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化,簡單地說,就是文治教化。文化表現於事理方面,則為倫理、道德、法律、宗教、科學、哲學、文藝、史學、風俗、習慣、教育,乃至政治、經濟等等,可以說人類一切生活活動范圍的綜合體就叫做文化。什麼是中華文化?總統指示中華文化的特質為倫理、民主、科學。文化既然是人類整個生活的綜合體,為什麼總統只提出這三者為中華文化的特質?因為除這三者之外,其余的好像沙與一塊塊的石子,而我們中華文化,卻像水泥一樣,能夠將沙和石塊凝結成一個整體。
東方與西方文化特質所不同之處,以近代來說,近世紀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是科學技能,中世紀代表西方文化的是宗教。科學技能發展到今天,人類物質生活的享受,可說已很滿足了。不過人是有情的動物,且為萬物之靈,除了物質的享受以外,更需要精神生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宗教,教徒們崇拜神聖,然各宗教之神,事權亦有差別,譬如猶太教的上帝的是主持正義,同時以懲罰惡人為事。伊斯蘭教的上帝,除了懲罰惡人之外,還要賞賜善人;同時一切教徒在回教上帝之下是平等的。耶稣教的上帝和前教稍有不同,他是仁慈的、博愛的,主張寬恕他人,而自己所表現的卻是非常謙卑。所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可以說是以宗教為中心。我們中華文化自古以來,所表現的都是外儒內佛,這是中華文化與西方不同之所在。所謂外儒,就是說中國社會向來是以倫常為中心,也就是我們社會能夠存在而不被時代所淘汰,就是因其本身就有團結的力量。五倫從最小的范圍說是夫婦,再擴大就是家庭,家庭裡面有父子、兄弟;家庭以外是社會,社會則有君臣、朋友。五倫是我們中華民族團結的根本,而以五常仁、義、禮、智、信為道德的基礎;也就是說,倫常是中國人的人格;具備了這五種常道,就是取得了人的資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就因為人具備了倫常大道。這是表現於外者。而國人內在趨向則多為佛,佛教傳到中國大概有一千七、八百年的歷史,到現在可以說已經純粹變為中國的佛教,而和印度佛教不同;也就是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已和中華文化融合為一體。佛教的內容不是崇拜神,也不是崇拜上帝;佛教承認宇宙之間有神,也承認有上帝,上帝與我們的關系,在佛法上講是平等的,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好像中國國民見到外國元首,他雖管不著我們,然必待之以禮。我們對鬼神的態度亦復如是。對於上帝應當恭敬,人與人之間要有禮貌,人與神之間也應有禮貌。人對於上帝當然也應該有禮貌,也就是對於一切鬼神都要尊重,因為他也有佛性。佛教所謂佛性,就是每一個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德能。這種智慧德能是平等的,不但眾生平等,眾生與佛也是平等的;現在所講聰明才智的差別,不是智慧德能有差別,而是對於宇宙人生的迷惑有深淺不同;迷惑深的就較愚,迷惑淺的就較聰明。所謂‘佛’,就是他將迷惑斷盡了,而本有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復;反之,迷而不覺,就稱為眾生,也可以說佛是覺悟了的眾生,眾生是迷惑顛倒的佛。所以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很受國人歡迎,就是佛教教義在於啟發我們自己本有的心智。
剛才講文化像一般散沙一樣,必須有一種東西把它凝結起來,這種東西就是倫理—‘五倫定分’,‘八德交感’。人在社會上首先要決定名分;名分決定以後,就有應享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所謂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任何一個人都具有這些名分;在家庭是怎麼樣的身分?在社會上是怎麼樣的身分?在某一個所在身分變更,義務也隨之不相同了;因此,五倫具有十義:夫義婦聽、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此謂之人義。