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什麼活著?人生的意義、價值、目的何在?什麼是正確的人生態度和人生理想?對此類問題的解答,謂之人生觀。只要是個智力成熟、精神正常的人,便不會沒有他的人生觀。人生觀,是人對自己存在理性審察的結果,持有人生觀,可謂人這個被亞裡斯多德稱為“理性生物”的東西,與低一等的畜類之重要區別所在。愈是智力發達的人,愈是嚴肅認真地審視反思人生,確立自以為是的人生觀。柏拉圖說過:
一種未經審視的生活,還不如沒有的好。
只有精神不健全的人,才會不思考人生而象豬犬一樣渾渾噩噩地活著。
人生觀是人生旅程中的能源和方向盤,乃人全部生命的支柱。人生觀的正邪、高下,決定著一個人行為的邪正、品格的高卑,生命的價值。確立正確的人生觀,是做人的第一人事,先儒所謂“立乎其大本”者。
然而,正確人生觀的建立,殊非易事。只要審察一下人生觀所回答的問題,便不難發現它牽涉面極廣,內涵極深:它關涉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與自然及社會的關系、宇宙萬物的本質、人的本性及潛能等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早就被人類科學文化列為根本課題,孜孜探究了數千年之久,直到今日,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全部成果,恐怕也未必能給出圓滿答案,人生觀問題,當然也就難以由科學知識提供具權威性、客觀真理性的定論。
幾千年來,東西方無數哲人俯仰低回,內省外照,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人生觀體系,或悲觀或樂天,或達觀或淑世,或崇天命或重力行,或主禁欲或倡縱欲,或將人安身立命之本仰托於神谕,或將人生觀的依據置於某種瑜伽的體驗,眾說紛纭,莫衷一是。然不論依何種人生觀生活,大概都難以消除某些人生的困惑,或難以避免某種弊端。時至今日,科學雖然高度發達,人生觀卻大有衰退萎縮之勢。在發達國家中,受流行思潮浸潤的芸芸眾生,不是在那種為古代哲人鄙棄的縱欲主義、消費主義人生觀引誘下,拚命逐物,一任靈魂被腐蝕糜爛,行徑淪於畜類,便是在信仰崩潰、自我喪失的困惑下,因找不到正確的人生歸途而苦悶彷徨。流風所向,全球披靡。可以說,在人欲橫流、危機四伏的現代社會,人類最為匮乏的,不是自然界的能源,而是精神能源——一種正確的人生觀。
和許多古代哲學一樣,佛教也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列為人生之首務與大本。佛法四聖谛中第一苦谛,便專門回答人生觀問題,就廣義言,四聖谛中的集、滅、道三谛,及三法印、一實相印等佛學基本原理,戒定慧三學及菩薩行六度,皆是關於人生觀問題的答案。小乘修行道的八正道,以正見為首,大乘菩薩行六度,前五度皆以般若為導,正見與般若的首要內容,便是正確的人生觀和正確生活的智慧。
由於佛教對人生觀問題極度重視,全力解決,更由於佛教聖者在古代東方特有的禅觀中觀察宇宙人生,以禅的高度冷靜清澈的心境,及在禅定中開發的超常智慧,從全宇宙的廣大視角和人自性最深潛能的層次上觀照宇宙人生,使他們得以超越人類理性認識的局限,乃至超越科學的知識框架,直窺宇宙人生的真面,在如實正覺宇宙人生實相的深廣智慧上,建立起圓滿究竟的正覺人生觀。這種正覺人生觀,不僅是佛教徒所必須思察認同,而且對處於人生歧路徘徊中的現代人來說,提供了一種值得矚目的人生觀參照體系,是步入人類文化公園時不可不光顧欣賞的奇異景致。
佛教的正覺人生觀,大略可分為兩大方面。
正視人生缺陷,把握人生根本問題
立身處世,應先如實認識自己,明白人是怎樣一種存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何在。這須對人的心理結構及從人類全部文化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性拓展趨勢進行深入分析。
人生是什麼?從佛法看,人生是五蘊和合、因果相續的生命流轉過程中的一個段落。五蘊者:一色蘊,主要指物質身體,這是一種生物性、動物性的生命活動過程;二受蘊(感受)、三想蘊(感知覺)、四行蘊(思維、意志等)、五識蘊(心識基本功能),為心理、精神活動。受想行識四蘊,高等動物亦未嘗不具,只是不及人類發達,唯想行識三蘊中所具自我意識和理性認識的能力,被認為人所獨具,乃人獸之間的基本分界線。
