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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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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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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佛教的因緣
魯迅與佛教的因緣 寫“魯迅與佛教”這樣的文章命題，在一些人看來，也許是南轅北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魯迅不曾表明過信仰佛教，他也未曾聲稱是佛教信徒。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傑出的文學家，同時也是卓越的思想家。超過半個世紀，魯迅在一般人心目中，即為風骨凜然、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文化戰士。因此，魯迅與佛教扯不上關系。對魯迅生平事跡有深入研究的學人，在論述魯迅思想及其發展的著述中，為尊者諱，往往回避涉及魯迅與佛教的因緣，以免損及魯迅作為文化戰士、卓越思想家的崇高地位與形象；而一般對魯迅思想、生平事跡缺乏了解的人們，則無由獲得魯迅與佛教之間存在因緣關系的確實資料。 魯迅在“上下求索”，探索各種先進思想，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曾經接觸佛教經典，並從佛理、佛學哲理中吸取營養的事實。 以下是筆者根據一些零星資料，加以綜合歸納，分作魯迅與僧、與法、與佛的三個章節來嘗試介紹魯迅與佛教的因緣關系。 魯迅與僧人的因緣 魯迅是周家的長孫，極受重視，家人擔心養育不大，還未足歲，即由父親領著去拜他的第一位師父。他們前去的寺廟，是被譽為紹興八大寺觀的長慶寺，拜的師父為長慶寺的主持（當家和尚）龍祖法師。龍祖法師替魯迅取法名為“長庚”，師父贈他銀八卦一件，上刻“三寶弟子法號長庚”，魯迅還有一件百家衣，即“衲衣”，非喜慶大事不給穿上，一條稱為“牛繩”的東西，用以避邪。魯迅年幼時，遇到該寺做水陸道場，都會隨家人到該寺去看熱鬧。 魯迅一直到他臨死的那年，即1936年4月他還寫下《我的第一位師父》的文章（收錄在《且介亭雜文末編》），追憶去世已有40年的龍祖法師；魯迅也推測龍祖法師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師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寫道：“我們（指與他的師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卻久已彼此不通消息。”文情並茂，真摯親切，顯示了魯迅感情豐富的一面，感人至深。 魯迅也結識、結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如許壽裳、許季上，日本人內山完造、日本禅學大師鈴木大拙等人。其中與魯迅交情最深的，當推許壽裳。 魯迅與佛教經典（法）的因緣 相對而言，魯迅與佛教經典的關系，就甚為密切，且終其一生，都與佛教經典保持善緣。 根據魯迅日記，他從日本留學歸國，於1914年（即所謂的“民三”）在北京擔任教育部官員時期，開始大量閱讀佛教經典，努力研究佛學。這一年，他購買佛學書籍多達70、80種，占全年購書數量的二分之一，這些佛書有《釋迦成道記》、《金剛般若經》、《發菩提心論》、《大乘起信論》、《瑜伽師地論》、《大唐西域記》、《玄奘法師傳》、《高僧傳》、《閱藏知津》等。他不但自己看佛書，研究佛學，還不斷給紹興老家寄去佛書。如4月寄《釋迦如來應化事跡》3冊，6月寄《佛教初學課本》等，7月寄《起信論》等7本，同月又寄《續高僧傳》等書。 根據魯迅好友許壽裳回憶，1914年以後，魯迅除了自己買佛教書籍，研究佛學外，還與許壽裳訂下協議，合購佛書，互通有無，這很可能是基於經濟不甚寬裕的原因。 魯迅不但大量購買佛書，對出版佛書，也付出精神，作出貢獻。1915年7月，魯迅逐篇逐句仔細校對高麗本《百喻經》，並出資委托金陵刻經處刻印出版（一百冊），他在書後記下：“以日本翻刻高麗寶本己丑年本校一過，異字悉出於上。”書出版以後，魯迅即以此書為母親祝壽，魯迅也用以送人，1916年5月日記，魯迅曾記下：“送朱造五《百喻經》一冊”。《百喻經》，又名《百句譬如經》，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齊時，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帶到中國，並譯成中文。