這就是說,做丈夫的必須守道義,做妻子的一定要順從;做父母的一定要慈愛,做兒子的必須要孝順;所謂君臣,並不一定是臣子對君王,而是領導階層與被領導階層;譬如經商開店,老板就是君,伙計就是臣;領導人一定要仁惠,被領導的人必須盡忠。所以五倫有十義,各有各的義務,各人有各人的本分上應該做的事情。譬如忠孝仁愛都是屬於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做人的基礎。倫理的重心就是孝,中國自古即系以孝治天下;在家庭孝順父母,離家庭以外,化孝為忠,就是孝於國家,孝於民族。孝之為道,其大無外,孝經雲: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古人所謂經天緯地,范聖型賢,我們學聖人,學賢人,必須以孝為基礎,從孝上著手,才能成就大德。佛亦如是;佛教是以孝為根本,所以才能修成佛。戒經裡面有明文指示我們說,孝就是戒律;如果離開孝,戒律的基本精神就沒有了。佛教的孝道,就是寓孝於親,而後將此種精神擴大,孝於人類,孝於一切眾生,這是比儒家的范圍更擴大一層。儒家講孝講到人類為止,佛教則講到一切生物,這是文化根本的根本。
其次請到宗教。宗教指出我們行為的一個理論基礎;譬如對父母盡孝,我們覺得是應該的,因為父母生育我們,養育我們;我們對國家盡孝也是應該的,因為國家保障我們;沒有國家,我們就無法生存。為什麼要對人類盡孝?為什麼要對一切眾生盡孝?這個道理必須要智慧開啟了以後才能了解。要啟發這種智慧就需要宗教教育,尤其是佛教說得非常透澈。所謂啟發心智,克證聖賢,以我們的本性和智慧克服自己一切不正常的行為,證入聖賢的境界。宗教必須基於信仰,有人說宗教是迷信,迷信也未嘗不好;如果從利益方面來說,可以說愈迷愈得利益,這是一般的說法。不錯,佛教也是迷信,因為佛法道理太深,不明其理而信之,就是迷信。可是迷信也要有條件,我們學佛,須知人與佛是師生關系,佛是老師,我們要信仰老師的道德學問,要接受老師的教訓;所以學佛,首先要建立信心;信仰以後,必須求解;因為只有信仰是很難得到真實利益的,距離聖者的地位還差得很遠,所以信必求解;就是對宇宙人生一切事物、一切道理,我們應該完全明了;不但明了,而且要能正確的認識;要正確的認識宇宙人生,然後才能在宇宙人生中自己做主宰。現在我們不能做到主宰,就是因迷惑在宇宙人生之中;解理以後,還有修行;所謂修行,以佛教為例來說,並不只是在佛堂裡敲木魚,在菩薩面前念經,同樣的,也不是在修道院裡才是修行,所謂‘行’是指日常生活行為,也可以說是舉心、動念、言語,身體一切造作都叫做‘行’;‘修行’就是隨時隨地要把我們錯誤的行為修正。佛菩薩是我們修行的榜樣,我們要學他。基督徒也應該如此,上帝是仁慈的,要把你的心變成和上帝的心一樣,把你的行為變成上帝的行為,那你才不愧為上帝的信徒。所以,修行到相當的程度,就與聖者、與上帝接近了。最後修到和他一樣的時候,就叫做證;到這種境界,以佛法來說,你就是佛。假使學上帝也可以達到德能與上帝相同的境界,不過你是不在位的上帝而已。上帝確實希望人都像他,決不會像我們小心量,以為人們都不如我。佛也是如此,希望一切眾生都成佛。所以必須要由信入門,由解而悟,由實踐笃行才能證果,證果以後才知道一切眾生都有如來智慧。換句話說,就是都能證入到聖賢的境界。現在雖然是眾生的身分,但是眾生是有來世的;任何宗教,都承認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現在的世人,來生未必還是人;現在是畜生,來世未必還是畜生;一切眾生既有佛性,則一切眾生都可能是未來的佛;只要他能夠由信、解、行、證這個步驟去修,沒有不成就的。所以心智圓開之後,我們就見到對於一切眾生為什麼要尊重了。因此,倫理與宗教,尤其是佛學,才是文化樞要之所在。
其次,我們討論文化的進展,也就是說明人類生活進化的過程;這種進化是經過悠久的歷史,最初是物質文明;人類在太古的時候,還沒有社會組織,談不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要自己吃飽穿暖就滿足了;以後物質文明進步,當然生活享受也就隨之提高,從這一方面看,好處不能說沒有,可是毛病也很多;中國古語雲:‘一家飽暖千家怨’,假如你的生活過得好,但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缺乏溫情道義的文明,很容易引起斗爭;有了斗爭,生命財產就受到威脅。