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累積久遠,自然會形成龐雜而高深的特點,正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因成長年代久遠,自然枝條茂密,干葉缤紛,又加上攀附叢生於干外之籐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又豈能隨便即加定論?明白這個比喻,便可知道,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地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歷代政治學術思想的運用,實質上,也摻雜了法家、道家、兵、農、儒、墨等諸家之學,並非完全屬儒家學說。
講到文化,首先應該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更要細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對於三皇五帝等堂皇尊號暫且不論,只要從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所建立的文明開始,大家就會了解,我們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歷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所形成,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但是這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後來卻統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范圍裡,因此在漢代以後,似乎只有儒生們所標榜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個現象完全是由誤解而產生的結果。
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若要說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學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匯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做大事,則必須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匯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為人群服務不負平生所學。
但很遺憾的是,自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懷有“致君堯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以及“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變成了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雖然如此,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發揮了經絡作用,成為周延貫穿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活力而無生機了。
周武王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的封建制度,並非類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定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在時勢的驅使下,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所以周初封建體制雖然是以師儒之道的精神為基礎,但是經過幾百年後,也漸漸趨向衰落而變質了。
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到了春秋時期,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定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作為後世的准則。
——《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先談什麼叫“儒”?這個中國字,根據《說文解字》的另一種解釋:“儒”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邊加一個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們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則是人類需要他,社會當中不可缺少的人,這就是“儒者”。
——《論語別裁》
為了深感世變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難,恐怕還會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講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見,貢獻於諸位後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張橫渠先生的目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今後我們的文化和歷史,擔承起更重大的責任。
——《論語別裁•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