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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慧法師：通奸除罪化與婚姻穩定性——一個非道德性角度的分析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通奸除罪化與婚姻穩定性——一個非道德性角度的分析 釋昭慧 “通奸除罪化”最被質疑的是：它會不會動搖婚姻的穩定基礎？我們不妨檢視此一命題：        大前提：維持婚姻的穩定性非常重要。        小前提：通奸除罪化會動搖婚姻的穩定性。        結　論：因此，通奸不宜除罪化。        這兩個預設前提，放在個案或社會的情境之中加以檢驗，可能都有問題。第一、通奸罪的存在，或許並非維持婚姻穩定性的關鍵要素。第二、依個案來看，苦聚不如樂離，惡質的婚姻(例如：丈夫有凌虐妻兒之暴力行為)，未必見得需要維持其穩定性。還有，在社會變遷之中，婚姻的穩定性也已不再如過往這般重要了。        從因緣條件的供需法則以思量之，則婚姻的穩不穩定，常系乎婚姻雙方的心理需求、現實因緣，與社會文化所提供的背景條件；通奸罪之存在與否，反而不是關鍵性要素。社會背景的部分且先不談，就婚姻雙方而言： 第一、倘若雙方都有讓婚姻存續下去的心理需求與／或現實利益，就自然容易維系穩定的婚姻關系。        第二、倘若只有單方面具足此一心理需求與／或現實利益，則其有兩種對應之道：一、無論如何屈居劣勢，也會想辦法維系婚姻關系。古代無經濟自主條件的女子，不得不容忍丈夫外遇或三妻四妾，將原屬男子與女人間的情欲矛盾，轉化成“兩個乃至多個女人和平共存”的局面，即屬此一情況下出現的婚姻穩定性。二、為了維系穩定的婚姻關系，不惜將危及此一關系的第三者予以殲滅或嚴予懲罰。於是，爭寵、捉奸、情殺之事，層出不窮；通奸罪到最後大都演變成“兩個女人的戰爭”，罪魁禍首的男子反而在一旁納涼，原因在此。        第三、倘若雙方都無此一心理需求與／或現實利益，則婚姻之穩定性自會大幅削弱。晚近社會中，離婚率大幅提高，非婚姻之同居關系也極為尋常，這絕非“人心不古”之泛道德論所可解釋，它所反映的只是現實層面的供需法則：當代人心或社會，對婚姻制度的現實需求，已不若古時來得這般殷切了。        人類因情欲而必須付出生養後代的代價，而女性的懷胎期與後代的幼弱期又極其漫長，在這母子亟須保護的期間，保護的責任歸屬問題，使得人類不得不發明出種種婚姻制度。母系社會的制度，也許比較符合情欲的原型——它把此一責任歸屬，置於女性的兄弟之中；舅舅有保護姊妹與甥兒的責任。在父系社會中，此一責任歸屬轉置於情欲行為當事人身上，於是，丈夫有保護妻(妾)與養育兒女的責任，但前提是：妻(妾)必須向單一男性輸誠，以確保兒女血統的純正。        然而這種供需層面的現實考量，卻逐漸演變成在“情欲忠誠度”方面男女不對等的道德、習俗乃至法律。為了矯治這種不公平與非正義，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現了，它照顧到了愛情所難以避免的“占有欲”，規范了男女雙方的對等忠誠，因此它也較諸父系社會，照顧到了女性在實質上與精神上的保障——依法男子不但不可三妻四妾，也不得拈花惹草。        但是法律的實施，並不意味著習俗能立刻跟進，所以社會習俗對女性“情欲忠誠度”的要求，還是比對男性的要求苛刻得多。在此文化制約之下，那些受到外遇之害的女子，大都在“懲罰配偶與第三者”與“只懲罰第三者”的兩個選項之中，選擇後者；對她們而言，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是符合其“利己原則”的。這已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文化是無孔不入的，簡直讓人找不到下手變革的著力點，於是部分女性主義者轉而訴諸法律，希望在形式上先將“通奸的刑事罪”全面解套，以免它徒然演變成“兩個女人的戰爭”，而導致實質上的不公平與非正義。        還有，避孕術成功後，兩性可以有婚姻關系，而親子的牽系不一定存在；女性經濟獨立後，可以無婚姻關系，卻擁有自給自足的生活能力；試管嬰兒的醫學技術發達之後，單身女子更有了不透過“性”即得以生育子女的條件。這一切，都改寫了傳統婚姻、家庭與親子關系的概念。情欲自主論、通奸除罪論，都是在這些社會所提供的背景條件具足之後，才被提出來的“後現代情欲觀”。        這些觀念，顛覆了“萬惡YIN為首”、“糟糠之妻不下堂”等等漢民族傳統的道德觀與法律觀。它在情理上是否都站得住腳？容可再議，但它在事實層面的發展，卻印證了一項佛陀所開示的法則——“緣起”：一切現象都隨因緣而變遷生滅，無有永恆(是名“諸行無常”)；一切現象也不可能獨立自存，而是因緣條件制約的結果(是名“諸法無我”)。此一定律，證諸攸關婚姻課題的道德討論或法律訴求，顯然若合符節。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尊悔樓 ——刊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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