因此單是物質文明還是不夠,必須有倫理道德,社會才有基礎,人與人的名分關系才能確定;同時,因為建立了正常的權利義務,人們此時胸襟擴大,知道愛自己、愛家庭、愛社會、愛國家,心境拓開以後,德行亦具基礎,也就是漸漸具備完整的人格;這在人生的過程上說,可說是很圓滿。然而人生在世,皆不免生老病死,人到死時無不期望有來生,盡管由於年輕氣盛不信來生,不迷信鬼神,不信宗教徒所說的虛無而不著邊際的言論,但是到了老的時候,都不免希望有來生。不過來生太渺茫了,於是不能不求助於宗教。所以倫理道德雖然造福人群,但是還有欠缺,就是只講到一生;宗教講過去、現在、未來,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其所給予我們的是充分的精神享受。現代許多有遠識的學者,認為宗教是最高的學問,這是確有見地。我最近在南部講經,有一位同修拿一篇文章給我看,這篇文章是張曉峰先生寫的宗教觀,發表在中央日報,他說,科學是求真,人文學不但求真,而且求善,文學藝術求真、善、美,哲學則求真善美慧。最高的還是宗教,宗教不但要求真善美慧,而且還要求聖;必須證入聖賢人的境界,將我們自己變成聖賢人,這是宗教家,也是宗教徒們所向往的最高目標。宗教生活是有組織的群體生活,有律儀的生活;律儀相當於儒家的禮樂,戒律與禮節都是規范我們生活行為的,我們要將生活行為修成聖者,當然有凡聖的標准,這個標准就是戒律。儒家的聖人標准就是禮,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要合乎禮節,合乎戒律,換句話說,就是和聖者的行持役有兩樣;戒律與禮就是聖者日常生活的規范,宗教教育的基礎,即建立於此;經典所記載的無非是聖者的心行,如果我們的思想與經典裡面的思想相合,則為正知正見;如果與經典思想相背,便是我們知見錯誤,應即時依經訓改正;這就是‘修行’。此外,樂也是不能少的;因為我們畢竟還是一個凡夫,既然是凡夫,就沒有辦法斷除妄念;妄念就是煩惱,就是迷惑,音樂的功能乃在調和心情,如聞梵呗可以令人心誠敬,所以禮樂也是任何宗教都不能缺少的。高級的宗教皆有戒律、有樂章,這都是幫助他們修行證果的。宗教除了有儀式之外,特別講求師承,自教主代代相傳,師承非常重要,有師承才有偉大的宗教師。不但宗教,即使世間學術研究,也莫不講求師承;必有好的老師,才有良好的學行表現,而將道業發揚光大。宗教有他承傳的史跡,這些史跡有兩種意義:第一、是紀念前賢功德。現在所謂觀光,招徕外賓參觀中國古典文化的成就。第二、是史跡的教化功能,令人見賢思齊,觀前人的修行功業,以激發向往效法之心;他們是已獲成就者,我們則尚無成就。古人雲: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成佛,而不能為堯舜,不能成佛者,只有性德,無有克己復禮,閒邪存誠,及修善斷惡之修德而已。前賢能夠成就修德,我們也能成就,這是必然的。古人遺跡,無非是給我們作典型,作見證。宗教徒的生活,非常注重和合,因為和合才能團結,才能做到群策群力,眾志成城。一個家庭的興衰,可以從這家庭中父子、兄弟、親戚、朋友,看他們相處得是否和睦?如果和睦,這個家庭一定興旺;一個團體,一個國家也是如此。甚至戰爭亦是如此;古人雲:師克在和,唯有上下一心,才能克敵致勝。佛弟子的生活是戒同修,見同解,身同住,利同均,口無诤,意同悅,理同證,是為七和合的團體。宗教徒最終的目標是要證入聖賢;證到聖賢並不就算完事;依佛法來說,成佛以後,還需要教化一切眾生,以救人救世為己任,如此才能成就其偉大,才值得我們學習。所以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小乘就是止於已證境界,而不肯再出來;因為教化眾生也相當苦,這不是佛法的究竟目的。小乘是過渡時期,實際上講起來,小乘人經過相當時間後,還是要轉入大乘,沒有絕對的小乘;所以佛教是福慧雙具,利益一切眾生,救人救世,這是文化進展必然的趨勢。
文化復興與宗教復興,可說是相輔相成的。中華文化是倫理、民主、科學;民主與科學的基礎是建立在倫理上,總統提倡中化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初,我曾聽人說,甚至外國人也講,中華文化就是‘倫理’,民主與科學,這些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總統的正知正見,不是這些人所能了解的。中國的‘民主’和外國的‘民主’不一樣,中國的‘科學’和外國的‘科學’也不一樣,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中國的‘民主’是‘倫理的民主’,外國只有民主,其中沒有倫理,所以他們的民主依然是一盤散沙。以美國而論,多數美國人也是缺乏倫理觀念。倫理的民主就是三民主義,國父說過: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所以三民主義,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結晶的發揚光大。必須有倫理的民主,然後才能進化到大同世界。如果自己國家不能平等獨立,而談世界大同,那末免奢侈。所以我們宣揚三民主義,萬萬不可認為是教條,否則就會害國家、害民族,到最後也害了自己身家。
