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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廣法師：禅觀路上，幸遇明師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禅觀路上，幸遇明師 釋性廣 感時悲教，救亡圖存 　　筆者有幸，在中壯之年，已恭逢並見證了台灣佛教之教運由弱轉強的時代。仔細思維，佛教在台灣的復興，應與鼓勵佛弟子關懷苦難，積極入世的“人間佛教”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 　　民國七十一年，筆者出家於供奉慈航菩薩肉身捨利的道場。初出家時，常聽人引用慈航菩薩的名言：“慈善、教育、文化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而慈航法師與印順導師，同為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服膺並提倡入世關懷的大乘菩薩精神。一般人引用此句，強調的是入世利生的內容，但筆者解讀到的，是當時佛教需要以此而為“救命”依憑的無奈與悲哀。 　　原來，長久以來，世人對於佛教已形成“愚妄迷信，經忏交易”的印象，所以評價很差；而流傳在民間戲曲與口耳譏諷中的，對僧人的輕藐蔑視，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多視僧人為因家貧而從小被送養於寺院的社會底層人。 　　所以，無論是太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或印順導師提倡的“人間佛教”，觀其思想凝成的時代背景與心路歷程，不但源於大乘佛子“不忍眾生苦”的悲憫情懷，也更有感時悲教，救亡圖存的危機感。 　　可以說，過往的山林佛教以逃塵避世而贻世輕藐，過往的聚落佛教以腐化墮落而贻世譏嫌，如何捨此二邊而行中道？這正是導師窮畢生心力，深入三藏，學貫印、中(佛學)，而提出“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之意趣所在！ 當仁不讓的普賢行願 　　導師深知，人間佛教，不能徒托空言，必須身體力行，並以實際成果來證明其效力，這才能激發起追隨者的信心。例如：寺院經濟的既有陋習，導致僧伽失格，社會诟病。他深刻體會：必須先端正僧品，方能轉變佛教的體質。但他並未采取像太虛大師那樣“大鬧金山寺”的激烈作法，而是擘畫寺院經濟的理想藍圖，並證明其可行性。 　　民國四十九年，導師在台北創建慧日講堂，他說：“我當時有一構想，佛教難道非應付經忏，賣素齋，供祿(蓮)位不可！不如創建一講堂，以講經弘法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唯持下去！我從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妙雲集】下編第十冊，《平凡的一生》，頁一○七。)有了前人成功的事例，於是有心人逐漸出現“寺院、道場要辦‘道’不要辦‘桌’”(台語“道”與“桌”同韻母)的反省。 　　殊堪安慰的是，如今在台灣，不只是“寺院辦道”的觀念深植人心，連帶的，慈善、教育、文化，這些利人益世的事業，已從過去“不得不然”的佛教救命圈，成為今時菩薩學人“當仁不讓”的普賢行願。相信這正是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的初衷，因為本位主義的消極自保，絕非人菩薩行的目的。 親炙大德，喜獲法益 　　忝為“人間佛教”的追隨者，如上所述，筆者見證了一個佛教由弱轉強的時代。其次談談個人的學法心得。 　　出家以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思想苦無出路，尚幸拜讀導師的著作，終於尋得學佛道上的指路明燈。最難得的是，無論是弘法還是禅修，筆者都因親炙導師而得大法益。 　　民國七十五年底，筆者開始向信眾弘法，所依教本，即是導師所著《成佛之道》。以後因追隨昭慧法師以問學、護教，而得以時常陪同法師拜見導師，親聆法音。 　　民國七十九年，弘誓學佛班在善導寺開課，由昭慧法師與筆者將《成佛之道》偈頌編成科判，經導師親自修訂定版之後，制成講義，向四百多位第一期學員講授。令筆者感動的是，他老人家不但將此科判細讀細改，而且還致函昭慧法師，提撕重點。 　　民國八十年初，筆者開始接觸並習學各種禅修法門。在修學過程中，雖也多次體會到禅修的知覺明達與輕安樂住，然而因有從導師教導中所得到的“正見增上”力，故爾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沉緬於身心的特殊經驗，而忘記止觀的真義與菩薩禅法的究極目的。禅修過程中，最常領受到的，就是身心的變化與特殊的覺受，然而在佛法中修學禅法，重要的不是尋求感受，而是對經驗的確當诠釋與正法抉擇力的培養。禅修者如果一味強調自心體驗，而不依於經教與正理以作檢證，很難不墮入眛定、邪定之中，因此導師名之為“美麗而險惡的歧途”。 