魯迅親自校對，並出資刻印，可以想見他對此書極為重視，他這樣評論該書：“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亦隨在可見。”魯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經》剩余的款項，刻印《地藏十輪經》。 1916年，魯迅繼續購買佛書，如《淨土經論》、《妙法蓮華經》等，也大量搜集、購買佛教碑帖，如寺碑、廟碑、塔銘等。據魯迅日記，這一年他曾經用13個晚上的時間抄錄《法顯傳》，全文多達1萬2千900字。 魯迅與佛理（佛學）的因緣 魯迅曾經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廣泛閱讀佛書，潛心研究佛學，以他的治學功力，對佛理必然會有許多領悟。魯迅一生著述等身，留給後代的作品，卷帙浩繁，他雖然不曾在文章中弘揚佛理、佛法，但佛教給他的影響，卻非常明顯。 魯迅早期的作品散文詩集《野草》，許多文章常出現佛經中的典故、意象、用語、佛教詞匯，像“伽藍”，即梵語，指寺廟（見《好的故事》），“火宅”（見《死火》），“三界”，佛教所指天國、人間、地獄，“劍樹”，即佛教傳說的“劍樹地獄”，“火聚”（見《失掉的好地獄》）、“無量”、“地獄鬼眾”、“牛首阿旁”（見《華蓋集·碰壁》），以及大歡喜、大悲憫、大痛楚、大光輝等佛經慣用詞匯。 魯迅也曾用自己的法名“長庚”，給小說中人物命名，那就是在短篇小說《在酒樓上》，恐嚇自己的侄女的無賴。魯迅此舉，很有自我揶揄、自我幽默的意味。 然而，佛教對魯迅的影響，還是在於思想方面的啟示，以及向他灌輸建立崇高人格的力量。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環境錯綜復雜，魯迅必須面對來自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層層迫害、圍攻撻伐，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的反擊或駁诘文章，盡管辛辣尖刻、冷峻深沉，然而內心深處還是飽含悲憫的情懷；魯迅從佛學中吸取的滋養，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思辨智慧，充滿辯證的思考方式，助他透視事物的深層真相。有人認為，魯迅晚年很容易便接受了唯物辯證法，與他早年深入鑽研佛學，吸取了佛學和佛理中蘊涵的辯證思維，不無關系。也就因為具有清晰的辯證思維，魯迅的論戰文章，才能一字褒貶，精警深邃，鞭辟入裡，產生發聾震聩的作用。 佛教深刻的思辨哲理相信對魯迅的生活，處理人生的種種問題，產生正面和積極的作用。許壽裳回憶魯迅的文章，曾記述魯迅向他這樣剖白：“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 我個人認為，釋迦牟尼那種大哲的精神，對魯迅思想的啟發，崇高精神、偉大人格的建立和塑造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釋迦牟尼普度眾生的精神，佛家下地獄的勇氣，正是一種典范。魯迅愛護青年，他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青年）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矢志捨己救人，普度眾生，也就是所謂的發揮菩薩精神，行菩薩道。曾有人指出，魯迅的“無畏”、“通脫”，敢以一人的力量擔當宇宙苦難的性格，正是佛家子弟的境界。魯迅也說：“站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這是魯迅個人的宣言，何異不是“獅子吼”！所不同的是，釋迦牟尼是宗教家，慈悲大愛，引導世人向善；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致力於催生新的文化，改革人性，力匡時弊，振邦興國。 魯迅對中國古代的兩位高僧，法顯與玄奘，也極為推崇，他們生在不同的朝代，同樣是為了求取真經，尋求真理，渡流沙、越蔥嶺，千裡跋涉，千辛萬苦，前後耗費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他們捨身求法、厘清疑惑的精神，魯迅在他的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便贊譽他們是“中國的脊梁”，魯迅從他們的身上，吸取營養，築構自己偉大的人格力量，跻身於中國近代的偉人之林，“中國的脊梁”這樣的豐碑，魯迅也是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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