講到‘科學’,為什麼說中國的科學是‘倫理的科學’呢?中國歷代不是沒有科學家,因為中國人有倫理的觀念,任何技術的發明,都必須對國家、對社會有利無弊,才願去做;如果有害,就不願做。譬如我們看到歷史上諸葛亮發明木牛、流馬,那是機械化的運輸,為什麼諸葛亮死後,不將其法流傳於後世,這便是由於他的仁慈。中國人認為科學技術,如果為明君、為有道義的政權掌握,固然能夠有利眾生,造福人群;假如被暴虐無道的昏君或由有侵略野心的政權取得以後,那就不堪設想,世界上所有的人類都將深受其害。我們看到西方許多科學家,他們沒有國家觀念,甚至連家庭觀念也沒有,只有個人的功利主義,所以只要有相當的聘金報酬,他就可以為外國人做事,甚至於為敵人制造科學武器來毀滅自己的國家,試問這樣的科學家對國家、對人類有什麼好處呢?中國的科學是以慈悲益世,造福人群為著眼,所以這是倫理的科學,與外國科學家所講求的當然不同。
倫理必須從教育上著手;教育的根本是五倫八德,三綱五常,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宗旨。孔子教學,第一就是德行,首先教人應當如何做人?若是一個人連人倫都不懂,縱然學成技藝,也必然危害眾生。所以教育首重道德,有了道德,於是再教以言語應對,作事技能,乃至文學藝術,這是中國立國的教育精神。禮記學記開端就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學的內容就是倫理道德;現代的教育可以說是科學技術的教育,倫理道德已經不為眾人所重視了。所以我們復興中華文化,也就是復興倫理道德的教育,實踐倫理的民主,倫理的科學,才能夠救國家救民族乃至於救世界。再看近代西方國家,假使沒有軍隊、沒有警察,就沒有辦法統治他們的國家,近代如此,過去也是如此。惟獨我們中國自秦、漢大一統後,以道德、以孝治天下,也就是以文化的力量致太平,而不是以武力作統治的工具。實際上中國在三皇、五帝時就已經奠定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基礎,所以黃帝、夏禹、商湯都是以德治天下。經史謂唐堯之德:‘欽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中華文化是以倫理為基礎,於個人則以致位聖賢為目標;於社會則以齊家、治國、而止於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中國的政治,自古以來就是賢人政治,中華文化是世界至善的文化;它與佛教非常接近。佛法傳入中國,中國有大乘佛法,沒有小乘佛法;但佛法是必然由小乘而進入大乘,和我們念書一樣,一定由小學、中學才能進入大學;可是佛法到中國只有大學,沒有小學,因為中華文化精神和小乘佛教很接近,因此小乘在中國已無必要,故傳入的多是大乘佛法,且在中國能特別發揚光大。現在唯有中國的佛法還保存一點樣子,在外國都已經逐漸變質,成為‘佛學’,只當作一種學術研究,談不上修證工夫,當然觀現代人類的利益也已不能與往昔並論;換句話說,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意義及目標。
我們是講究信仰自由的國家,任何宗教只要符合道德水准的,我們都加以尊重。宗教的目的不外乎二種:一為入世,一為出世,也就是現前的目的與死後的目的。現在,我們將這兩種目的分開來討論:所謂入世,是指現在我們的身體生命,還生存在世間,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土,宗教家處於此時此地,其教育宗旨當是勸善利生,任何宗教徒也不應違背這一原則;勸一切人進德行善,便是令一切眾生得到目前的真實利益。