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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露華：印光與《峨眉山志》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印光與《峨眉山志》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業露華 　　峨眉山又名大光明山，位於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一百多公裡處的峨眉縣境內。據郦道元《水經注》說，此山位於“峨水之眉”，所以稱之為“峨眉”。又有人認為其“兩山相對似如峨眉”，因而得名(如任豫《益州記》)。峨眉山“形具特拔之象，勢標嚴峻之儀”，巍峨秀麗，挺拔雄偉，自古來一直為人們所稱道。 　　然而，峨眉山之所以著名，還不僅僅在於她獨特的自然景觀。作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傳峨眉山是普賢菩薩“應化示現”的道場。而普賢菩薩與文殊、觀音、地藏一起並立為中國佛教的四大菩薩，在民間有廣泛的信仰和崇拜者，所以峨眉山作為佛教聖地之一，在佛教徒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 　　峨眉山的普賢信仰起源甚早，相傳古代有蒲翁者，因人山采藥，忽見前面有白鹿行走。鹿行之處，地上顯現朵朵蓮跡。於是他尋跡追蹤而去，至一峰頂，見有五色祥雲放光現瑞。據說這就是普賢大士現相之兆。北宋史學家范鎮所作《初殿》一詩中有： 　　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幾千重。 　　山僧笑說蒲公事，白鹿曾於此發蹤。 　　指的就是此事。蒲公後即捨宅為寺，供奉普賢菩薩，此為峨眉山普賢信仰之濫觞。胡世安《登峨山道裡紀》中說： 　　由(長老)坪出山肩駱駝嶺，漫行數裡許，為初殿，昔漢蒲公采藥見鹿處，後人立此 　　殿；或雲山形類族殿。下有蒲氏村，居無他姓，皆蒲公後也。此說以峨眉山普賢信仰起源於漢代，當然不足為憑。就中國佛教發展的史實而言也是不可能的，只不過是後人附會而已。著名佛教學者周叔迦先生也曾指出：“相傳古時有蒲公人山采藥，得見普賢菩薩瑞相，其實是宋人的附會。” 　　雖然蒲公見白鹿的故事出於後人附會，但在晉代，這兒就已經建有專門供奉普賢菩薩的佛教寺院即普賢寺了。普賢寺又稱“白水普賢寺”，即現在峨眉山著名的“聖壽萬年寺”。萬年寺位於峨眉山腰，為峨眉山六大古剎之一。始建時稱普賢寺。峨眉山林茂枝密，容易引起火災，故後來山間寺院多以“雲”、“水”冠名。由此唐代有慧通法師將寺名改稱為“白水寺”，與“集雲”、“臥雲”、“歸雲”、“黑水”等寺全稱為“三雲二水”。然而光改寺名並不能制止火災的降臨，此後白水寺屢遭火災。至明神宗時，又重建成磚砌之螺旋式無梁殿，改稱“聖壽萬年寺”。現寺內珍藏有貝葉經及捨利子，還有宋代所制之青銅普賢菩薩坐像等。 　　唐宋以後，峨眉山佛教漸盛，據統計，最盛時佛教寺院有150余座，作為普賢菩薩的應化道場，峨眉山吸引著十方缁素皆來參訪依棲；歷代王臣亦在此大事興建梵宇寺剎，於是琳宮绀殿，棋布雲巖；草捨茅篷，星羅幽岫。 　　峨眉山雖為中國佛教之名山，但系統記載峨眉山山川形勢、宮觀殿剎和人文古跡的峨眉山志書並不多，較早的有明末清初時胡世安所作的《譯峨籁》。胡世安字處靜，別號菊潭，井研(四川省井研縣)人。明崇祯(1628—1644)時進士，清代曾官至大學士。著有《大易則通》、《秀巖集》等著作。崇祯十二年(1639)後，胡氏先後三次游覽峨眉，他查閱以前的有關峨眉的山志舊著，罕有存者，能找到的一些也是“搜羅博而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見胡世安《題喻廣文峨眉山志》)。因而他一方面將能夠收集到的材料加以整理匯編，——方面又將自己歷次游峨眉山的見聞傳記進行結集，輯而成書，題為《譯峨籁》。 　　嚴格說來，《譯峨籁》只是胡世安所作的游山雜著之匯編，並非真正的山志，因此30年後，有太史蔣超者，曾取《譯峨籁》稍加增益，並作《凡例》，於是成《峨眉山志》18卷。蔣超，字虎臣，金壇(江蘇金壇)人，清／頃治丁亥年(1647)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他晚年人峨眉山出家為僧，曾寓居峨眉山伏虎寺多年。蔣超所輯《峨眉山志》，最後因疾病罹身，只得“草草卒業，倫次欠楚，未付剞劂而捐館，因是尚焉有待”。 　　清康熙年間，有中議大夫曹熙衡又取蔣超所作《峨眉山志》舊稿重加修訂，成《峨眉山志》18卷。曹熙衡，字素徵，錦州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曾奉命分巡建昌道(治所在今西昌)。