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轉載
黃夏年：佛教的學與修
當代佛教教育的開展，是在西方基督教教育思想傳入東方以後而興起的。在此之前，東方國家的寺院是國家教育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在一些佛教占絕對統治的地區，寺院教育甚至承擔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責任，由是培養了不少人才，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而在中國古代，則是被稱之為“叢林教育”，這種寺院教育主要是培養了教界人士，世俗教育更多的是由儒士來承擔，私塾則是社會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亞洲地區以後，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沖擊，一些為佛教慧命擔憂的有智之士看到這一點，於是為了續佛慧命，開始借鑒西方的教育模式，引進佛學院的概念，由是使傳統的佛教教育模式開始發生轉變，這個轉變最顯著的就在於課程的設置和教學方法的改變。叢林教育讓位於佛學院教育。 中國古代佛教叢林式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是，師徒關系是培養人才的基本模式，徒弟跟著師父學，師父有多大的本事，徒弟就能學到多少東西，如果師父教不了，徒弟還可以再拜其它師父，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的師父，最後才成為一名大家。玄奘法師就是這樣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他在國內已經不能滿足於師父的教授程度時，就到國外，向外國的師父學習。這種教育模式的特點在於，培養的人才視野較窄，知識面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以通一經者居多。像玄奘法師這種具有全材和通材的一代大德，每個朝代也只能出現幾個而已。現代式的佛學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重在學堂授課，以傳授知識為主，培養的人才在知識結構上明顯較優於叢林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學僧，但在修行方面，則又不如叢林教育出來的僧人嚴格，而佛教的特點又在於強調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一方面要有知識，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好地修行，學修關系成為當代佛學院教育的一個不好理順與不好解決的兩難問題。 有人指出，佛教教育不同於一般的世俗教育，因為佛教教育是教人怎樣做人，予人精神解脫。而世俗教育是教人知識，讓人怎樣謀生。現代的佛學院教育由於受到了世俗教育模式的影響，偏重於知識的灌輸，學僧因此在知識上有了長進，但在修行上卻退化了。為此，已故的著名高僧妙湛法師專門撰文，強調“僧教育必須從重知識、重史學轉移到重三無漏學方面來;從重論學轉移到重經學、重律學方面來;從理論與實踐脫節轉到理論與實踐一致方面來。”學修關系失衡是當代佛學院教育出現的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學修關系沒有處理好的表現。但是仔細想一想，它又無不與當前我國的大環境有密切的關系。佛教畢竟是社會中的一個成員，它雖然有自己的獨特性，但同樣也要存在與社會上所具的一般的共性。所以它不能脫離社會，只能積極地與社會相適應。在今天，就是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我國過去因受到種種原因的影響，在科學技術和人才培養方面曾經存在一個斷層，佛教界更是如此。百年的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模式已經形成，只要誰擁有知識，誰就能取得成功，與過去的重人倫、重經驗的時代相去甚遠了。近年來，整個社會強調知識，世俗學校教育以掌握知識的分數好壞作為衡量標准，這種風氣必然會影響到佛教界，以才論人，成為佛學院的一個通行的做法，學修關系在佛學院裡，“學”確有被強調的嫌疑，以“學”的好壞作為是否成績優秀的標准，“修”雖然受到僧伽的重視，佛學院的教學大綱仍然將“修”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但是與世俗學校一樣，學習的成績好壞才是一個“硬指標”，至於修行的境界，這只是一個“軟指標”而已。 