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1917年)夏天,陝西三原人王幼農辭去了粵海道(1912年廣東裁府,全省劃為六道。粵海道,又名廣肇羅道,轄廣州府、肇慶府、羅定州屬三十縣。)道尹的職務,返回上海,正好見到四川的老上司雲南大理王采臣先生。王采臣剛從普陀山歸來,他跟周孝懷、陳錫周居士一起拜訪了印光大師,發心請印光大師講經和修訂普陀山志。王采臣告訴王幼農:“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師是你的同鄉。他虔修淨土幾十年,發願不作寺廟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緣,與一般僧人迥然不同。你有機會一定要去拜訪啊。”王幼農居士聽了說:“是啊,不才也久聞普陀名山,正想去朝山呢,能見到同鄉,那就更好了。”
王幼農立即決定第二天就去普陀拜訪印光大師。第二天,他搭開往普陀山的客輪,到山下船後,直接去法雨寺,到達時已經是夕陽西下了。在島上,立刻感到比上海涼快不少。王居士找到客堂遞上名片,說求見印光法師。知客師面露難色說:“先生,您看天時已晚,老法師要作功課,明天早上再來好不好。”王居士再三懇求,請知客師通報。知客師到藏經樓告訴印光大師有陝西同鄉求見,大師聽了,立即下樓到客堂來見面。簡單交談了一會,大師就安排王居士在藏經樓上的空房住下,陪同王居士去齋堂吃晚飯。晚飯後,大師問了王居士的經歷和陝西的情況。王居士表示,政局變化不定,不想繼續為官,准備專心修行,大師表示贊許。
王幼農居士在法雨寺一共住了兩個星期。每天跟印光大師多次見面請教,每天一起吃飯。寺裡的法師們都感到詫異。因為大師過去每遇到同鄉來,往往只見一面,或者只留下吃一頓飯為止,這次對王居士可是破格對待了。
第二天早晨,大師邀王居士到大殿拜佛,王居士拜跪的動作稍快,大師立即嚴肅地說:“禮佛須恭敬,不可草率。” 王居士聽了感到不好意思,覺得自己習氣較重,身心不夠柔軟,態度不夠恭敬,對大師的話十分佩服。了解到大師自幼熟讀儒書,現在又為佛門高僧。王居士就向大師請教佛教與儒教是什麼關系,比較起來,哪個更高。大師考慮了一會後回答說:“儒釋無二道,生佛無兩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復生佛迥殊、凡聖各異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順各別也。由是儒釋聖人,各出於世,為之倡導,俾一切眾生,返迷歸悟,溯流窮源,以復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發揮雖有權實淺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體,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無二致也。不過,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蓋以儒教系世間法、佛教乃出世法、合過去,現在,未來,而為一者也。”王居士聽了大師的開示,對於儒、佛的關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一天,大師拿來一封書信的底稿給王居士看,王居士一看,是大師給徐福賢女士的回信。徐女士寫信希望來山皈依,出家修行。大師信中告誡,現值兵荒馬亂,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同時詳細開示淨土法門信、願、行的要點和自誓受戒的方法。洋洋數千言,反復開導,字字珠玑,苦口婆心。王居士讀了這封信,對大師心折益深。
在這兩周內,大師帶王居士把山中的主要名勝都看了一遍。一天順著山巖而行,下臨巨海,突然刮起一陣狂風,令人驚懼。大師毫不畏懼,邊走邊大聲念佛,履險如夷。不久走到佛頂山,有十幾位法師當面向大師請教。大師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一解釋,如數家珍,毫不思索。這又令王居士更為敬服。
法雨寺藏經樓藏有新舊全藏兩部,王居士進去參觀後,發現大師對一函函的經卷一一作了校正。所有錯誤、均以朱書另注於旁。這是大師幾十年間所完成的工作。王居士當時就打算請人把大師校勘的記錄抄寫出來,並命名為《印光法師全藏校堪表》。
王居士准備下山回上海了,大師親自送他,囑咐說:“君年已漸老,若研究佛學,恐不可能。只好蹋實念佛,以求往生極樂,方不負我兩人相見因緣。”王居士鄭重地點頭。
王居士回家後,把大師與徐福賢女士的回信給夫人看,第二天清晨起床,發現夫人已在室中設佛位開始念佛了。王居士既高興,又感動。於是決定將大師與徐福賢女士的書信印幾千份贈送結緣。
注釋:
[1]王采臣:名人文,南太和人,丙戌翰林。授編修,擢御史,外簡陝西知府,累擢至布政使,移四川,護四川總督,晉侍郎銜,充西藏幫辦大臣。入民國,被舉為參議院議員,任四川查辦使。
[2]王幼農:王典章(1865—1943),字幼農,三原縣馬額鎮魏回村人。16歲中秀才,曾受業於劉古愚、柏子俊。1911年任寧遠知府兼兵備道,領巡防營。1914年任廣東高雷道道尹,康有為贊揚他“臨莅高雷,威惠流聞,我澤如春”。 1916年任廣東粵海道尹,1917年辭職,以後寓居蘇州,編印《劉古愚全書》和《柏子俊文集》。1921年王被江蘇當道選用,先督查厘稅,後籌辦赈災,接著又人滬寧、滬杭鐵路稅務總局總辦。1932年末,任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1937年,王以74歲高齡,辭去省府委員職務,專事赈災工作。王居士的夫人和四位兒子都皈依印光大師學佛。
摘自:《印光法師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