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密與漢密
前面我們說了四大菩薩，再介紹一點藏密與漢密(唐密)的情況。
佛教傳入西藏後，於西藏宣揚者稱為“藏傳佛教”。藏傳佛教是以金剛乘為主流。約公元五世紀傳入，傳說，當時從天而降“百拜忏悔經”、“捨利寶塔”、“六字真言”、“法教軌則”四寶，皆屬於印度金剛乘之物，於此即開啟了西藏佛教之門。
而佛教較大規模地傳入則是在藏王松真干布時期。當時藏王松真干布與唐朝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尺尊公主聯姻，文成公主從中國帶了釋尊十二歲等身佛像至西藏，並建立小昭寺；尺尊公主則攜帶了釋尊八歲等身佛像，建立大昭寺。於此開啟西藏寺廟的興建及佛法的流布。到了公元七七○年左右，藏王赤松德真邀請印度高僧寂護及蓮花生大師入藏傳教，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出家僧寺－桑耶寺，並為七位藏族貴族青年剃度出家(即著名的“七覺士”)。寂護是一位娴曉三藏典籍的大法師，蓮花生則是一位精通密咒的大宗師。蓮花生大師來到西藏之後，示現多種神通、降伏許多魔障，並傳下大量珍貴的密法，開創了西藏密宗法揚的大道。蓮花生大師的偉大行徑使得後世的藏密諸派皆對他尊崇備至。此外，赤松德真為了奠定佛教根基，也廣泛地翻譯經典。其不僅從印度迎請多位譯師入藏譯經，也派遣藏族才俊前往印度學習教典及翻譯。如此，不但保存了大量的印度佛經，亦將佛教推向西藏宗教中的最高位。
但是，到了公元八三八至八四二年間，藏王朗達瑪卻大肆摧毀佛教。在這個時期，寺廟被毀、佛經被焚、僧人被迫還俗或殺害，這使得西藏佛教在往後的百年間陷入了黑暗期。
直至公元九七○年左右，佛法才漸漸復蘇。為了彌補先前的損毀，於是又再次前往印度學習佛典或迎請高僧入藏。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以仁欽桑布譯師、阿底峽尊者、卓彌譯師、瑪爾巴譯師為主。
接著，至公元一二六○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封薩迦派法王八思巴為國師，授與玉印，統領西藏。於是，薩迦派在當時成為西藏的政治與宗教領袖。雖然往後由於元朝的衰敗，薩迦的政治勢力也逐次漸縮，但至現今，薩迦王室在藏人的心目中仍有皇族的象征。
正教合一是藏傳佛教的顯著特征。
藏密博大精深，位於拉薩市中心的大昭寺，與布達拉宮遙相呼應。它是由藏王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為鎮邪而建造，如今成為了臧漢友誼的歷史見證。
大昭寺主殿供奉著文成公主於公元641年由長安帶來的釋迦牟尼佛12歲時的等身鍍金像。這尊佛像在藏胞心中有著無比神聖的地位。他們不辭遠勞，磕著長頭，前往拉薩，為的就是瞻仰這尊佛像，給殿內千年不滅的智慧之燈添上一坨酥油。
佛學，以其神秘的宗教色彩、自成一派的哲學體系，散發著獨特的魅力，在藏民心中有著崇高的地位，也是漢藏人民共同擁有的文化現象。
漢密，又叫唐密。史載，佛教在佛祖圓寂後五六百年左右產生了密宗，初期主要是各種咒法，後來逐漸形成以通過法身變化顯現而悟道的一種修行方法。據說早在南北朝時期來華的僧人就已經有密法，比如佛圖澄就很著名。後來在公元700多年的唐代，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號稱開元三大士，所傳之印度密宗開始流行，而後由中國僧人傳入日本。
這些密法屬於漢語語言體系，為區別於流行於藏、蒙、北印度和尼泊爾等地的藏語系統密宗(藏密)，所以稱漢密。
自佛法東來，經過歷史的演進，中國佛教至唐朝時已分為成實、俱捨、禅、律、天台、華嚴、法相、法性、淨土、密等十宗。漢密自是密宗也。
站在究竟圓滿的佛法來講實則法無顯、密之分，蓋因人而異，佛法本一味，直契如來心海，但應眾生不同根器，唯以不同方法教導，此即因材施教，才會出現了眾多宗派。
漢密乃盛唐玄宗時代開始到會昌法難之間的影響極為重要的佛教佛乘思想理論和實踐體系，從公元716年至公元845年連續興盛一百三十年。
佛法乃實踐的智慧體系，以利生為目的，利生必然間接護國，而密法更有直接法門護持國家太平。唐密的護國、利民思想在【大日經】和【金剛頂經】中都有涉及，在其它密法部門經典中更有專門的護國修法儀軌。
佛教文化的入世思想乃是“弘法利生”，這就決定了佛法必然對於社會、家國的和諧具有建設性意義。漢密中的“道德禁忌”和“心靈敬畏”即三昧耶戒，實質是一種平等尊重、平等供養、平等互助的雙益規范。
學佛乃是學習佛陀的大丈夫品格，如果“小人故我”，大約連基本的社會行為准則和道德規范都不能遵守，更遑論成就“大丈夫”品格。
盛唐密法的歷史經驗有著非常鮮明的護國利民功用，在今天這種“護國利民”作用，將隨著漢密佛教文化的再次弘傳，為華夏新盛唐的到來發揮不可低估的積極影響。
這是我們修學佛學文化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