至於出世的理想、歸宿,諸教所說不同,各有各的願望,不必勉強,願升天堂者入天堂,願修淨土者生淨土,彼此並無妨礙,一切妨礙皆是出於陋執偏見,都是感情用事;我相信如果釋迦牟尼和上帝同在一起,一定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絕不會有互不相容的敵對看法,因為他們皆是具有大智大德的聖者。我們要學的是學聖人,修聖德、啟心智、作聖之徒;唯有學聖人,我們入世的目標才能一致;對社會、對國家才有利益。我過去在南京讀書時,有一位陳同學,他的祖母念佛,母親是基督教徒,父親則是回教徒,因為信仰不同,常有不愉快發生,老太太心理總是覺得兒女不孝,沒善根。媳婦眼裡卻以為婆婆是魔鬼信徒。再加飲食之間這個不吃豬肉,那個吃淨素,本是美滿的家庭,為了信教不同而完全破壞。如我所見到的這樣不幸的家庭,我相信在我們國內不只是他一家,如是說來,豈非不信宗教還好,尚可維持一家和睦,一旦信仰宗教以後,家道反而衰落!一個家庭迷於宗教信仰而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一個國家若迷於宗教又豈能例外!國家既有多種宗教並存,若因所信引起诋毀異教,有形或無形的分化了民族感情,破壞了國家團結,視同胞為仇敵,嚴重的傷害了自己的國家,其結果必然是不必外人入侵,國力便已消失殆盡,這是我們應該特別警覺的!所以信教必須建立宗教道德觀念,即是任何宗教徒不能忘記有養育你深恩的父母,及曾經依賴生長的家園,更不能忘記你的國家、民族,如果一旦信教,便以為父母家人不信,或所信不同,而置父母家國於不顧,我深深地相信佛菩薩及上帝不肯收容。你想到上帝那邊去,上帝會說你做人不孝,為國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如何能進入天國?同樣的,你想生西方極樂世界,佛陀也不會來接引你。須知忠孝之德,天人尊欽,敵國敬畏。若不忠不孝,已失人格,何得更求天堂淨土!這是任何宗教徒必須要深切認識的,也是國內大宗教家們必須努力提倡的!因此,我們一方面要以理智愛護宗教,信仰宗教,另一方面要尊重異教,互助合作,以求自他幸褔,國族復興,世界和平。因為人類的文化畢竟是多采多姿的,不是清一色的,只要是福利國族人群的思想行為,皆當尊重,不必強人必須同我。清一色的想法是絕對錯誤,事實上也永遠辦不到。所以任何宗教都必須有理性、愛護眾生,為眾生造福、包容他教、互敬互助,絕不可因迷惑,固執偏見,偏愛的誤會,造成慘害眾生的宗教戰爭,其後果自然是同歸於滅亡。
當然,各個宗教入世與出世的方法是不同的,然其精神歸納起來,不外乎我國古聖先賢所說的三達德,凡是偉大的宗教家都是有大智、大仁、大勇的;以佛法來說,大智便是具足定慧,有定力,因此才能臨事不亂,才能運用理智處理問題,小定辦小事,大定辦大事,即使戰爭勝負,也是決定於主帥的定力,唯有具大定之深智,才能辨別是非、利害、得失,而為人天眼目。所謂大仁,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是利生助人的具體表現。受戒更是仁德的行持;戒律都是善的,高級宗教決沒有教人為非作歹的戒律;能夠守持戒律,就是標准的善行。所謂大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能忍辱精進。忍辱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一切不正常的或過份的欲望;能夠做到這一步才是大勇,古人所謂無欲則剛,有容乃大的克己工夫。能克己才能進德修業,才能在道業德行上修成聖果。因此,唯有大仁、大勇,才能為佛菩薩,為人天之救世主。我深望國內諸大宗教家,暨一切宗教徒要以復興中華文化,團結國家民族,進而聯合全世界宗教大師,攜手合作,共謀挽救這即將面臨核子毀滅的悲慘時代,實踐救世救民的教化。如此,我可以說,他們就是現在的佛菩薩,今日的救世主。我們信仰宗教,假使入世都做不好,出世的果證也絕對無法達到。
然而任何宗教都必須要有相當的力量護持—在佛教稱為護法—才能夠發揮其救世的功能。中國歷代的護法,主要的是國家,不是個人,佛當時在世的時候護法者亦是國王大臣,西方宗教在中世紀的護法亦不例外,必須國家護持,宗教教育才能興盛,宗教事業才能發展,才能夠有利於整個國家;國家假使不護持,則宗教利益只屬於一些少數的修行者,不能普遍利益一切眾生,而其流弊則可能危害國族人群,國家應當怎樣護持呢?我顧在此提供幾點淺見:第一需要立法,在憲法上修訂宗教政策,以為基本依據。也就是說人民信教自由,但須遵守宗教道德,必以復興文化,團結國家民族的基礎;任何宗教如有違反國策,破壞中華文化,分化民族感情與團結者,就可以停止其傳布。同時立法以後,宗教行政及教育,亦應並入國家行政系統之內,視同國民教育以主其事。