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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法的角度解讀情人眼裡出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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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研究和理論裡是否有美的概念?在佛教裡如何稱呼美?

  鄭:最能敘述自然和最接近實驗觀察的理論,往往就是科學家所謂的最美的理論。科學工作通常被視為冷靜、理性、沒有任何美學上的動機,科學家居然會使用“美”這類字眼,聽在讀者耳中可能會覺得奇怪。其實,科學家常常談到美。且聽法國數學家龐加勒的宏論:“科學家研究自然不是出於實用理由。他們這麼做,只因為他們覺得是賞心樂事;他們覺得是賞心樂事,只因為自然是美的。若是自然不美,就不值得研究,人生也了無生趣。”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察覺自然現象的本然之美,如玫瑰、日落、群星和星系。每回看到望遠鏡傳送到我計算機的影像,如星雲中的新星、數百萬光年外星系螺旋臂絕美的形狀,總令我有歎為觀止之感。然而,除了這些可見的美之外,還有更微妙更抽象的理論之美。

  以美來形容理論的原因之一是,它被公認為是必然和必要的,而且,一旦研究透徹,立即就會被認為是不證自明。因此,物理學家碰到新理論時不禁會自問,“如此美麗想必是真的,我怎麼沒想到?”就這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美有如巴赫賦格曲,稍微更動一個音符就會破壞全曲和諧,又好像是蒙娜莉薩的微笑,稍有更動便會破壞整體平衡。

  美的理論另一個主要指標是簡單。我這麼說是指隱含的觀念很簡單,未必指方程式很簡單。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宇宙論說行星繞日運行,就比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論簡單得多,後者認為地球位居宇宙中央,各大行星沿圓形軌道(稱為“周轉圓”)而行,圓心本身又繞另一個圓運行。哥白尼模型之美在於它以更簡單的方式敘述行星運動。美的理論毋需無謂的裝飾,正可通過“奧坎剃刀”的考驗:“不是絕對必要的就不該用。”

  最後,美的理論最根本的特色是真,正確性的最終判斷則取決於是否符合自然,以及揭露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關系。

  馬:是什麼樣的“真”?你說理論符合自然,是指就經驗論來說的吧?可是,正如我們已討論過的,科學實驗並不能揭露實相的究竟本質。

  鄭:我的意思是說,理論符合儀器所提示的真理,或你們佛教所說的“一般真理”。以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為例,依據大多數物理學家的說法,它是科學界前所未見的最美最和諧的知識體系。它不但把以前認為完全不相干的時間與空間、物質、能量和運動、加速度和引力等物理學概念融為一爐,更提示前所不知的非凡現象。

  即使到了今天,“廣義相對論”之豐富仍然令人稀奇。一九一五年《廣義相對論》出版當時,我們認為宇宙是靜態的,實際上,愛因斯坦的方程式顯示宇宙必然是動態的——不是收縮就是膨脹。這位物理學家對自己的理論大概信心還不夠,否則他極可能比哈伯早上十四年就發現宇宙膨脹。

  黑洞是相對論預言中的另一個例子,但愛因斯坦同樣不相信它們的存在。他說,造化厭惡黑洞之類的特例,還說相對論無法敘述它們。同樣的,他應該對自己的理論多點信心,因為,後來在銀河系和其它星系都陸續偵測出黑洞的存在。

  第三個例子是所謂的重力透鏡效應(gravitational lensing)。“廣義相對論”告訴我們,在某些地方,巨大星系的重力會使空間彎曲,以致使來自遙遠物體的光偏向,形成“宇宙海市蜃樓”。這種在一九七九年發現的星系好像透鏡一般,可以把經過的光折射和聚集,所以稱為“重力透鏡”。

  必然、簡單和忠於事實——這些都是美麗理論的特征!

  馬:我認為,符合真理跟佛教美的概念相當接近,但我們所說的“真理”不是指和外在現象一致,而是指跟人類深層的本質相符。

  最簡單的定義是,美給我們一種充盈感。這種感覺可依狀況呈現單純的喜悅或更深刻的幸福感。美有幾個層次搭配這不同層次的充盈感,給我們瞬間快樂的可稱之為相對的美,絕對的美則促成持續甚或不可改變的圓滿。性靈之美(如佛陀的法相)特別豐富,因為它讓我們意識到確有其事,而且人人可證。

  不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會,對美的看法也大不相同。

  鄭:不錯,美的觀念取決於許多的文化、社會、心理乃至生物因素。雷諾阿時代的理想女性豐滿圓潤,一九六○年代則認為身材好像流浪兒般的名模崔姬是美的象征。畫家梵高因畫作無人問津而潦倒以終,半個世紀後人人高價購買。然而,欣賞科學理論之美,取決於文化因素的成分較小。全世界的物理學家同樣欣賞“廣義相對論”之美。

  馬:但這是因為他們教育背景相似的緣故,我不認為原始部落的人會說相對論是美的。此外,美也可以看做是部分與整體間的和諧狀態,佛教藝術裡有極為精准的造像法,描述佛像的理想比例,利用打格子的方式極為精確地描繪眼睛彎度、橢圓形臉龐和軀體各個部位。這些特征與完美和諧---內在證悟和諧的表露---相應。

  鄭:我總覺得,佛教的各種呈現方式,不管是形諸圖畫還是雕刻,總在美和均衡中流露深刻的安詳感,撫慰人心。

  馬:所以說,美依每一個人看待美感愉悅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從視為附屬品到不可或缺不一而足。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會有某些快樂和圓滿的感受。愛和利他是美,瞋恨和嫉妒是丑;前者使人面容變美,後者使人變丑,一望可知。