作為一種五蘊和合或靈肉結合的“薩埵”(梵語sattva,意為有情、眾生),貪生畏死,避苦趨樂,大概可謂人乃至動物普遍所具的最根本特性。質言之,屬於有情類的人,以有情識故,有好生、求樂的本性。不承認這一點,起碼難以回答為何不自殺、不自找苦吃的诘難。自我意識明晰、理智發達的人類,其好生、求樂的需求,較之動物,內容至為豐富、深細。就求樂而言,人大概以需要滿足而獲得心理、精神上的適意感受為樂,或曰幸福。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層次的,除馬斯洛所說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四層基本需要和高級的自我實現需要外,還可舉出求知的需要、求自由的需要等,這些需要滿足則得快樂,不得滿足則感匮乏不安。愈為低層次的需要,其滿足所帶來的快樂愈是粗淺短暫,愈為高層次的需要,其滿足所帶來的快樂愈為深細持久。人品高低,大略依其所追求的需要滿足之層次高低而定。
不論哪種需要之滿足,總是以生——活著,為根本基礎。一旦生命結束,便意味著快樂或幸福之終結,死,於是便成為對人生幸福的最大威脅。因此,自古以來,人類便有戰勝死亡或永生的需求,這種需要常由宗教給予滿足。秦皇漢武、歷代道教徒之企求長生不死,神教徒之向往死後靈魂升入天國安享“永恆淨福”,佛教徒追求常樂我淨之涅槃,都是人類這種本性中最深或最高需要的反映。
縱觀人類文化發展之歷史,可以發現:人類總體,以不斷追求幸福為趨向。在文化創造者的生命力推動下,物質生活在不斷提高,精神生活在不斷豐富,科學技術在不斷發展,其旨歸,無非在於提高人生幸福度,提高人類自由度,這種發展,直指向未來,趨向無限,表現出人類有一種追求無限覺知、無限自由、無限幸福的本性沖動,有一種從有限直趨無限的趨向。這種直趨無限的向上追求,在宗教宣揚的永生、永恆淨福、涅槃中,起碼作了理想化的、抒情式的表達。宗教信仰的存在,充分說明追求永生、永恆幸福,是人本性深層的需求。
然而,只要以稍為冷靜的眼光審視人生現實,便不難發現,人的本性需求與現實存在之間有著尖銳的矛盾:人不但不能永生,不得絕對自由,而且生命短暫,必死無疑,束縛障礙極多;人不但不能常樂,而且有種種痛苦。對這不容掩飾的現實之揭露和承認,數佛法四聖谛的苦聖谛說得最為系統深刻。苦,可謂一切宗教的母胎,尤為佛教的出發點。
佛典講人生諸苦,有內外二苦、八苦、三苦等說。內外二苦者,如《大智度論》卷十九說外苦有二種:
一者王者、勝己、惡賊、獅子、虎狼、蛇等逼害,二者風雨寒熱雷電霹雳等。
內苦亦二種:一身苦,指身體感覺的苦,多屬生理性的;二心苦,指精神感受的苦,多屬社會性的。外苦、身苦,實際亦為心苦,為一種心理、精神上不適意的覺受。諸苦常被歸納為八苦:
1、生苦。出生所受的苦。《法蘊足論》卷五說,有情生時,領納攝受種種之身苦事、心苦事、身心苦事,身熱惱、心熱惱、身燃燒、心燃燒等苦事故,說生為苦。人大概不記得自己生有何苦,但試觀嬰兒墮地,報以哭聲,即證明其所受必苦。降生之後,無力自立,諸事皆依怙父母,不得自在,寒熱饑渴病痛,唯有哇哇一哭。不但自己苦,而且累及父母保姆等受盡養育之苦。出身、長相,身心素質、智商、所處時地環境等,由降生一事所決定者良多,不由自己選擇,往往能決定終身命運。生來貧窮下賤,或盲聾癡啞,其苦尤劇。《金色王經》雲:
何苦最為重?所謂貧窮苦。
2、老苦。衰老一事,盡人難免。白居易詩雲:“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老之至矣,生命衰竭,筋力不濟,發白面皺,齒落眼花,老態龍鐘,顫顫巍巍,生活難於自理,思想精神亦僵化衰退,自感為社會多余之人,晚景淒涼,有若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3、病苦。人身危脆,病魔易侵。終生無病之人,世間罕見,道教稱為“人仙”。疾病無論大小,無不痛苦切身,不用說痼疾沉屙,長期臥床不起,即便是頭痛牙痛等小病,也不好受,諺雲:“牙痛不是病,痛來要人命。”不僅病人自苦,而且給親人、看護者造成痛苦。即使治療有方,也難免服藥、手術、扎針、注射及臥床住院等痛苦。此苦乃人最易體驗者,不用筆者饒舌。
4、死苦。死亡,不僅意味著人生幸福之終結,永訣所愛樂的親人、事業、財產等一切,而且臨死前多罹疾病,臨終之際,據佛典言有如生龜脫殼之苦。死後神識有無及去向,未可卜知,前路黑黑,豈不哀哉!《瑜伽師地論》卷六一謂死苦有五相:
一離別所愛盛財寶故,二離別所愛盛朋友故,三離別所愛盛眷屬故,四離別所愛盛自身故,五於命終時備受種種極重憂苦故。
5、愛別離苦。人是感情動物、社會動物,以親友恩愛為維持生命之重要食糧。《大乘義章》卷八雲:
依《涅槃》,以多恩義,故名為人。人中父子親戚相憐,名多恩義。
親人團聚則樂,離別則苦,然親屬朋友,生離死別,盡人難免。生別者,或為戰爭、事務所逼迫,或男女之間情感破裂,令人肝腸寸斷,魂牽夢萦。死別之苦,更為深重。諺雲:“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父母歸天、愛侶亡故、兒女夭折、良友謝世,縱使鐵石心腸,也不能不痛徹肝腑,苦淚漣漣!
