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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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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轉載
豐子恺：弘一法師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原因
“我於日本雜志中，看到有說關於斷食的方法的，謂斷食可治療各種疾病。當時我就起了一種好奇心，想來斷食一下，因為我那個時候患有神經衰弱症，若實行斷食後，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這是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的幾句話。既有了這一念想，他就悄然實行，地點是杭州的虎跑，時間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後共18天。 說起來，刊有斷食方法的日本雜志，還是夏丏尊推薦給他的，而“有機會時最好把斷食也來試試”之類的話，夏丏尊也曾說過。但像夏丏尊這樣的，往往是戲言而已，說過就忘。所以，當斷食後清癯消瘦的李叔同出現在他面前時，夏丏尊自然是大為驚歎，可也不忘“責難”了一句：“為什麼不告訴我?”但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說不能行的。” 為人處世，恪守言行合一或言出必踐，事實上是一個艱難困苦而又玉汝於成的過程。而在芸芸眾生之中，要想真正辨識“言必信，行必果”，除了要有一雙慧眼，看來還得“假於時日”。孔子在《論語》中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意思是說，以前我對待人，聽到他的豪言壯語就相信他會這樣做;但現在我看人，聽了他的話我還不能相信，還要觀察他後面的所作所為。李叔同在俗39年，在佛24年，其在言行合一上的執著與決絕，在其出家前後，尤其是皈依佛門之後，顯然是體現得尤為徹底。 1918年農歷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別了任教6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正式出家為僧。今年春節期間，筆者細讀陳星所著的《弘一大師在浙江》一書，得知在出家前的一個晚上，李叔同書寫了一篇《姜母強太夫人墓志銘》的石碑碑文，而碑文末的落款就已是“大慈演音書”(李叔同皈依後釋名演音)。姜母即李叔同的老友兼同事姜丹書的母親。 1917年春，姜丹書的母親因病去世，他即請李叔同為其母書一墓志銘。李叔同自然答應，但總在醞釀之中。直到一年多之後，在他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方才恭敬地點燃一支紅燭，寫下了他在俗時的最後一件書法作品。而隨後的一個細節，筆者自覺將難以忘懷。那就是在寫完之後，他當即將毛筆折為兩截。現在普遍認定，《姜母強太夫人墓志銘》當為李叔同在俗時的絕筆，而他所要主動斷絕與厲行的，又豈是一支筆所能涵蓋? 既絕塵而去，就決不回望張顧。出家不久的弘一法師就為自己“約法三章”：凡舊友新識來訪者，暫緩接見;凡以寫字作文等事相屬者，暫緩動筆;凡以介紹請托及諸事相屬者，暫緩承應。其進佛門之初，每有家書來，他均著人在信封後披上“該人業已他去”的字樣，將信退回。 多年前讀過黃炎培的《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對文中的一個情節至今印象深刻： “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經過了幾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東女學楊白民夫人詹練一和我當時的夫人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幾個廟，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廟前臨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問，叔同才答，終席，叔同從不自動發一言，也從不抬頭睜眼向三人注視。 飯罷，叔同即告辭歸廟，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邊，叔同一人上船了。船開行了，叔同從不回頭。但見一槳一槳蕩向湖心，直到連人帶船一齊埋沒湖雲深處，什麼都不見，叔同最後依然不一顧，叔同夫人大哭而歸。” 盡管一心向佛，但還是有人聽信傳言，弘一大師有一次在福建講經時，忽然接到一位16歲少年的來信，指責他忙於酬酢。弘一大師當即回信表示：“惠書誦悉，至用慚愧!自明日起，即當遵命閉門精修，摒棄一切。”虛懷若谷，時刻憷惕，用志不分，終成大德。 這也難怪豐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慨歎道：“李先生何以能夠做一樣像一樣呢?就是因為他做一切事都‘認真地，嚴肅地，獻身地’做的緣故。”自然，也更與他的言行合一、說到做到大有關聯。雖歲月更迭，春秋代序，但無論在俗在佛的李叔同(弘一大師)，總顯示出一種強大的吸引力。 這固然與他出眾的才能與禀賦有關，但更是他在人生的進程中越來越嚴加秉持的言行合一而產生的強大的“感化”所致。本文所示，雖多有違常人之處，但正是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舉，也才最能撼人心魄。而言行合一作為一種完美的人格體現，其嘉言懿行，總當在後來者的仰慕與追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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