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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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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魏承思教授：佛教與現代文明
魏承思 一 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樣是一種文化形態。何謂文化?文化是人類生存、認識和活動的方式，是人類與自然逐漸分離的過程與表現。人類從動物界中逐漸分離出來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適應，認識和改造外部世界的過程，當人們理性地積累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知識和經驗，使之成為人類生活中比較穩定的成份時，文化便開始產生了。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創造了人類文明並不斷地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對外部世界的感覺、認識和經驗是多種多樣的，在整個人類文化系統中，宗教文化是完全獨立於世俗文化的形態。它和世俗文化同屬於人類文化不同的組成部分。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人們經常把宗教誤作為與哲學、道德、教育、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同一層次的人類文化子系統。其實，宗教本身就是一個包涵哲學、道德、教育、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諸因素的結構完整的文化大系統。它和世俗文化一道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佛教起源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次大陸，它對古代印度文化既是一次重大變革，又是一次系統總結，從而成為古代印度文化的代表。釋迦牟尼對當時流行於印度社會的婆羅門教和各派沙門思潮進行了分析、批判、攝取、改造和創新，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佛教。他是當時印度社會一切宗教、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者。佛教以“四谛”說為中心，包括“八正道”、“ 十二因緣”、“五蘊”等理論，並由此形成大、小乘。在釋迦牟尼之後，印度佛教學者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等又提出“中觀”、“唯識” 、“真空妙有”等學說，豐富和發展了佛教哲學。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也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佛教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繁富的哲學體系，而且形成了主張平等、慈悲的道德倫理規范；形成了燦爛輝煌的佛教藝術和十分獨特的生活方式。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佛教文化幾乎涵蓋了整個印度社會生活。古代印度文化諸領域，例如哲學、邏輯學、醫學、文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與佛教相聯系，並且從屬於佛教文化系統，構成了佛教的“五明”之學。可以說，沒有佛教文化也就沒有印度次大陸的古代文明。 公元前二世紀末，橫貫中亞細亞的交通路線開辟以後，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這兩種相隔離的東方文化才開始交流。佛教從印度傳到西域。西漢末年，又隨著絲綢之路上的駱駝商隊緩緩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國大地。從此，它在異質文化圈的中國開始傳播開來。佛教推動中國古典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從而擴大了范圍，豐富了內容。它以獨特的思維方式給予人們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舊的儒學教條。佛教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中國古代許多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可以從佛教裡找到淵源關系。佛教還豐富了中國人的語言，輸入了大量的新詞匯、新語法，擴大了漢語詞匯，有的還成為日常流行的用語。中國古代有句諺語說，“世間好語佛說盡”，可以說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趙樸初居士所說，語言乃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現象，現在中國人倘若真要徹底擯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連話也說不周全了。我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裡錦繡河山增添了無限風光。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伴隨佛教俱來的不但有繪畫、音樂等藝術樣式，而且還有天文、醫藥等科學技術的傳習。佛教的刻經促進了中國印刷術的發展，至今被保存下來的世界上最古的雕版印本，幾乎都是佛教經書圖像。可以說，自公元148年安世高東來譯經引起，260年朱土行西行求經至公元l175年朱熹、陸象山鵝湖之會，這一千余年間是中國文化的燦爛輝煌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作為中國文化發展主流的恰巧是佛教文化。可以說，沒有佛教文化，也就沒有魏晉六朝以來的中國古代文明。總之，佛教文化在印度和中國文明史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佛教影響所及的印度、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是構成古代東方文明的主要地區。