三學增上，擇法依歸 　　記憶深刻的一次，是民國八十四年底，筆者在一次的禅修營中，體會到一些超常的經驗。禅修結束後，身心久久沉浸於難以言喻的歡喜踴躍中。由於每隔月余，都會隨同昭慧法師去向導師請安問法，在那次禅修後去見導師，就向老人家報告：“最近學到一種特別強調不修禅定，而直接入於觀慧的方法。”導師聽了，當即問道：“那戒、定、慧三學，又要怎麼說？” 　　一句問話宛如棒喝，筆者當場有一種恍然醒覺的震撼！慚愧的是，“法次法向”，“三學增上”的義理並非初次聽聞，但只不過是身心得到一點超常的覺受，自己竟然把佛法正見拋在腦後了。自此筆者更是戒慎乎始，依八正道而以正見為基，將一切禅觀體驗，都置於正見之下而作檢驗。 　　為何修行時身心的超常覺受，更需要正見指引？筆者曾引喻說明：把一根直筷斜置於一杯水中，由於水中光線的折射作用，我們將看到筷子與水面的交接處，是折斷而不連接的。認知中的直筷有如“擇法的正見”，而視覺經驗的斷箸，則宛若“境相的錯覺”，縱然是親眼所見，但還是不可信的。 　　由於導師思想的提撕，使自己的禅觀修學之路穩定踏實。筆者常自我警惕：切莫陷入“不以勝義印證，只重自心體驗”的泥淖。面對修持過程中身心的諸多變化，過往誦讀的導師法語，更成為彼時擇法的靈感與依歸，解決了許多禅修觀念上的困惑與瓶頸。每從禅修營隊回來，筆者總是就著個人修持的進境，與昭慧法師討論如何與法義相互印契；偶或谒見導師，也會向老人家報告修持的心得，以求能不偏離於正道。 暢佛本懷，普賢願行 　　印公導師著作等身，世人多注意他在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他在修持方面上的卓越見地。甚至有一種錯誤的傳言，指稱導師“不重修行”；由此衍生一種錯誤心態，認為他的著作是不討論修行問題的，他對於修行問題，是沒有發言權的。這種浮面感覺，其實有待商榷。筆者曾撰《人間佛教禅法》一書，分析並綜論導師在禅修方面的卓越見地與研究成果。以下簡略說明大要： 　　第一、在治學目標方面： 　　導師以顯揚佛陀本懷，建立契理契機的教法為治學理念，故不可能忽略佛法“依禅觀以入於空慧”的究極理想；也絕不可能對變質異化的修持方法，模稜兩可而不置可否。所以導師在探尋本質佛法，消化傳統遺產之後，必然會依於“人間佛教”思想主軸，而凝成其禅觀思想的結晶；而又因其治學長於“辨異”，故對漢傳、藏傳、南傳佛教中那些不修行的人，修行錯誤的人，還有把修行定義得太狹隘的人，必然會提出一番反思與批判。 　　第二、在研究成果方面： 　　 　　印順導師著作之中，論究禅法內容、辨析修行知見的篇章，不但數量頗多，而且時有孤明獨發的卓越見地。最為學界所著稱的，是探究禅宗初期從印度(如來)禅演變到中華(祖師)禅的《中國禅宗史》。其它諸如《修定——修心．唯心與秘密乘》等著作；對於宗見思想之所從出，方便適應之必然轉折，宗門設教之隱微與歧途等等，都一一加以剖析，明確指出修持應有的正途與宗派歧出的關鍵。 論著蒙師題字、修訂 　　民國八十九年，佛教弘誓學院舉辦第二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昭慧法師、悟殷法師與筆者，三人相約“以法供養”，用“各寫一本新書並予以發表”的方式，來為導師祝壽。當時筆者深受江燦騰教授之鼓勵，乃決定以自己的碩士論文《印順法師禅觀思想研究》為底稿，進一步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禅法”，是導師禅學思想中心。筆者希望能於該書之中，完整闡發導師精采卓絕的禅學思想與止觀正見。 　　記得筆者在撰完碩士論文初稿後，曾帶到華雨精捨，敬請導師指正。承蒙導師逐句看過，整份文稿留下了導師珍貴的親筆校訂字跡。 　　拙著《人間佛教禅法》第二章，介紹“人間佛教”思想的播種者──印順導師的生平學經歷；並特從幾個面向，敬述導師一生勤懇治學，光風霁月的“聖之清者”的人格特質。後與昭慧法師至華雨精捨，呈給導師過目，第二天早上，導師看完後，慈詳地微笑向筆者說：“我沒有你寫的這麼好！”昭慧法師與筆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導師您太謙虛了。” 　　書成付梓之前，又蒙導師慈允題字，於是在華雨精捨明聖、慧琛、慧璨諸法師從旁協助之下，眼力退化而手肘無力的導師，竟然扶著老花眼鏡，以微抖而持筆不穩的手，一筆一筆緩慢地寫下了該書書名：“人間佛教禅法”。筆者如獲至寶，將此珍貴墨寶置於該書首頁，以為紀念。 　　至今無論是禅學寫作還是禅觀教學，筆者還是掌握大乘三昧的要領，暢導普賢行願的精神。這一切，固然來自個人體驗的自信，其源頭活水，還是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禅觀思想。 　　禅觀路上，幸遇明師，如優昙花，甚難希有。追思情切，無以言念，因茲略述二、三往事，與諸讀者分享自己親炙導師所獲致的無限法喜。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四日　於法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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