譬如行政院之下可增設宗教部,每一個宗教設一個司,使宗教與政治能夠配合,宗教徒一切活動能夠配合乎國家現行政策之需要,如此國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尤其國家在某一時期有其特殊政策,這樣宗教師和宗教教友都能對國家利益盡到責任,所以這一建制是非常重要的。省可設宗教廳,縣可設宗教科、局,主持其事者可由各教推選賢能,而由政府任命之。第二、宗教皆有道場,佛教有寺院,其他宗教也有寺院或教堂,寺院、教堂亦應由國家建立,教產屬於國有,宗教徒當然有在家的,在家信眾的奉獻均屬國有,應由國家保管運用,或由奉獻者指定用途,國家亦當尊重,而不屬於私人,凡佛教徒所獻之財物若非別有指定,必須用之於佛教。他教例此推行,如此則宗教師們私人沒有財產,生活所需,概由國家共養,自然就沒有財物爭執,令其安心布道,精進修持,自行化他,以至功德圓滿。有了私財,就不免患得患失,心不在道,反而破壞其教義宗旨。所以道場必須由國家經營,由宗教徒選舉具有德學之宗教師管理,而由國家負監督保護的責任。第三、至於宗教師資,亦由國家培養,國家可辦一所宗教大學,每一個教設一個學院,這樣,不但各種宗教思想可以溝通,而且能在國家統一政策之下,統一理想,統一目標,使每一宗教向各種不同的方向去弘揚,完成救世救民的共同目的。這樣可以利於國家,利於自己的教會;利於他人,也就是達到將來自己升天堂或生淨土的目標;此一理想的細節,不能於此詳述。以上三點淺見,謹提供給諸位參考。
復興宗教還有一個理想,就是以宗教教育及事業,來協助國家養老育幼。現在政府有退休制度,老年人退休以後,國家既建設有各種宗教大道場,凡屬信仰宗教者,大道場便是他們的養老院,一切物質生活不使其缺乏,且有志同道合的教友們共同修行,則精神生活亦可以滿足,此未嘗不是老有所終的有效措施。如果身體好的話,還可以到各學校兼課,以倫理道德為施教內容,讓老年人教授德育,要比年輕人有效,以老年人心地慈悲,總希望孩子們比上一代好,希望他們長大之後為國家造福;因此,請他們擔任倫理道德教育,將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是退休後,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及精神寄托與歸宿。宗教並不僅是口頭宣傳為能事,尤須身體力行;換句話說,在這個大道場裡所有的修行人,都要以身作則,作國民模范,進而以身教增進國民道德,以輔助政教之不足。如果能這樣做,則對於社會、國家、個人的益處,誠非吾人能思議者。至於經費,所需並不太多,因為現在每一個宗教的基礎都非常好,只要能組織起來,這件事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宗教復興對於復興中華文化,確實是相輔相成。
單使我們自己的國家復興,依舊是不夠的,我們要和平要繁榮,那就必須整個世界都好。也就是說,要由愛護我們自己的國家,擴大到愛護整個人類,要將中華文化推展至全世界,以倫理道德輔助西方文化之不足,溝通各個地域文化的隔閡,使世人觀念漸趨一致,如此人類戰爭才能減少。其次是要消除宗教間的偏見,希望全世界的宗教家們都能夠同心同德,作現今住世的真菩薩,作此時此處上帝的真使者,以真誠自由平等博愛,攜手合作,彼此尊重,建立世界性的文化聯誼或世界宗教聯誼會等組織;進而運用這種組織的功能,以達到重建世界道德,維護世界和平的目標。
最後,我再引用張曉峰先生幾句話作結論,他說:現代世界上有識之士,大都認為二十世紀晚期的三十年代,也就是今後的三十年,當為宗教的復興時期。何以張先生有此卓論?這是因為現代西方科學進步太快,人類物質享受超過了精神生活,心靈感到空虛,對生存價值發生懷疑,這是很可怕的現象。由於精神生活確實是重於物質生活,譬如顏回一箪食,一瓢飲,居陋巷,尚能自得其樂;物質生活達到極點,精神生活空虛,這是世間最可憐憫者,這種生活是醉生夢死,只有今日,不知明天,在西方已形成為非常嚴重的現實問題,所以大家認為這是宗教復興的時期,也就是以宗教信仰來彌補其空虛的精神生活;同時亦為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努力,攜手並進,堅凝為一,以求真正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新時代。我深信這是極為正確的看法!尚希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