學修關系最終涉及到培養什麼人問題，亦即牽涉到辦學的宗旨和辦學的方向。趙樸初老人在世時，倡導佛學院的“學僧生活管理叢林化，叢林學院化”，就是試圖將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兩者結合起來，學僧在日常生活中過叢林生活，在學習中接受學院式的教育。一些佛教院校按照趙樸老的說法，進一步提出了“學修一體化、生活叢林化”或“學院叢林化，叢林學院化”的模式。 根據佛教的自身特點，學與修應是一對范疇，“修”指修行或修持，狹義上指持戒誦咒、打坐行禅、修身養性，廣義上指與佛教有關的一切事務都可納入其中。禅宗在這方面是最為典型的，六祖慧能提倡擔水劈柴皆是妙道，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這種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所以，“修”的意思有多種。但是就佛教教育的層面而言，“修”與“學”是既相對又統一的，它們應有各自的定義和范圍。佛教教育裡所說的“修”，應該更多的是說的修持，即狹義的“修”，一些佛學院將此解釋為“行住坐臥，循規蹈矩，如法如律，學佛行儀。”或曰：“必須堅持宗教生活，上殿過堂，不僅要求人人參加，而且還要提高質量，具足威儀，用心唱誦，表現僧人的高尚形象。”“學”指的學習，這裡主要強調的是對知識的吸收和教義理論的學習，其中包括了世俗的學問和佛教的專業知識兩個方面。 在我國的佛學院，學修一體化是很多佛學院的辦學宗旨，各佛學院的課程設置裡無疑都包含了學與修這兩方面的內容。如中國佛學院靈巖山佛學分院提出了“教遵天台，行歸淨土”，天台是“教”，即教義思想，淨土是“行”，即修持踐行，辦學的目標非常明確。福建佛學院(女眾部)強調“解行並進”，“解”是理解，是學，“行”是行持，是修，學修一體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總和。“學”是現在通常說的理論，“修”是現在通常說的實踐，學修關系就是理論與實踐相聯系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佛教是一個強調智慧的宗教，其最終目的是予人以精神解脫，宗教的特點是有信仰，“學”是要人怎樣去從理論上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樣掌握人生和社會的知識，這些知識既包括一般世間的常識性知識，也包括佛教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等教義理論學說，說到底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應該做一個什麼樣人的問題，以此培養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佛教也是一個重視修持的宗教，最終要給教徒提供一個身心俱安的人生解脫體會或境界，“修”就是要人去親自實踐解脫的方法，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即做人做到什麼程度的問題，它可以起到培養教徒的宗教感情，親近佛教，加強教徒的宗教感性信仰，不走邪路。 學與修的關系是一個不二法門，對教徒而言，有學無修的人，即使通經數部，法相掛齒，對書本上的理論知識說起來頭頭是道，但修持一竅不通，沒有一點宗教實踐的體會，此乃還是迷。學習書本，最終還是將這些理論知識運用到人生的實踐生活中去，解決在人生中和社會上碰到的各種問題，這就是悟。所以能不能將書本的知識結合到具體的實踐中去，關系到能不能獲得真正解脫，能不能悟到生死大事。有學無修的人，往往發生在一些學習書本者身上，特別是在一些缺少生活閱歷的年輕人身上較為為明顯。同樣，有修無學的人也不行，僅有宗教修持，成天打坐行禅，誦咒結軌，上殿過堂，但不知教義要旨，缺少理論的指導，如同盲人摸象，不知何物;黑夜行船，找不到方向。心無明燈，永遠不能獲得輕安解脫。有修無學的情況也較為普遍，文化程度高的人身上有之，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身上也有之。我的一位朋友，大學畢業，信仰虔誠，初一、十五必燒香拜佛，但對義理一點不懂，基本常識也不具備，全憑真誠的宗教感情誠心向佛，然而一旦做起事情來，佛的教說對他的影響一點也看不到。有時我問他為什麼這樣，他回答是為了來世。我想有這種想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數。有修無學的另一個後果也非常可怕的，因為它有可能走上瞎修盲煉的歧路，毀壞正果，解脫無期，造成更大的迷。