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終身未婚，在小職員空虛無聊的生活中，他繼承了父親的放蕩習氣，早在一八七七年（27歲）就身患梅毒，加上濫用麻醉藥，使健康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影響，以至發展到偏頭痛、視力受損、出現幻覺和精神錯亂而企圖自殺，最終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過早去世，年僅四十三歲。
在十九世紀的疾病中，最經常被當作邪惡之隱喻使用的梅毒是繼結核病後又一種聲名狼藉的病災，它一點也不神秘。感染梅毒，是一個可預測到的後果，通常是與梅毒攜帶者發生性關系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著於梅毒之上的充滿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種獨特的被認為特別容易感染該病的人格類型。梅毒人格類型是指那些已染梅毒的人，而不是那些有可能感染的人。梅毒起著一種天罰（syphilis的稱謂就隱隱地讓人想起遭神譴的意味）的作用，它意味著對不正當的性關系和嫖妓行為的一種道德評判，而不是心理評判。
梅毒不僅被看作是一種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種羞恥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來描述平等時代的渎神行為。在一部連同比利時隨筆一同保存下來之筆記的最後一頁裡，波德萊爾（1821—1867）寫道：
我們每個人的血液裡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所有人骨頭裡都有梅毒一樣。我們都已經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們都染上梅毒病體一樣。
就梅毒是一種腐化道德和損害身體的傳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反猶主義的辯論言論中，變成了一個常用的比喻。作為一個隱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為這種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遺傳（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險帶來的風險（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伏爾泰的《贛第德》）——這些，都充滿了對梅毒的恐懼。但沒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認為是單一的。梅毒是一件最恐怖的禮物，由一個可能對自己的梅毒一無所知的傳送者“傳給”或“帶給”一個對傳送者毫無疑心的接受者。梅毒被看作是一種被動地感染上的疾病，一種純屬偶然的災難。
對不那麼有冒險性的性行為拒絕予以指導，背後的原因是這麼一種情感，即如果讓一個人的性生活服從於安全和謹慎的條條框框，那就不夠男子氣概了。據海明威在《死在午後》（1932）中顯示的幻象：“梅毒是中世紀十字軍的病。據說就是他們把梅毒帶到歐洲來的。這是所有只知享樂、不顧後果的人的疾病。這是一種預料中的工傷事故，所有那些性生活不規則和由於思想習慣的緣故寧可冒險也不肯用避孕用品的人會出這樣的事故，所有私通的人在事情發展到了足夠程度的時候會到達的人生終點，或者說是一個人生階段。”
梅毒是一種不必跑完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全程的疾病，它不一定要發展到癱臥的地步，例如波德萊爾、莫泊桑及儒勒·德·龔古爾就不曾長時間的纏綿病榻，也可能常常停留在討厭、有失體面的階段，例如福樓拜的情形。正如福樓拜自己所言：說梅毒是災禍，這不過也是一句陳詞濫調而已。他把十九世紀中葉的那些陳詞濫調收集起來，輯成《成見總匯》（又名《公認概念詞典》）一書，其中一個詞條寫道：“梅毒，誰都或多或少攜帶著它。”請謹記上文波德萊爾那句相似的話：“我說‘革命萬歲’宛如我說‘毀滅萬歲，苦刑萬歲，懲罰萬歲，死亡萬歲。’我會不僅樂於做個犧牲品，而且也願意做個劊子手——以便從兩方面去感受革命！我們每個人的血液裡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所有人骨頭裡都有梅毒一樣。我們都已經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們都染上梅毒病體一樣。”他倆是同時代的。
波德萊爾和福樓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因而樂於把梅毒當作一種時代病，這樣就可以緩解梅毒給自己帶來的道德壓力；既然“誰都或多或少攜帶著它”，那誰也不必為此感到羞恥。但波德萊爾還不止於此，他一定要把它與共和政治聯系起來（他本人在政治上就有共和傾向），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種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獲得了某種道德性。梅毒若要卸除道德壓力，就一定先要政治化，或者說一定要憑藉某種幻想的政治意義來驅散其當初幻想的道德意義，使其由一個道德問題轉變為一個政治問題。梅毒於是就從一種性病，變成了一種時代流行病，再變成了一種政治病。但福樓拜和波德萊爾言過其實了，並非每個人都攜帶有梅毒。對梅毒的這種隱喻化，使梅毒獲得了某種政治升華，至少使梅毒患者變得比較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