6、怨憎會苦。所愛之人不得不離別,不愛之人,如怨家仇敵、盜賊惡棍、陰險小人、情敵、政敵、勝己者等,卻不容回避,不得不生活於同一時空,乃至同一單位、家庭,受其擾害,使人或苦惱不安,或嫉恨不寧。
7、所求不得苦。人生莫不有種種需要、追求,然求之不得,乃屬常事,諸事順遂、終身幸運者,總不多見。考試落第、謀職不得、求愛遭拒、生意蝕本、企業破產、比賽失敗、失業、失戀等,無不使人憂愁不安,煩悶不快,甚至因此而痛不欲生、自尋短見者,亦大有其人。
8、五陰熾盛苦。以上七苦,歸根結蒂,皆為身心所受,亦終為身心的存在和活動所致,或者說身心的活動本身便是苦之淵薮。《雜阿含經》謂“於人世界中,有陰皆是苦”。尤其人之肉身,危脆不堅,污穢不淨,絕非理想的生命形態。莊子《齊物論》反省人生之苦說: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從來的哲人智土、英雄豪傑,面對死亡的悲劇,莫不感歎噓唏,從而研討抗拒死亡之道,柏拉圖甚至稱哲學為“研究死的學問”。美國心理學鼻祖威廉?詹姆斯稱死為潛伏於人各種幸福歡樂的虛飾之後的“深藏的蛀蟲”。德國人類學家捨勒(M.Sheler)認為,所有的人,無論他承認與否,都必然對這“深藏的蛀蟲”懷有某種確定的直覺。
精神分析學家齊爾伯格認為,在人面對危險時的不安全感、懦弱和壓抑感等後面,永遠潛伏著對死亡的恐懼,其存在經得起嚴密推敲,沒有誰的意識深層不藏有這種恐懼。存在主義者克爾恺郭爾、心理學家弗洛姆、人類學家奧托?蘭克爾等,都認為死亡恐懼是普遍存在的,它決定了人的悖論本性和存在困境:人是生理性的肉體與自我意識(“符號性自我”)的矛盾對立統一體,這一悖論是人真正永恆的本質。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E?貝克爾(1924—1974)在其《對抗死亡》中力論:人的這種悖論存在,意味著人既是小小神祇,又是蛆蟲口中食,既是具有神性的天使,又是排洩出臭穢之物、終歸腐朽消失的獸類。如此痛苦的二元分裂,是人的精神所難以承受的。
為了抗拒死亡,人們拚命創造各種文化,建設“神化工程”,以圖從潛意識中抹去死亡的威脅和無力戰勝死亡的事實。達觀哲學、神教信仰、愛情、藝術、娛樂等,都具有弗洛伊德所說“移情”手段的性質,是轉移死亡恐懼、對抗死亡的防御機制。實際上,對死亡之事實而言,它們終歸不過是一種軟弱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手段,具有精神鴉片的性質,不可能從客觀上令人真正擺脫死亡結局,獲得永生。這無疑是深徹人性之談,與佛法的生死觀頗多共同點。
的確,那種掩飾死亡痛苦的達觀哲學,顯然浪漫不實。如西哲伊壁鸠魯說人未死時死尚未到,曷用怕死,及死到來時什麼都不知道了,有何苦痛?若如其言,則一切大事,皆無須早作預備,而死時什麼也不知道,純屬無根據之想象,經不起事實驗證。如此對待死亡,實屬自欺欺人。
又如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意在教人注重現前生活,不必考慮力不可及的死亡之事,這也不過是無力戰勝死亡的妥協之詞。儒家面對死亡威脅,倡立德立言立行,以期身死而精神思想不死,較卑者則求“雁過留聲,人過留名”,雖不失為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但能否真的死而不亡,仍大可懷疑。思想、精神、德行、作品,縱使長留人間,亦須依別人、人間社會而存,而別人、人間社會乃至人類賴以生存的星球乃至宇宙,皆為無常之物,皮若不存,毛將焉附?