峨眉山正在其轄境內。他覺得蔣超的《峨眉山志》撰成於疾病之余，因而未能做到條理明晰，而且有不少訛誤之處。於是他召集人員，重加修訂，“分條析項，淆訛者正之，紊亂者清之，繁蕪者裁之”，一方面刪去與此山關系不大的內容，一方面又增加近時發生的事情與變化，使讀者閱後能對峨眉的“山水形勝，宮觀殿剎，人物古跡，詞翰藝文，了如指掌，燦如列眉”，這樣才算有了比較完備的《峨眉山志》(見曹熙衡《峨眉山志序》)。 　　民國年間，《峨眉山志》又有一次重修，這次是由近代著名僧人印光法師主持，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峨眉山志》重加修輯。重修的《峨眉山志》著重突出了峨眉山與佛教的關系，充實了有關的內容，使《峨眉山志》作為一部中國佛教名山的山志更加名副其實。 　　印光，名聖量，別號“常慚愧僧”。生於清鹹豐十一年(1861)，卒於1940年，陝西邰陽人。他是我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又是近代著名的淨土道場——蘇州靈巖寺淨土道場的開創者，他一生弘揚淨土法門，被人視為近代“中興淨土”的大師，還被推為中國佛教淨土宗十三祖。 　　印光於21歲(清光緒七年，1881年)出家於終南山南五台蓮花洞。不久，投紅螺山資福寺。資福寺為清末著名淨土道場，他在資福寺念佛堂專意念佛，自號“繼廬行者”。廬山東林寺是東晉時著名高僧慧遠法師駐錫之處。慧遠法師在此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並曾率道俗多人於廬山般若台阿彌陀佛像前立誓往生西方淨土，因而被尊為中國佛教淨土宗的初祖，而東林寺也相應成為中國佛教淨土宗的祖庭之一。印光法師自稱“繼廬行者”，意為繼承廬山東林遺風，表明·了他立志弘揚淨土法門的願望。與此同時，他還著意研讀大乘佛教經典，多次閉關閱藏，由是深入經藏，深契佛理。 　　1893年，印光住北京圓廣寺，遇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化聞人都請藏，因檢閱料理，相助乏人，因而請印光相助。及化聞南歸，印光亦相隨南下，於是來到浙江普陀。此後他住普陀山法雨寺三十多年，一面繼續閱讀藏經，研習淨土教理，寫了大量宣揚淨土信仰的文章；一面則以普陀1山法雨寺為中心，往來於上海、江浙等地，大力弘揚淨土法門。1912年，有居士高鶴年將其所作弘揚淨土信仰的文章數篇刊人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開始引起讀者的注意。1917年又有居士徐蔚如，以印光的信稿數篇付之刊印，題為《印光法師信稿》。1918年春，徐又將其文章20余篇印於北京，名為《印光法師文鈔》，接著又陸續刊印續編、增補等。其間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揚州藏經院等也先後將其信稿文鈔等印行於世。於是印光法師聲譽日起，成為佛教界的一位名僧。 　　1930年，印光去蘇州報國寺。這時他除了繼續以信函方式弘揚淨土教義外，又在上海創辦《弘化社》，發行《弘化月刊》，流通佛教經典。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印光於十月去靈巖山寺避難，直至1940年去世。 　　印光法師一生，除了以書信文鈔方式弘揚淨土教義外，另一項較為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修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的山志。 　　1922年，浙江定海縣知事陶在東倡修《普陀山志》，請地方上知名學者王雅三主持此事。但王氏雖精於儒學，於佛學則未涉門徑。所以志雖成而未盡如人意。時印光正駐錫於普陀山法雨寺，於是山中諸老僧想請印光重修山志。但他此時正忙於刻排《文鈔》等事，無有閒暇。直到1930年掩關於蘇州報國寺後，才完成《普陀山志》的修輯工作。《普陀山志》完成後，其弟子李圓淨等認為，普陀與五台、峨眉、九華並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現既將《普陀山志》修輯完成，其他五台、峨眉、九華三山之志，理當一並修妥，不應置之不理。而印光檢閱四山舊志，也覺得唯五台山志略佳，其他普陀、峨眉、九華三山之志，則依秩等而下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修志者之意趣不同。此三山之志，皆由不通佛學之儒士所修，修志者意在“山川形勢變幻處致力”，而於“菩薩興慈運悲，拔苦與樂”處，則並未經意，結果導致“志山而不志佛”。印光認為這是“顛倒行事”，“不能令見者聞者增長善根，種菩提因。”(印光《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於是他下決心重修諸山之志。