許多人走上邪教徒的道路，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 怎樣處理好學與修的關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於此兩者之間始終處在一個動態的過程，處在一個相互轉化的過程，因此要正確地把握兩者的關系，需要有很多因素的綜合，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度”的把握，即怎樣去掌握兩者間的尺度與分寸。 首先，學與修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聯系和相輔相成，它們呈現出一體化的態勢。“學”是知識和理論，要靠“修”來驗證和檢驗，因此學離不開修。“修”是實踐與行動，要靠“學”來作指導，因此修離不開學。它們之間的正確關系是，沒有學就沒有修，沒有修也沒有學，有學必有修，有修必有學，學裡包含了修，修裡包含了學，兩者不能任意地人為割裂開來，而是一個統一不可分的整體。但是任何理論和思想都要受到實踐的檢驗，“學”的目的最終也是要受到“修”的驗證，最後的結果將體現在“修”的當中，所以就此意義上言，“修”是目的與結果，“學”是方法和手段，這一點與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是完全吻和的。所以有人強調，佛學院的教育要“學修並進，以修為主”。 其次，學與修始終處在一個不斷變化和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學”是為了更好地“修”，“修”是為了更高地“學”，理論上去了，實踐的能力也增加了，因為理論指導實踐，掌握了更好的思想利器，才能更好地修行。同樣，實踐能力增強了，對“學”的理解自然又會上一個層次，因為理論來自於實踐，修行者的認識水平勢必也提高了。佛陀經常教育人們要懂得迷與悟只在剎那之間，這就是說，人的知識始終在不斷地擴展、充實，認識的理論水平也在不斷地總結和提高，實踐的能力也在不斷地增強，學和修始終是隨著人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不斷深化與發展的，並不是停留在某一個水平或層次上的。“修”驗證了“學”的知識，反過來“學”提高了“修”的能力，兩者之間應該呈現出正比的關系，是良性的互動，所以，“修”得越好，“學”得也越高，換句話說，“學”得越好，“修”得也越強。綜觀歷史上的佛門大德、善知識和當今的佛門高僧，他們之所以能夠得到很高的眾望，就是因為他們既有很高的修行，又有精深的學問。 再次，學與修之間有一個“度”的把握。所謂的“度”是說的適度，即在學與修兩者的關系中，把握適度的關系才是最合理的。由於學與修是始終處在一個動態的過程裡，因此不好被人們印證，也不好把握。有學無修和有修無學都是屬於“度”的失衡的具體表現。掌握“度” 的原則，應該是取佛教的“中道”認識，即不能偏於修的一極，也不能過於執著學的一端。而且正確地把握兩者的適度發展，這是保證學修關系一體化的根本，具體地說，有學無修的人，要加強修的訓練，有修無學的人，要加強學的學習，雙方互補，共同提高。 最後，學與修的關系要根據不同的條件，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對社會上的人來講，學與修關涉到每一個人的自身，但人與人之間又是不一樣的，所以怎樣來判定，將取決於學習者自身的綜合素質。一般來說，文化程度較高，知識結構較為合理的人，對理論的接受與領悟自然就會快一些，掌握的知識也會更加全面，分析問題的能力和看問題的角度，也會更加自如和更開闊一些，這些對他們在學和修的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所以文化與知識是修的自然基礎。但是文化程度較低的人也不一定沒有學與修，因為佛教講根機，講開悟，根機深和悟性好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學和修，能成正果。例如六祖慧能沒有多少文化，但他的悟性好，悟出了佛法的真谛，於是受到弟子和後人的膜拜。總之，對學與修的關系與評判，不能套用一種模式和一個標准，關鍵是每個人的自己的體會，猶如飲水，冷暖自知，切忌千人一面。但就佛學院的教育而方，學與修應該而且必須要有一定的標准。依筆者看，在佛學院裡，判別“學”可以有一個座標系與公共標准，因為知識的高低有差距，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但對修而言，重要的是否做到發心和如法如律的生活，做到了，就有修，否則就無修。 總之，我們對學與修的關系，應該給予一個既全面、又准確和實事求是的客觀理解，盡量避免那種將學與修對立起來的看法。關於學與修的關系，還有很多地方沒有談到，本文僅是拋磚引玉，將問題提出，求教於方家，希望引起人們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