莊子謂人死“反入於幾”,與“萬物一府”,看來雖然達觀,骨子裡實掩藏著一種對人生無常的悲哀。至於常人出於種類延續的動物性欲望,將不死的需求寄托於子孫後代之繁衍不斷者,更為愚癡。子孫後代,各有其獨立人格,各有生死,縱使能延續萬代,也絲毫不能說明自身戰勝了死亡。
總之,無論怎樣以達觀哲學自慰,用移情手段遮掩,其實都是不敢正視死亡悲劇,不敢真正解決死亡問題以滿足人本性求生求樂欲望的表現。對於人這種萬物之靈而言,以如此態度對待人生根本問題,未免過於軟弱卑怯,未免過於自輕自賤!
佛教的態度則與此頗為不同:首先敢於正視死等人生諸苦,毫不掩飾遮蓋,而把人生缺陷與根本問題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來,認清其可悲,然後研求根本解決之道。
由佛法觀,人生固然以死為最大痛苦,然死依生而有,有生必有死,欲解決死的問題,必先解決生的問題。生死,於是被佛法突出為人生的根本問題。強調“生死事大”,人本性中對涅槃的需求與現實生死之苦,乃佛法所揭示的人生根本矛盾或人存在的悖論。“了生死”,從而被佛法列為中心課題。此所謂“了”,有兩方面含義:一是了徹,謂窮徹生死的因果、實質,掌握超生脫死之道;二是了結,謂永遠結束、消滅生死之苦。
在佛陀慧眼觀來,人生之悲劇,不僅在於現前八苦交攻,更在於死亡並非苦的終結,而是有死還必有生,死後必為生前所造業力所縛,輪轉於六道中,永無止息,若再生於人中倒罷了,而人卻極易墮入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失去了再做人的資格,其苦痛較之於人,更是不堪言喻。這種生死流轉,是更大的苦。
佛法因此決志了卻生死流轉,認為生死流轉的根本問題不解決,其它一切隨生死而有的諸苦,即使有可能通過移情手段減輕,終不可能消滅,生死不了,一切諸苦,會永遠沒完沒了。反之,生死若了,則一切皆了。猶如伐毒樹,若斷其根,枝葉永盡,若不斷根而唯在枝葉上砍削,旋砍旋生,永無除期。不把解決人生根本問題列為大課題,只知解決小問題、枝末問題以求妥協苟安,捨本逐末,因小失大,小問題也未必能解決得好。
若就人生之全面而言,佛法亦不否認人生有樂,說人生基本上是苦樂間半。無容否認,人有極為豐富的樂趣:有飲食男女之樂、天倫之樂、情愛之樂、友情之樂、游戲娛樂之樂、工作勞動之樂、藝術欣賞及藝術創作之樂、事業成功之樂、求知學習之樂、道德修養之樂……,其樂之豐富深細,遠非動物可及。但佛法認為這些樂無不依一定的條件而生,《瑜伽師地論》卷五名之為“非聖財所生樂”,說非聖財所生樂須依適悅、滋長、清淨、任持四種資具而生。既依緣生,則其樂必然相對、有限,“不遍所依”、“受用時有邊有盡”,容易“為他劫奪”。
苦樂在生活中所占比重,因人因時地而異,據心理學家福樓格勒(Flugel)研究,當代西方人平均一生喜樂占50%,痛苦占22%,不苦不樂占28%。有的人苦要多得多,但苦縱極多,也總還有樂。
佛學認為,若作深一層觀察,則非聖財所生樂,亦以苦為實質。何以故?一切樂受皆依緣生,皆無常變滅不可常住,與人常樂的本性需求相違故,此樂之當體,即是“行苦”。《雜阿含》卷十六第437經載佛言:
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諸受皆苦,被列為小乘四法印之首。無常故苦,乃佛法苦谛之根本義趣。《長阿含?大本緣經》佛言:
因樂觸故生樂受,若樂觸滅,受亦俱滅。
樂緣既滅,樂亦隨滅,必生“壞苦”。世間之樂,莫不如此,沒有不散的宴席,席散人空,樂極生悲,倍感淒涼。而且,就整個人生而言,有誰無苦?苦樂如形影不離,如《大般涅槃經》卷十三所言:
生死之中,實有樂受,菩薩摩诃薩以苦樂性不相捨離,是故說言一切皆苦。
依佛法真谛,人生之苦,更在於無我。所謂樂,以能受樂的主體自我為本。人所認為的自我,無非我的身心、社會身份、個性等,由滿足此“我”之需要,乃生樂受。如饑渴時得甘美飲食,便覺爽快,寂寞時遇知音,便覺悅愉。然此所認能受樂之我,乃五蘊和集,假名為我,而念念變易無常,無一常住真我實受苦樂。能受樂的主體既如此,所受之樂亦如是,亦無常變滅,不屬我有,非即是我。《長阿含?大本緣經》佛說苦、樂、不苦不樂三種受,皆“有為無常,從因緣生,盡法滅法,為朽壞法,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又雲:
若樂受是我者,樂受滅時,則有二我,此則為過。
苦受亦如是,念念滅故,非常住真我。無論苦樂,皆非我而屬因緣故,不得自在真常,故實質是苦。《大般涅槃經?一切大眾問品》謂“一切屬他,則名為苦”。
佛法盛談人生諸苦,唱“有生皆苦”,乃至說樂亦是苦,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有否定人生價值、悲觀厭世之嫌。未能吃透佛法真精神的西哲尼采,取佛法糟粕,說人最好快點死去,以離開痛苦的塵世而歸於寂滅,這實在是對佛法的片面曲解,正是佛所謂“飲乳成毒”者。實則佛法力說苦,只是針對世俗文化掩飾人生缺陷的破執之談,旨在發聩震聾,喚起世人對人生現實、人生根本問題的正視,有了正視,才談得上解決。
佛法認為,苦,僅是對迷昧人生而言,若覺知是苦,深觀諸苦而發起超出生死的“出離心”,則人生諸苦,未必不是一件幸運事。若無苦純樂,一如諸天,人便難以發起出離心;若眾生無苦,則菩薩難以興慈運悲而發盡度眾生皆共成佛的菩提心。《起世經》中佛言:有三天使住於世間:老、病,死,它們應看做天神為警策世人發心求道、升華生命而派來的使者,應奉為師長。就此而言,人生諸苦,只要換一個正覺態度,便變成了珍貴之物,成為培養菩提覺花的肥料。對真正學佛者來說,人生無苦,反為缺憾。元代妙葉大師“十大礙行”謂“念身不求無病,身無病則貪欲乃生,貪欲生必破戒敗道”;“處世不求無難,世無難則驕奢必起”;以病苦為良藥,以患難為解脫,才是佛弟子對待苦難的精神。日本學者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論》說:
苦對於我們成為征服的對象時,便發揮其偉大的道德價值。反之,任己被苦征服,人生便可謂無價值的存在,這即是佛教的根本精神。
當然,欲征服苦,必先承認、正視苦,若連承認都不敢,談何征服?
而且,佛法說苦,乃證得涅槃之樂的聖者從其大悲心中觀照世人而說,言人生苦,是與涅槃真常之樂相比較而言。何況說苦,只是佛法世俗谛之一面,若從另一面真實谛觀,苦生滅無常、無自實體故,當體是空。《摩诃般若經》卷一謂“知苦不生,是名苦谛”。知無苦可滅,才是苦谛的究竟實義。
真正學佛人,縱然身受眾苦,乃至為濟度眾生而主動受苦,因證得苦性本空故,亦甘之如饴,不改其常樂。縱死期到來,因自見去處故,亦視死如歸,毫無畏懼。這較世間英雄豪傑之壯烈而死,更為灑脫自在。
珍視人生,創造應有的人生價值
佛法關於人生價值評判的另一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面,是充分肯定人生的優勝,重視人應有的價值和尊嚴,教導人充分發揮自己特性,開發自性潛能,創造最高的人生價值。
從佛法觀來,現時地球人雖然壽命短促,苦樂間半,但較之壽命甚長、多樂少苦乃至純樂無苦的天道眾生和其它星球上的人來說,具有極為珍貴的優勝之處。《長阿含》卷二十載佛言,閻浮提(地球)人有三事勝余三洲(外星)、鬼道及欲界天:
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
《大毗婆沙論》謂“人”有三意:“一止息,二忍,三末奴沙(於工巧業處得善巧)。”又有八義名為人:聰明、業果勝、意細微、能正覺、智慧增上、能別虛實、聖智正器、聰明業所生。太虛大師說:
人之特性,具有造作、思想、覺悟之自由活動的能力。
總括諸說,佛法所肯定的人道優勝,大略有三個重要方面:
1、聰明善思,富創造性。
與動物相比,人的感知器官最為全面發達,尤其意識最為發達,有很強的理性思維能力和悟性,此即《大毗婆沙論》所謂聰明、意細微。《俱捨論疏》謂“多思慮故名之為人”。思維能力發達,心靈手巧,使人具有很強的創造能力,能不斷增長知識,提高智能,創造出自己特有的科學文化。在物質方面,人窮研器用,精思入神,發明種種機械,掌握種種技術,用自己創造的物質成果嚴飾自身,便利生活,不斷提高在物質世界中的自由程度,莊嚴世界,令星球改觀,山河增色。時至今日,人類已乘飛船遨游太空,令神話變為現實,充分表現出《毗婆沙論》所謂“於工巧業處得善巧義”的特性。在精神方面,人利用文化符號,創造出哲學、文學、藝術等輝煌成果,如百花競放,景象日新。從某種意義而言,人類世界是人以其聰明才智創造的文化成果。人的這種創造能力,不但動物難以相俦,即諸天鬼神,恐怕也要驚奇稱歎。
