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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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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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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科學與理性的佛學百年
佛教自傳入中國至今已有2000余年，作為制度化的宗教，在組織上蓬勃發展，在思想理論上的诠釋也層出不窮，尤其自宋以後，佛教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思想家游走於儒、釋之間，士大夫玩習莊、禅，風流余澤，豐富了每個時代的精神風貌。雖然佛教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宗教，同樣需要堅固信仰以凝結教團而求其發展，對覺悟的追求異化為對十方諸佛的頂禮膜拜，而求福田和瑞應，但是佛教畢竟以“覺悟”為終極追求，表現了高度理性思辨的哲學特征。 初傳與鼎盛時期，中國思想家也多在佛門，至少同佛門有著割不斷的思想上的糾葛;西行求法，也不同於基督教、伊斯蘭教禮拜耶路撒冷、麥加，而在於學問。正因為如此，近代思想家一再強調，“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思想的廣泛滲透也導致其自身由缁衣而流入居士學者之間。 至20 世紀，以科學、理性為顯著學術特征的知識分子，公然與往聖大德同氣相求，而研究佛學。他們弄潮濤頭，以“為往聖繼絕學”為使命，以科學和理性的學術精神，考校史跡，辨析源流，厘正文獻，梳尋義理，“同情理解，廣搜精求”，續佛慧命。 顯而易見，近百年的佛教研究是建立在歷史和邏輯相結合的基礎上的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佛教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也就堂而皇之地登上“賽先生”的講台，作為系統的學術思想也在百年的科學領域煥發異彩。這是佛教文化理性的百年，是佛學科學研究的百年! 17世紀，整個西方文明在文藝復興運動的基礎上，以歐洲為中心，孕育而成一股工業革命的浪潮。新興的資產階級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園詩般的社會關系蕩滌殆盡。它日甚一日地消除生產資料、財富和人口的分散狀態，使物質文明突飛猛進地膨脹和發展，思想學術也變成了公共產品，而表現為多元並存的狀態和世界化的趨勢。 然而，曾經輝煌、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中華帝國卻又上演了一出朝代更迭的“易姓革命”，直到18 世紀初，雖然歷經了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但在多元化和世界化文化的大潮中再也不能維系其自诩為天朝上國的封閉格局，而呈現出每況愈下的末世光景。 值得慶幸的是，封閉的精英集團早已不滿足於這種封閉的格局和封閉的文化，尤其當以擴張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殖民主義文化及其賴以發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借鴉片和堅船利炮撞開中國的封閉之門時，他們痛定思痛，幡然醒悟於歌舞升平、妄自尊大的酣夢之中。傳統的憂患意識、經邦濟世的救世思想，使他們意識到不僅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尤其要“用宗教發起信心”“用國粹增進國民道德”，借以救亡圖存;在學術上，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以及文化多元化、世界化的趨勢，應以理性的思維和科學的方法給予全面的、積極的回應。 原本外來的、向全人類開放的、以救世為己任的佛教文化，在這千古未有的變局中，更是捷足先登，脫穎而出，從哲學、史學、語言文字、翻譯和比較文化等學術領域給予佛教文化全面的整合，與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科學民主的西方文明成鼎足之勢。由晚清伏流到民國時期全面復興的中國百年佛學，以新的姿容彪炳於世，繼往開來。 19 世紀末，國勢陵夷，附庸風雅、淺斟低唱的宣政風流早已是明日黃花，威加海內、歌舞升平的康乾氣象轉瞬成過眼煙雲。年少氣盛之士無不疾首扼腕，倡言變法，以濟時艱。然而，入清以來在嚴酷政治氛圍禁锢中的傳統文化，尋章摘句，成六經之奴婢;漸次輸入的歐美文明，來源淺觳，且同民族心理格格而不相入，均不足以起衰振弊、承擔救亡圖存之重任。 於此“學問饑荒”之時，思想界的有識之士，尤其是所謂新學家無不祈向佛學，欲冶中西、儒佛、新學舊學於一爐，以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問，從而使海蹈山埋、佯狂放蕩、玄渺難測、凝思寂慮的佛學與當時社會思潮諧振，譜寫出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反觀內照，以心性問題為中心，追求內在超越的佛學，“頓悟”而成關注國家興亡、關注社會政治和人生問題的經世之學。 歷史上長期為僧團獨家經理，且為釋迦弟子終極追求、行為准則的中國佛學，率先走出封閉，索性由“山林”步入“鬧市”，上契無生，下教十善，源出佛典，飾以南華，既補傳統心性學說和經世之學理性思維之不足，亦表現對社會無痕換骨的期盼。 正所謂“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長者間，於是以居士、學者和寺僧三種不同形態的佛學，直接參與當時學術界古今中西文化之爭，與傳統、西學成鼎足之勢。佛學的多元化，實際上標志著20 世紀中國佛教與以往不同的多元發展的趨勢。 可以這樣說，在形式上，由單一的寺僧佛學衍化為居士、學者、寺僧佛學三種形態，呈多元發展之趨勢，推動了近現代社會的變革;在思想內容上，超越回歸參與，出世呼喚入世，高蹈佳遁、空靈幽隱一變而為回真向俗、救亡圖存。如此世俗化的總體態勢，顯然植根於佛教理論上的系統整合，自然也就推進了中國哲學的革命。 中國近百年的佛教和佛學，就是在多元發展和系統整合中，將晚清佛學的伏流匯聚而成系統的理性思維和科學思潮，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與時俱進並走上復興之路的。毫無疑問，20 世紀佛教的復興，以及多元與整合的形式和內容，是佛教順應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按照時代的需要所進行的科學與理性的自我調適，而非與歷史斷裂的全面創新或重建。佛學的雙相否定、雙向價值取向、宗教社會功能的二律背反，同樣為佛學百年的涉世精神奠定了理論基礎。 佛家追求超現實的覺悟，關注的卻是“有漏皆苦”的芸芸眾生及“如夢幻泡影”的現實社會;佛說“無常”“無我”，卻又強調反求自心，不僅超越個體，而且寄心於與本體合一，包容一切、創造一切的主體意識;佛門“緣生”之理，假、空、中三觀之論，以超二元對立的創造性思維，談超時空、超世俗的無盡因果，同時公然取儒道心性之學、承負之說，宣揚善惡果報的行為准則及揚善懲惡的社會道德。它以人生為苦，對彼岸世界的向往，既是對社會、人生的否定，表現為遁世思想，又批判俗界，以濟世度人為己任，熔鑄了強烈的入世精神; 既以“無明”否定人性，追求“覺悟”的佛性，再由佛性復歸“本淨”的人性，否定現世而趨向淨土，並將淨土置於現世;既以灰身滅志的絕世思想企求自我解脫，又以入世之激情，點燃覺悟，普度眾生。正是如此系統的理性思維、八面玲珑的說理形式，為百年來的佛教提供了入世轉向的理論基礎，為佛教文化研究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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