在古代社會裡，東方文明曾經處在人類文明的最前列。毫無疑問，這種發達的古代文明離不開佛教文化對它作出的巨大貢獻。 二 佛教文化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它反映了人類對生活的體驗、理解和願望。並且佛教是一個歷史范疇，從印度原始佛教到中國化的佛教禅宗，它本身經歷的演變發展是顯而易見的。在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中，佛教必然吸收各個歷史時期人類思想文化的精華。因此，在現代社會裡，佛教文化仍然可以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一環。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甚至能夠對現代文明的正常發展起到某些特殊的作用。因為，伴隨現代文明而來的還有許多不合理的因素，致使人類文明在物質與精神、科學與人文、個體與群體的關系上出現了明顯的傾斜狀態。佛教則可以為人類矯正這種文明傾斜提供助力。 重物質，輕精神，乃是現代文明的第一大傾斜，在現代社會裡，物質生活愈益富足，人類變得日益被物質所羁絆。現代人認為生活的目標只是完美的物質。人們把自己變成了物質的附屬品，想要這個，想要那個。有了彩電，要冰箱；有了冰箱，要空調；有了空調，又要汽車，總想統統弄到手才妙。他們整天為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而忙碌，自己則迷失在忙碌之中。現代人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精神上的空虛、焦慮、困惑和煩燥也就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人們。這就是現在西方社會吸毒、自殺、性犯罪等社會病以及哲學、文藝上反映出來的廣泛而深刻的悲觀主義、荒誕意識以及追求返樸歸真的根源。這一切都證明：物質生活的富裕並不能使人們完全滿足。人們不但需要物質生活，同樣也需要精神生活。佛教以“無常”、“無我”理論否定了人們對物質的執著追求，認為所有的物質存在都是有限的虛幻不實的。從而引導人們轉而追求內心的自由和安祥。佛教通過戒、定、慧三學幫助人們把自己的心調適得非常安祥，希望人類能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心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喧囂、噪雜的現代生活裡，它為人們提供了一片充滿生命之喜悅的“精神公園”。 重科學，輕人文，乃是現代文明的第二大傾斜。在現代社會裡，科學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類的知識在19世紀每50年翻一番，而在目前翻一番的時間已經縮短為3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過去是神話語言，今天已成為現實。人類今天所掌握的知識約有90％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得的，只有10％是過去幾千年積累下來的。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導致了絕對科學主義的傾向。人們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科學可以決定一切問題。人們只相信科學原理及證據，對於人的因素，則已經鄙棄而不顧了。即使在思想界裡，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相繼而起，他們渴望把一切知識都帶入數學的領域，因為只有數學的必然性才是絕對的必然性。在邏輯和知識論等領域逐漸以符號和數字來表達那些非具體的概念，將人的概念也套入了公式。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人的義務和責任似乎只是作為這種公式上的一個數字和符號。人的生命只是成為生產流水線上的一顆一成不變的螺絲釘。科學如果僅僅只是追求純粹的知識，完全無視對人、對社會、對人類未來的責任。科學如果僅僅只是追求純粹的功利，完全不顧由此造成的人情淡漠、社會離異、個人的孤寂感，不顧人類對自然界無限索取引起的報復，那麼，從理性出發的科學將會失去理性，科學之義的畸形發展將會把人類推向無底的深淵，人的價值和尊嚴將會消失在這個深淵之中。於是，近年來人的問題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人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人在茫茫宇宙間處於什麼地位?人世間的愛又在哪裡?這一系列問題又重新萦繞在人們腦際，每一個人都企望著找到答案。人們回過頭來看自己，發現科學的發達極其有限，它並不能解決一切人生問題。對於現代社會的這些問題，宗教也不能再故作姿態，超然於上，而必須積極參與，更多地與社會一道負起應有的責任。在西方，天主教會把現代社會裡，諸如戰爭、環境污染、通貨膨脹、生活的毫無節制等種種不合理現象歸之於人們背離宗教道德倫理的緣故。新托馬斯主義則進一步把宗教倫理作為一切社會生活的基礎。其代表人物馬裡坦在《天主教與社會進步》中指出：“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本質上依賴於倫理”。在他看來，只要人人都遵守宗教道德准則，人世間就充滿了“愛”，人世間的一切矛盾都將得到最公正的解決。人的尊嚴和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復。現代物理學的奠基人愛因斯坦雖然對神學宗教采取了否定態度，但他也認為宗教道德是個好東西。他說，要通過宗教的美德向人類灌輸愛的教育，“能夠在人類自己的身上培養善、真和美的力量”，“使人類盡可能從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懼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愛因斯坦認為科學和宗教之間“存在著牢固的相互關系和依存性”，都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必不可少的，科學提供認識的證明，宗教提供道德的力量。應該說，在這方面佛教作為一種人生宗教，一種人生哲學，具有超乎西方宗教之上的優勢。