講了佛法，使他們能夠提升自己的智慧，對社會問題有一個平常心，我覺得這種布施是非常好的。 講到這兒令人感動的是我在1995年時寫了一本書叫《人生的解脫》，這本書銷量較大。我有一天在首都機場，坐在那裡，就有四川素不相識的兩姊妹跑過來趴到地上給我磕頭。她們說是專程到北京來買這本書的。為什麼要買這本書呢？她們說，因父母鬧離婚，母親一度想自殺，影響到她們在大學的學習。後來偶然從同學手裡得到這本書送給了母親。當她們再見到母親時，感到母親非常健康，生活得很愉快。母親說，以前認為佛教是反科學的、是迷信的、是麻醉人民的，佛教徒都是洪水猛獸。可看了佛教書後，感覺到它講得很有道理。在我生命最困惑、最關鍵的時候，一個出家人寫的書讓我讀後賞心悅目，救了我一命。兩姊妹從四川跑到北京來買這一本書，我認為這是對父母最好的孝敬，是“法供養”。 父母需要什麼，我們供養什麼，這就是最好的孝心。尤其在經濟社會裡，我們的父母很可能受到經濟浪潮的沖擊，比如下崗、失業、和別人產生經濟糾紛，心裡為經濟的滑坡和增長起伏不定，因此我覺得你如果真正有孝心的話就講給他佛法的真理，我覺得這真是救了人一命。現在一般人溫飽問題都解決了，最難以解決是精神問題。老年人的病有1600多種，比如老年性癡呆、腦萎縮等等很多都與他的精神生活不愉快有關，什麼能使老年人精神生活愉快呢？佛法能使他們放下自我。比如以前當官的人失去權力以後放不下，佛法能教他放下；以前掙了錢又失去金錢的人心裡不平衡，佛法能夠使他平衡。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無上的良藥，對我們的父母都是最好的供養。因此在座各位的父母如果有類似的病，希望你們今天就可以給他們拿一點藥。 問：我認為佛教只解決人類的人生問題，佛教工作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產品，是社會的一種需要。我不贊成所有人出家，出家人只能是有能力體會佛的智慧的人來做，由他們來啟發世人，而一般平常人還應該盡職盡責從事其他生產活動，你認為對否? 答：我認為是對的，此問題本身已告訴了答案了。在佛陀時代只有社會上的精英和優秀分子才留在僧團當中，他們以社會導師和精神領袖的面貌出現在社會上，我們東南亞佛教比較發達的國家中還可以看到這種情況，那些出家人在社會生活當中，作用類似於我們的黨支部書記，成為人們思想和文化的導師在大學裡授課。在解決民事糾紛、戰爭等方面發揮了其它社會團體和個人不能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漢傳佛教發展到今天，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和現實問題，出家比較方便，所以很多盲聾暗啞、沒有生活能力或有精神障礙的人都湧進了僧團。我想，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和佛教自身建設的加強，這種現象可以得到改善和糾正。同時正像問題本身所說的，更多的人當因緣不俱足的時候既不能修道也不能弘法，最好還是在家修行。在家修行對佛法能夠領會多少就實踐多少，這樣更實際、更現實，不要勉強出家。因為一個出家人吃什麼、穿什麼，他的社會形象就代表了佛教，社會上的人就是從一些形象和事物上來看待佛教的。因此我也希望我們每一個出家的法師都是優秀的佛子，形象光輝。 問：您對“下海”的和尚有什麼看法? 答：經濟浪潮也波及到了出家人的生活，出家人的生活准則和行為也受到了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當我們的智、慧和我們的信仰不能夠戰勝自己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成為一個下海和尚，但是我覺得這種和尚是沒出息的。為什麼呢？如果你能夠修道，能夠講經說法，那是一本萬利且功德無量的事情，何必要到街上擺攤或造幾尊佛像賣錢呢? 那說明他的智慧和胸懷有問題。我認為這樣的人不是優秀的佛弟子。優秀的佛弟子應盡本身的責任和義務，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用敬業獻身的精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問：我是在家居士，正處於經商的環境，做生意不能不妄語，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我該怎麼辦？ 答：這是由菩薩的身份決定的。正如他所說，菩薩確實是一個擁有財富的人，不管是觀音菩薩還是地藏王菩薩都是福慧具足者，不是沒飯吃的人。他為什麼以這種形象出現呢？這叫自他莊嚴，不但莊嚴自己的環境，還莊嚴自己的內心世界。莊嚴自己的環境就表現在他恆順眾生，崇尚眾生崇尚的東西，以無我、慈悲和平等來淨化內心環境，把世出世法兩者高度地統一在自己的形象當中。因此我們看到的菩薩個個都是堂堂正正，非常富足。這個道理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修福不修慧，大象掛纓絡。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所有的修行一人都應該像菩薩一樣福慧兩足尊，福慧具足，這是菩薩的最佳選擇。因此我們拜菩薩是因為菩薩又有智慧又有錢。 問：現實生活中，佛法和心理咨詢有什麼不同？佛教在調整人們心態方面和其他方式有什麼不同？您真的相信六道輪回嗎？ 