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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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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與佛教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礻真,身為天子,卻起兩個法號,自號圓明居士和破塵居士。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皇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國歷史上可比於漢唐盛世,後人大多知道漢唐盛世得益於帝王內用黃老之術,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於禅宗心法,尤其是這三代盛世中承上啟下的雍正皇帝,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於一身的殊勝風采。雍正在禅宗上的修證主要得益於章嘉呼圖克圖的教授與印證,章嘉呼圖克圖是聖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對於章嘉呼圖克圖,雍正稱贊“乃真再來人也,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眾之所欽仰。”雍正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於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國師指導下禅坐,連續兩日,“即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當時章嘉國師認為只是初入堂奧,如針隙觀天,勉勵其更求進步;雍正遂於當年二月於結雲堂閉關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遂又問證於章嘉國師,國師認為這仍不過是庭院觀天,應該更加勇猛精進;於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於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踏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章嘉國師稱贊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國師的最後認可。雍正歷來被公認為中國帝王之中唯一真正親參實悟、直透三關的大禅師。

    講經傳法自選語錄

    雍正繼位登極以後,於政務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講經傳法,自號圓明居士,近從王室宗親,遠至和尚道士,無不從學如流。雍正閱讀《指月錄》、《正法眼藏》、《禅宗正脈》、《教外別傳》等禅宗語錄,認為這些語錄的選編中“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紛雜陳,撩亂錯出,蝌蚪與神龍並游,野狐與獅子齊吼”,特別批評當時迦陵性音禅師選編的《宗統一絲》,更是“錯雜不堪”,“尤為乖謬”。雍正認為,這些語錄,令“飽參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為毒害,奚可勝言”!針對當時禅法“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絲”的狀況,歷時數年親自“選輯從上宗師吃緊為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以“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因此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最權威的禅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雍正選編的原則是,不重虛名浪譽,唯看是否達到真實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從性地流出。雍正親自選編出了12位主要禅師的重要語錄及其它500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語,同時還收錄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語。特別是,在每卷語錄之前,雍正親自御制序言,諄諄提示,闡明心要,指示學人,實在是十分難得的點睛之筆。

    雍正別具慧眼,發前人之所未發,在《御選語錄》中首先收錄了僧肇的《肇論》、《寶藏論》等論文。僧肇生於達摩東來以前,因此前人從未將他列入禅師之中,但雍正認為僧肇諸論“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所以加封僧肇為“大智圓正聖僧”。本書還收錄了紫陽真人的禅宗頌偈,紫陽真人張平叔是中國道教史上重要人物,所著《悟真篇》與《道德經》、《陰符經》齊名,雍正認為,這些禅宗頌偈“一一從性地演出西來最上一乘妙旨”,“篇中言句直證了徹,真指妙圓”,所以加封張平叔為“大慈圓通禅仙”。同時,本書還選錄了淨土祖師蓮池大師的《雲棲法匯》,雍正認為“淨土法門,雖與禅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得參禅,果深達性海之禅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焉隨喜真如,圓證妙果”。因此可以看出,《御選語錄》已經完全打破教下與宗門、佛法與道教、禅宗與淨土宗的門派之見。正因為這部《御選語錄》處處顯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見,所以歷來被列為真參實證的學人終生必須閱讀參究的一部重要經典。

    重用高僧保護寺廟

    歷史上,有過不少僧道參與朝政的事情,像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廣孝,都是比較典型的。雍正帝則一度重用文覺禅師,在森嚴的紫禁城內為他安排了專門住所,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倚之如左右手”。雍正朝前期,接連發生了大將軍年羹堯、皇舅隆科多、皇弟允異、允唐等幾個震驚朝野的大案。在處理這些機要案件過程中,文覺禅師作為雍正帝的高級參謀,一直出謀劃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覺禅師70高壽,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儀仗隊伍浩浩蕩蕩,如同王公大臣一樣,所過地方的官員對他頂禮膜拜,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和稅關監督年希堯等要員,都以弟子禮相見,充分顯示了文覺禅師的特殊身份和顯要地位。

    雍正帝很注意保護僧捨。西寧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爾寺,位於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糾眾發生叛亂。川陝總督年羹堯奉命進討,次年平定。為鎮撫青海諸部,年羹堯令丹噶爾寺的喇嘛騰出寺內房屋1500間,讓給留守官兵居住,而把眾喇嘛趕到朝天堂棲身,引起強烈不滿。雍正帝知道後,親手批示:“將喇嘛寺之僧捨作為營房,似屬不利,自應另造(營房)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捨。直隸唐山縣令反對佛事,下令驅趕僧人,強奪僧捨,改為民房。雍正帝聞訊後,下旨立即將該縣令拘拿問罪。這時有侍郎留保出面奏道,僧道都是些無法生活的窮人,寺廟實際上是他們的收容所,皇帝容留他們,就如同周文王視民如傷的一樣,不過是把他們當作鳏寡孤獨加以照顧,然而那個學究式的縣令,不能領會皇上的聖意,難免犯錯誤。雍正見這個侍郎說得堂而皇之,最後把縣令從輕發落了。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繕古剎名寺。江南荊溪(今宜興縣)崇恩寺,曾是玉林國師傳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谕擴建。浙江紹興報恩寺當初也是玉林的開堂場所,奉旨維修。浙扛普陀山是觀音大士示現的聖地,雍正帝動支帑金,派遣專官監督修飾這裡的普濟寺、法雨寺。

    雍正帝參與佛教事務的內容是,利用皇權調和儒、佛、道三教的關系,使三教融於一爐。他說:“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又有許多共同的東西。雍正帝特別強調,三教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比如勸人為善棄惡,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說,“誘掖獎勸”,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導人於善”。儒佛道三教共同起著“致君澤民”作用,同樣有助於帝王之業。

    佛道二教歷來矛盾,雍正帝以帝王之力大搞調和。他說:“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強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門弟子,卻接受了道人婁近垣;他選編的佛家語錄,把道家紫陽真人張伯端的著述也選了進去。雍正帝認為,張伯端的《悟真篇》,盡管是道家的著作,就是在佛學中也是上乘的。雍正帝極力揉合儒、佛、道三教,目的在於全面地利用它們,充分發揮它們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帝還在佛學方面大量地著書立說,以影響佛教領域。他寫有《教乘法數》、《園明語錄》、《集雲百問》、《揀魔辨異錄》、《悅心集》、《破塵居士語錄》、《御選語錄》等佛學著作,編有《翻譯名義選》、《禅師心賦選注》、《大覺禅師錄》、《萬善同歸集》、《當今法會》、《經海一滴》、《宗鏡大綱》等佛學作品。這些佛學論著,表明了雍正帝不僅信佛崇佛,而且對佛家經文也很有研究。大量刊刻發行後,在佛教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雍正帝政事不廢,又搞了這麼多的佛學著作,恐怕也實在難以找到第二個這樣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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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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