在西方，隨著人類眼界的逐漸開闊，對自然、宇宙以及人本身了解的不斷增進，“上帝萬能”的觀念被逐漸捨棄，人們雖依然走進教堂卻又充滿疑惑。佛教卻沒有受到“拯救者”概念的拖累。佛教的佛與菩薩是給予眾生超凡力量的朋友、親人和天然保護者。佛和菩薩不會發怒，不審判眾生，不會把人打進地獄受苦。如果人會入地獄，那是由自己的業力決定的，決不是佛懲罰他而將他打入地獄的。佛與菩薩不但不會送人進地獄，還要親自入地獄去救度受苦的眾生。佛教教人自尊自信，依靠自己的力量從生死痛苦中解脫出來，在涅槃寂靜之中獲得無邊的歡樂與永恆的幸福。可見，強調自己救自己的佛教更能契合現代人的精神需要。 重個體，輕群體，乃是現代文明的第三大傾斜。在現代社會裡，把個體的活力、個體的創造性以及個體之間的競爭，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崇尚個性解放、個人奮斗和個人利益至上，結果導致個人與群體嚴重對立的極端利己主義和人際關系的冷漠和隔絕。人類被封閉在“自我”之中，與社會疏離，與人群疏離，甚至與家庭疏離，內心沒有一絲溫情，哀怨和寂寞的情緒時時洶湧而來。佛教從因果學說出發，認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聯系的，人也是如此，人是整體，不是個體。個人所造之業產生的力量(即別業)固然能決定他的命運，但千百萬人匯聚起來的“共業”更是一股巨大無匹的力量，它推動人生，推動歷史與宇宙的流行運轉，這種共業所形成的局面即是人類共同遭受的果報，決非個人之努力所能挽回。因此，要使人類進入極樂淨土，不能單獨行動，而要全體都行動起來，以普度眾生為目標，自利利他，甚至要以他為己，把自己融合在眾生的汪洋大海之中。佛教啟發人類偉大的同情心，引導人們發揚無私奉獻、大慈大悲的菩薩精神。這對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友愛、相互幫助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之一，它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發展的最高水平，它應該具有現代文明的一切優點，而擯絕現代文明的一切弊端。人類文明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過去、現在、未來是不可能完全割斷的。我們要吸取以往人類創造的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自然也應該包括佛教文化的精華在內。 三 無可諱言，佛教作為一種傳統的信仰模式，一種傳統文化的積澱，它在某些方面已經同現代人的生活、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產生了一定的距離。佛教要適應現代文明，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貢獻，必須順應時代潮流， 不斷地實行變革和創新。“人間佛教”的弘揚正是從契合現代人的生活需要出發的。“人間佛教”的倡導者認為，釋迦牟尼佛降跡人間，生活、修道、成佛均在人間。說法度生，都以人類為主要對象；所說教理也都以人生現實為依據，以覺悟人群為中心。因此，自從人間有了佛陀 和佛陀的教法，佛教就是屬於人間的；佛教的思想必須扎根於現實人生；離開人生的現實，佛教便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土壤和基礎。他們批評有些所謂的佛教徒，不熱心弘揚佛陀的根本教義，漠視了佛陀偉大崇高的人格，不在自己的人格修養上下功夫，也不願意以純潔無瑕的慈善心利益他人，而是專門進行超度亡魂之事。這些人的行為實際上是與佛陀的言教相違背的。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有一位著名高僧——太虛大師，對人間佛教作了理論概括。他把全部佛法的目的與效果分為四個層次，即人間改善、後世勝進、生死解脫、法界圓明。認為這四個層次是全部佛法所包容的目的。其中成就法界圓明的佛果是全部佛教終極的真正的目的，前三層都是達到此目的之途徑。從人生改善開始，才能進至於成佛。但是有些佛教徒厭離現實人生之心切，偏重於求後世勝業或生死解脫，這種與現實脫節的做法決不能顯示佛法的功效。 “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以現實人生為基礎，改善之，淨化之。以 實踐人乘行果，而圓解佛法真理，引發大菩提心，學修菩薩勝行，而隱攝天乘、二乘在菩薩中，直達法界圓明之極果。”另一位當代高僧印順法師說得更明白：“人類學佛，只是依於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性，不礙人間正行，而趨向於佛性的完成。”他們都表達了同一個意思：人格的完成即佛道的完成。太虛大師還說道：“佛教的本質是平實切近而適合現實人生的，不可以中國流傳的習俗習慣來誤解佛教是玄虛而渺茫的；於人類現實生活中了解實踐，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這裡說的“合理化”與“道德化”，據他本人解釋是指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為。他說“若以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為，推動整個人生向上進步，向上發達，就是菩薩，亦即一般所謂賢人君子；再向上進步到最高一層，就是佛，亦即一般所謂大聖人。”他還強調，“在人類生活中，做到一切思想行為漸漸合於真理，這就是了解了佛教，也就是實行了佛教。因為佛陀教人持戒修善，息滅煩惱，就在使人類的生活合理化。……學佛，並不一定要住寺廟，做和尚，敲木魚，果能在社會中時時以佛法為軌范，日進於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學佛。”後來，趙樸初居士又把人間佛教的內容具體化，指出人間佛教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主張發揚佛教切合人生現實的進取精神，積極投身改善社會、淨化人生的善業。人間佛教實際上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人道主義宗教。它重視人生，強調以人類的生活和諧、精神淨化為宗旨，從而使佛教在現代生活裡找到了生存和發展的立足點。這就為佛教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設中，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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