答：我們現在所講的是佛法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強調了生命的當下。這是因為面對現實社會的人，必須說現實社會的法，但是就佛法的了義來講，它的本質在於使我們的生命得到徹底的解脫，徹底脫離紅塵的困擾。然而，因為它的理論體系太龐大了，如果我們不觀機逗教地面對現實去講法，有可能在座的人會走掉一大半，只有個別對佛法有研究的人會坐下來聽。 佛法浩如煙海，我們在講的時候不但要考慮自己願意說什麼，還必須考慮到聽眾能夠接受什麼，願意從什麼地方修正自己。因為當下的東西很容易被人接受，而涉及到那些佛法本體的東西、徹底覺悟的東西非常抽象，可能在這個場合講是不適宜的，但是並不否認它的價值。這也是佛法和其他思想文化體系最根本的區別。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相信六道輪回。 我的想法是很理智的。我們學習了科學發展史後會發現，現代人所崇尚的科學只是在現代這個階段，前科學和後科學永遠是研究的對象，並且還沒有公正的結論，因此我們在反對信仰主義的同時也反對科學主義，把科學當成唯一的標准——看得見、摸得著、形而下的東西才是科學的，這正反映了人類發展的局限性。 佛教的智慧使我提升了智慧，擴展了胸懷，我在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沒有完全站在科學的角度，而是站在佛法的角度，我相信佛所說的六道輪回是存在的。比如說我現在具有的智慧——我相信有一種內在的因果聯系，不會是我今生今世剛剛學來的。我們在現實社會中會找到類似天才的現象，同樣的兩個人站在同樣的起點上可以做出不同的成就，這本身就說明很多問題，在西方哲學裡這種現象被論證為天才和靈魂等等，在佛法裡把它稱為業力的相續。當我們在講緣起的時候會給人一種平面的假象，是空和有的關系，實質上生命的相續不是我們現在的智慧和心量能夠領會接納的，但是我們在很多場合不大談這些問題，原因在於大家所受的教育是現代的、科學的、唯物的。如果那樣講的話，大家的問題會更多，困惑更多。因此我認為一個優秀的精神領袖不在於他跑得多快，當你能夠領先群眾半步恐怕都是一個錯誤，當然你落後半步也是錯誤，因此我想不但我相信六道輪回，大部分出家的僧眾都是相信這一點的。因為它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因果律，不能夠用一言半語去講，我只能概括去講佛教的六道輪回建立在佛教的因果律上，佛教的因果律有四大規律：第一是一因一果、第二是一因多果、第三是因果變異、第四是多因多果。它表現了事物之間復雜的聯系，不是我們簡單地想象甲乙丙丁之間的聯系。這個問題應單獨找一個機會探討。 問：進行財布施的時候需要辨別對方的真假嗎？ 答：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智慧。在財布施的時候應該辨別對方的真假。比如廟門口有很多要飯的人，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第一念頭就是要慈悲。這麼小的孩子不去上學來要飯，很可憐，我應該給他100元，但是我進而就要想，這100元給了他，他家的大人用他做誘餌，他還要繼續要飯，不會去上學。在這種情況下，你應該把磨難交給他，讓他在磨難中體悟到人生應當怎樣過，不應怎樣過。我想這是你對他真正的慈悲。也就是說，菩薩在做四攝六度時以智慧為自己的眼目，因此佛法當中說“智慧以為母，方便以為父。諸佛大導師，無不由是出。”特別強調了在行菩薩道時的智慧。另一方面，當你布施出去財物之後，財物的分配和利用你就不應該管了，它的結果是好是壞，你做過之後就不要追究了，因為那是運用者的業力所使然，如果說你過分強調，我布施出去的東西別人應如何花費，那你布施的意義就失去了，因為布施要求達到三輪體空，是布施的一種最高境界，但是並不否認我們在做布施時要有智慧，尤其是現代社會人際關系很復雜，有的人唯利是圖。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要成為別人的誘餌，成為別人發財致富的幌子，因此應當運用智慧，社會經濟越發展，智慧對於佛教徒就越重要，應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問：您在坐車被劫的時候是怎麼做的? 答：這種情況可能大家都會遇到。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給大家講個公案。有一個小和尚跟著老和尚在山裡結茅而居修行，因為經常有狼蟲虎豹侵擾，匪徒打劫，老和尚就教給小和尚一套拳法。一天，小和尚下山了，遇到別人打劫，他就給劫匪講三皈五戒、講慈悲、講眾生平等，結果還是給匪徒打得鼻青臉腫，連滾帶爬地逃回寺廟來了。老和尚就問：“我教你一套拳法為什麼不用呢?”他說:“哎呀，我給忘了！”因此我說佛法講的懲惡揚善是兩面性的。當你不懲惡時候無法揚善，當你揚善時需要懲惡，你就必須懲惡，制止非法才能夠樹立正法，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 對於那些在非常情況下出現的惡人，有必要用體力制伏的時候，應用我們的體力制伏，能夠用道理講明的時候應該用道理講明，能夠用道德感化的時候應該用道德感化。我認為法無定法，關鍵是要有定力，應該有智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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