1、 自宰自制,自由塑造。
《大毗婆沙論》卷一七二謂人有“止息”義,並雲:
能寂靜意故名人,以五趣中能寂靜意無如人者。
止息、寂靜意,謂具很強的自我調控心意、宰制行為的能力,能止息意馬心猿的馳骛而令心意寂靜,不僅能按道德規范約束行為,而且能控制本能欲望,摒絕聲色犬馬的誘引,修清淨離欲的“梵行”,乃至以瑜伽禅定自淨其心,自究其心,進行生命的自我變革,超出生死。止息、寂靜意或加忍,意味著人有很強的意志力,能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克服內外障難,忍受困苦凌辱,表現出勇猛精進、堅韌不屈、百折不回的毅力、忍力。
人的這種特性,使人具有高度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性,具有很強的自塑能力,能按自己的意願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乃至超凡入聖,成就佛果。人的自塑能力,近今西方人類學也給予很高評價。M?捨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認為,“人是—個能夠向世界無限開放的X。”這不僅在於人有理性與工巧技術,更在於人有超越自身的意向性和趨向。人,是兩個生命之流中的中介、過渡,一個永恆超越自身生命的向前流動。生物人類學家阿爾諾德?格倫等認為,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在於人的“未特定化”——人實際上是一種未完成、未確定的生物,或者說不同於動物之出生即完成確定,人是在出胎後才逐漸完成、確定的。正因為人具未完成性,故能不斷尋找存在方式,解決自己的存在難題,解釋、確定、完備、發展自己。這與佛法所說人的特性可謂不謀而合。
人具有自由塑造之能故,使人可以自由選擇人生道路,創造生命價值,不僅可自由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自造前程,而且可眾人合力,共造共同使用的“依報”——國土世界。佛法高唱“萬法唯心造”,說眾生所受用的根身世界,終歸為自心所造,由心起念,由念起業,業力感召,能變造根身器界。變造的可能性,依天台宗一心十法界義,起碼有十大層次:天、人、阿修羅、鬼、畜、地獄六凡法界,加聲聞、緣覺、菩薩、佛四聖法界,每一重法界各具五蘊(正報)、眾生、國土三種世間,十法界互具,凡三千世間,此三千在我人當下一念中圓具,《摩诃止觀》卷一雲: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
一念三千,意味人之一心,理具或體具宇宙一切,具有變造一切形式存在的可能性、自由性和本錢。變造之機,唯在心念。若心隨染緣,迷心逐物,造十惡五逆之業,便造就地獄、餓鬼、畜生法界;若心隨淨緣,修心修善,修定修慧,可造就賢人聖哲,由人而天,乃至由人而羅漢、緣覺、菩薩、佛。或沉或升,或墮世間或出世間,唯在如何運用自己心財進行變造,不由天命,不由神意,不由他人,唯由自己,唯由自心,所謂自作自受,不由於他。這是人最極寶貴的特性。
人皆具此特性故,雖同為人類,因用心不同,所造千差萬別,使人間呈現出一派十界鹹備、善惡懸殊、人格形象各異的紛纭景象:有人凶殘狠毒,害人禍眾,過於毒蟲猛獸;有人荒YIN無恥,傷風敗俗,被目為衣冠禽獸;有人蠅營狗苟,喪失人格,寄生偷生;有人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成為公害;有人則傾心盡力,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為國為民,乃至粉身碎骨,犧牲自己,為人類謀幸福,為社會求進步,表現出菩薩風范;有人則精勤求道,勤修苦煉,或開發異能而被目為神仙,或清淨六根而成羅漢;有人更圓滿覺悟,成為大覺佛陀,為人天師表,萬世楷模。這可謂人道的突出特色。