重修的《峨眉山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問世的。 　　印光重修的《峨眉山志》共八卷，分為十目。每目之前均有小序一篇，標明本目所收的主要內容以及在修輯過程中的取捨標准，使人一看就能明白概要。此十目是： 　　一，“星野圖說”。主要敘述峨眉山的地理方位以及山勢概略。 　　二，“菩薩聖跡”。主要引證諸佛典上有關普賢菩薩事跡的經文，以顯揚普賢菩薩之功德。 　　三，“全山形勢”。摘錄了《禹貢》、《益州記》、《水經注》、《眉州山川志》、《名山志》等典籍中有關峨眉山的記敘，還錄有關於峨眉山的峰、巖、台、石、洞、坡、溪、河等的具體描述。最後附有宋代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記》、明代胡世安的《登峨山道裡記》及清代四川提學江皋所作的《游峨眉山記》。 　　四，“寺庵勝概”。主要記載峨眉山佛教寺院興衰沿革之事。 　　五，“感應靈異”。載有關於峨眉山佛光、佛燈等所謂靈異之事。 　　六，“歷代高僧”。記載自晉代寶掌和尚至清代舒光照禅師等歷代50余位曾在峨眉IU活動的僧人傳記，後面附有幾位僧人的塔銘以及包括蔣超在內的三位居士的傳略。 　　七，“王臣外護”。記載自唐代以來歷代朝廷對峨眉山佛教寺院的敕賜，以及歷代王公大臣、文人學士所作的寺殿碑記頌文，是研究峨眉山佛教的重要資料。 　　八，“仙隱流寓”。古代峨眉山又是道教聖地，相傳春秋戰國時期，這兒就有方士隱居。在道教經典中也有關於峨眉山的記載。因此山中留有大量與道教有關的遺跡和傳說。本篇主要收錄從《列仙傳》、《環宇記》、《酉陽雜俎》等書籍中記載的有關峨眉山神仙、隱士等的傳記事跡。 　　九，“古今藝文”。記歷代所作贊詠峨眉山的游記、詩作等。 　　十，“動植物產”。此目中又細分十一項，詳細記錄峨眉山的鳥獸花木、奇珍異草以及各種土特產。 。 　　十目之外，志的最後還將原來蔣超所修《峨眉山志》的“志余”部分，以及各舊志中不便列於上述諸目者數段作為本書的“附錄”。 　　印光批評舊志“重於志山而不志佛”，因此他在修輯《峨眉山志》時，處處注意突出和宣傳佛教的內容。他在重修的《峨眉山志》中，特地立有“菩薩聖跡”一門，引述大量經文，從釋名、修證、德相、法要、利行、應化等六個方面，譯細論述普賢菩薩的功德事跡，從而大大突出了峨眉山作為普賢菩薩應化道場的特點以及作為中國佛教名山的重要地位。在選輯材料方面，盡量收錄與佛教內容有關的資料，而略去一些與佛教關系不大，偏重於山水景色描述的東西。 　　在編排體例方面，印光認為，佛教山志應當以弘揚佛法為主，以山水形勝、寺院占跡等為次，至於各種“藝文”之作，更為末流。既要大力弘揚佛法，則除了宣傳普賢菩薩的應化功德外，還應當首重高僧，次及王臣護法等。因此他把舊志中歸人“藝文”類的僧家塔銘，重新安排在“高僧”一項內，又將皇家頌賜以及修建寺廟殿宇的各種記文，歸人“王臣外護’’中。 　　此外，在每一篇目前面的小序中，他處處注意突出佛教的思想內容。例如在第三“金山形勝”的序中，印光說，峨眉I¨鐘靈毓秀，能使游者睹境明心，觸機悟道。在第十“動植物產”的小序中又說，此山一草一木，若飛若走，皆具普賢智慧德相之眼，可以使人觸境明心，聞聲悟道，等等。 　　印光重修的《峨眉山志》，還糾正了舊志中的一些荒誕謬誤之處，對有些材料進行了考訂。例如，舊志為借經言以見重於世人，引了《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中所說的：西南方有光明山，為眾菩薩所居處，現有賢勝菩薩在此說法等，認為此光明山即是峨眉山，而賢勝菩薩就是普賢菩薩。印光對此並不以為然，故而特立“菩薩聖跡門”進行論辯。又如舊志於寶掌和尚、智者大師以及玄奘法師等人的事跡，殊多訛謬之處，印光在重修山志時曾一一加以考訂。另外，舊志中記載的——些關於道教的傳說，如所渭黃帝在峨眉問道於天皇真人等事，印光認為峨眉道教絕響已久，為避免後世“惑於兩歧，莫知去向”，故將這一類記載多刪去，從而更加突出了佛教的影響。 　　由於印光本人未曾到過峨眉，沒有親歷其境，他所重修的《峨眉山志》只是依據舊志以及其他一些文獻資料，因而其局限性是很明顯的。此外他過分重視宣揚佛教，認為文應載道，否則縱令詞義華美，亦屬無益於身心世道之閒言語”，因而反而將一些游記佳作刪略，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盡管如此，本書畢竟還是保存了許多有關峨眉山佛教的資料，在當時對宣傳和提高峨眉山佛教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我們今天研究峨眉山佛教文化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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