人因生命力、創造力強大故,向上與向下的造詣,都可至於極限。若論向下,則人要墮落起來,喪盡天良,滅絕人性,其用心之險惡,殺害之殘酷,遠過凶禽猛獸。人要是貪YIN起來,縱欲無度,種種性變態,真是豬狗不如。人要是私欲膨脹,欲壑無底,如帝王野心家,恨不得將整個世界霸為已有,國土跨洲,財寶山積,後妃千萬,奴僕無數,猶想擴張;豪富巨賈,資財億萬而敲剝益酷。若論向上,則人能慈及萬類,惠及百世,智燭千古。仁人志士殺身成仁,菩薩行者濟人救世,其心地光明,可上格日月,人格高尚,可令天地驚、鬼神泣。不論向上或向下,同是一心之用,不出一念之差。人之初生,恰似一塊泥團,有人用它自塑成英雄豪傑、莊嚴佛像,有人卻用它自塑成權奸巨蠹、暴徒惡棍。
更要者,在由佛法觀來,不僅個人起心造業,可自塑此生的人格形象,而且決定他生後世乃至多生多世的流轉升沉,若放逸散漫,行惡造罪,將墮入三惡道,長劫難出,後悔莫及。短短幾十年,卻造成決定未來升沉的業行。每人的業行,還會輻射於社會和自然界,影響及於子孫後代。人生者,確實重要至極,豈可輕忽而過。
2、善能自覺,最為佛種。
大乘佛法高唱眾生皆有佛性,凡有心者皆定當得無上菩提。此所謂有佛性,謂具有成佛的可能性和本性,有如礦中藏金。又謂眾生心識體性本寂、本淨、本覺,本來不生不滅,本來是佛,只不過迷昧不覺而已。當然,現實成佛,須資仗因緣。成佛之因,即自覺發菩提心,立誓上成佛道、下度眾生,以圓滿正覺為最高理想。
發菩提心,本身須有出離生死的迫切需要,須對眾生生死流轉之苦具深切感受與同情,此唯苦樂間半、八苦交攻而又最具覺性、意志、同情心的人類,才最易發起。佛典屢言,鬼、獄二道眾生被眾苦逼迫,無暇發菩提心,畜道眾生愚癡故不可能發菩提心,天道眾生貪著樂受、無苦惱逼迫故,不易發菩提心,唯人最易發心求道,故佛言:“人間於天則是善處。”。
成佛之緣,除眾生苦等外緣外,最重要者,是有佛出興於世,高擎智燈,為人師表。而佛之出興,皆在人間。《增一阿含?等見品》佛言:
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
佛陀自稱:“我身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成佛。”天帝供食,問佛陀用天食抑人間食,佛言:“用人間之食。”並說“我亦在人數。”表示對人間的珍視和肯定。佛法以人間為修道成佛的最佳道場,“四十華嚴”卷十二雲:
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諸善果故。
謂三乘賢聖道果,皆“依於人而能修證。”何以故?人間多苦多障難,而人身能思能覺,最具造諸善功德的條件;人間多貧窮困苦、多愚癡邪見故,正好修財法二施,積集福德,廣結人緣;人間多障礙魔難、怨嗔憎嫉故,正好修持忍度,鍛煉毅力、忍力;人生苦短,時光催人故,正好修持精進度,精勤不懈;人間多學說義理故,正好修持般若度,獲得妙觀察智;人間多所缺憾而人類又具向上趨求故,正好以人間文明的建設為菩提道,萬善齊修,淨化社會,利樂眾生,莊嚴國土,弘宣正法。就此而言,人乃上好福田、上好智田,最宜播菩提種,育般若苗,結大覺果,不僅優於諸天,甚至比諸佛淨土還要優勝。《無量壽經》即載佛言:
汝等於是廣植德本,布恩,施惠,勿犯道禁,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轉相教化,為德立善,正心正意,齋戒清淨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
佛陀以洞徹眾生自性最深潛能的慧眼,見人人皆具佛性,本來是佛,與佛平等不異,對人的尊嚴和應有價值,給予最高的肯定,給人展示了圓滿自我實現的終極人生圖景,予人以巨大鼓舞激勵。
佛法認為:個人作為獨立經驗單元,有其不可抹殺的權利與價值,有權自我解脫,許人先度自身,“別別解脫”,獨自出離生死。佛法更認為,眾生互相緣起而存在,互相之間皆有深恩,應視同父母眷屬。徹底的出離生死,應該是普度眾生同趨覺路,大乘甚至斥不願度眾生的自了漢為“焦芽敗種”。
因為人具諸優勝,最為佛種,人生乃升沉凡聖之關鍵,故佛法對人生極為珍視。佛經中常感歎“人身難得,諸根難具,佛法難聞,明師難遇”,教人珍惜人生,珍重佛法,以正法為導而善度人生,善用人生,創造應有的人生價值。依佛法輪回業報說,具有持五戒不犯的福德,才能直接生於人間。至於值遇佛法,須宿世與佛有緣。而人中能嚴持五戒者不多,故多數人百年之後,再生人間甚難,佛經中常喻為盲龜於大海中值遇一有孔可以附載的浮木。
佛陀曾用指甲從地上挑起一點土,問弟子佛指甲上土多,抑大地土多,弟子當然答:大地之土比於世尊指甲上土,其數之多,不可稱量。佛言:人命終後,生於三惡道中者,多如大地土,生於人中者,少如佛指甲上土,天中命終者亦如是。一墮入惡道,再復人身,歷時甚久,而且即使再生人中,前世記憶盡失,一切皆須從頭學起,值遇佛法而有因緣起信發心,更為難得。
據佛典之說,在長劫輪回中,佛法住世時間甚短,猶如電光一閃,如難得一開、開後即萎的優昙花。釋迦佛出世,正法時期,我等既已錯過,幸法、僧二寶尚在,有緣遭逢,良機萬劫難得,豈可白白錯過,應依佛教誡,精進修持。《法句經》偈雲: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從來高僧大德,為自度度人,精進不已,惜時如金,晝夜勤修,一分一秒都不肯白耗虛度,心心念念都求與般若相應,表現出極度珍惜人生的精神。這與那些在麻將桌上、撲克牌中、鳥籠子前消磨時光的庸人,那些夙思夜夢營私利、費盡心機謀算他人的惡人,其人生態度,人生價值,形成鮮明對照。若論珍惜人生,積極向上,可謂至佛法而達極限,謗佛法人生觀為消極,顯然是顛倒黑白。
佛法雖教人觀世間苦,發出離心,菩提心,以了生死為終極理想,但並不主張逃世避世,為他生後世的解脫(《雜阿含經》稱“非時樂”)而犧牲現世的利益,忽視人間的建設。佛法的根本精神,是以解決人生根本問題為本,將發達現實人生與超生死出世間的大事結合為一體,教人樹立正確人生觀,依正見生活,以淨心從事世間事業,即人間建設而雙修福慧,令社會淨化,國土莊嚴,世界和平。佛法諸乘修持道,都依此精神而制定
大體而言,佛法菩提道,可分五乘漸道與一乘頓道兩途。五乘漸道者,以人天乘法為基址,教人先正信因果,具三歸,持五戒,行十善,敦倫盡分,盡職盡責,習技藝,如法求財、理財,交善友,慎出納,具《長阿含經 善生經》所言方便、守護、善知識、正命四種具足,在家庭和社會中做一個好人,過好物質、倫理和精神生活,得“現法安樂”。太虛大師《佛陀學綱》說得好:
學佛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一個人……完善物質的生活,增高知識的生活,完善道德的生活,再以此完成優美家庭、良善社會、和樂國家、安寧世界。
乃至成就人中聖人,在此基礎上,發出離心、菩提心,修三學六度。這並非應機應時的方便之說,而是從《阿含經》到大乘經中所表述的如來說法之本懷。阿底峽大師曾將這種漸道總結為從下士道入中士道、中士道入上士道的“三士道”。
一乘頓道者,即以五乘佛法、世出世間為—,以人間社會為道場,以出世間的無我心、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大雄猛心,在服務社會、利益民眾的世間事業中去修菩薩六度萬行,在濟世度人的活動中完善人格、圓滿福智,並利樂有情,莊嚴國土,帶動眾生一起同趨涅槃之域。
無論漸道頓道,莫非以發達人生、圓滿人生為本質。人若能以佛法正見為導而過正覺生活,力行眾善,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則必然能使人格日漸完美,智慧日漸增長,家庭社會關系日漸和諧,對社會的有益貢獻日漸增加,生活日感幸福,獲得“現法安樂”及“聖財所生樂”——所謂聖財者,有七種:一信(對佛法的確信)、二戒、三慚、四愧、五聞(聽聞正法)、六捨(捨惡、捨財等布施)、七慧。這七聖財所生樂,不同於世俗的非聖財所生樂無常難保,而具能“起妙行”、“樂廣大遍滿所依”、“一切時有”、“受同時轉更充盛增長廣大”、“無能侵奪”、“可從今世持往後世”、“無怖畏”、“無怨對”、“無災橫”、“無燒惱”、“能斷後世大苦”等殊勝,可謂真正的利樂,得此利樂,則人生不謂之苦。若更精進修持,明心見性,證入聖果位,則得真常樂,真正根除生死怖畏。或深心信願念佛求生淨土,臨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即生永出生死,將來回入此界度化眾生,則其人生價值,更可稱歎。如此人生,才可謂真正的人生,應有的人生,如此度過一生,才可謂不枉此生,不愧此生!
(原載《法音》1990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