  因此,真正的美符合人類深藏的本性。

  以佛教來說,這樣的本性界定為本然的完美,充滿愛和理解,是絕對的美。我們越是接近自己的究竟本性,越能發現這人人具足的美。究竟的美與佛性、最高知識和證悟完全吻合。我們見到尊貴的生命、一位洋溢著喜樂的精神導師時,會直覺地知道自己親炙偉大的性靈之美。他或她的臉孔散發著和諧。

  另一方面,較膚淺的相對之美的特征則不屬於物體本身,而是在於觀察者。有些人覺得某一物體很美,有些人則覺得很丑。物體與自己的欲求相符時就是美,如數學家贊歎簡潔的方程式之美,技師則贊歎機器之美。追求安谧喜樂的人愛聽巴赫前秦曲,但靜觀圓明心性的隱者不需要這種東西。他的心性與現象冥然歙合,和同萬方而不住於心象之中。在他眼中,一切形色無非是初始淨性的,一切音聲都是空性的回聲,起心動念皆與智慧交織,再也沒有美或丑、和諧或不諧之別。美無所不在,盈滿不變。“身在黃金島,何須尋凡石”就是這個意思。

  從正定到正行

  改變自己,改變世界,可能是學佛者的座右銘,但究竟應該如何度世,要在什麼層面上影響世間?就思證者而言,問題症結在於,這內在轉化的過程究竟要持續多久,才可以入世行道。立即投身於解除眾生之苦是不是比較好呢?佛教在人道工作這方面的努力夠嗎?

  鄭:佛教既認為我們應該入世救苦,那當然是把這種行為看做跟靈性發展一樣重要,不是嗎?只追求自己的自在與喜樂,旁人都在受苦,豈不是太過自私?新聞裡充斥著戰爭、貧窮、疾疫和死亡的報導,一座豐饒的小島在苦海中有什麼作用?

  有些西方人認為佛學是消極、失敗主義的哲學,因為它主張我們無法與業力抗衡,應該遁世,學習接受發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事。佛學這種觀念是不是錯了呢?慈悲不是佛教志業的重心嗎?

  馬:乍看之下,禅修和行動好象是完全相反,其實,我們固然有只透過禅修和祈禱度世的思證行者,也有人忙於度世,雖然有些頗有成就,有的不是那麼成功,但總是前浪接後浪相續不絕。不過,這種行動並不是立基在真正的個人轉化或廣義的“靈性”上,所以往往成效不彰。沒有定向與內在和諧,意謂我們的行動往往偏離目標,對社會的利益因而和所花的心力並不相稱。

  我們必須在思證和行動之間搭座橋梁。經驗顯示,自私有礙內在轉化。這種轉化唯有透過利他行為,只專注於自己或外在世界無法獲得充盈感。

  沒有付諸行為的慈悲,只會給受苦者冷淡的安慰,這是偽善。所以,我們必須時時盡力而為,甚至在要苦難開始前防患未然。我們自己的快樂跟別人的快樂密切相關。我們的問題大多源自沒有真正關切別人福祉。無視別人不幸,甚至是建立在別人苦上的快樂,不過是摹擬的快樂。正如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第八《靜慮品》)所說的:

  所有世間樂

  悉從利他生

  所有世間苦

  鹹從自利出

  此何需繁敘

  凡愚求自利

  牟尼唯利他

  且觀此二別

  許多論及思證生活的佛典都說,只為逃避日常生活的問題而隱居深山,跟一輩子僻處一方的鳥獸無異。這種厭離無法讓我們在證悟上稍有寸進。

  除了天然災害之外,人類的苦難大部分是由惡意、貪婪、嫉妒、冷漠——其實也就是各種阻礙我們顧及別人苦樂的自我本位觀點所造成。佛教根本修行之一即是待人如已、設身處地、最後是把別人看得比自己更為重要。從根本上對治自我本位是減少他們受苦的良策。

  不過,我們還是分短期矯治和長程行為。欽哲仁波切說:“當我們一思及眾生無助受苦,大悲念便油然而生。但單有慈悲還不夠;他們需要的是實際的幫助。可是,只要我們的心仍為執著所羁,只是給他們食物、衣物、錢財、甚或只是關愛(不管這是多麼要緊),都只能帶給他們有限和短暫的快樂。如果我們真的希望他們徹底解脫苦難,首先要改變我們自己。”

  急於立即行動,沒有前置准備,等於是不先建醫院就在街上為病人開刀。建醫院所需的工作誠然醫不了人,但醫院一建好,人人都可以獲得更有效率的照顧。

  思證行者心知,不先徹底了解苦樂的機制,就無法減少周遭的苦難。唯有在取得充分的內在力量之後,才能直接解除他人的苦難,或促成社會變革,以真正有益於人。慈悲是內在轉化路途上進步的關鍵,《佛說法集經》上寫:“世尊,菩薩不須修學多法。世尊,菩薩若受持一法善知一法,余一切諸佛法,自然如在掌中。世尊,何者是一法?所謂大悲。菩薩若行大悲,一切諸法如在掌中。”不僅如此,已臻悟境的人自然會對他人生起無量慈悲。

  所以說,佛道從頭到尾都是以慈悲來控制瞋恨、貪婪、嫉妒和其它心毒,為人為己終結苦海輪回。

  鄭:除惡誠然有理,但這觀點是不是陳義過高?碰到希特勒、斯大林或波布之類的大惡,真的可以指望有什麼個人轉化嗎?我們是否應該以更有效的手段打擊這類惡人?

  馬:當然,若說這種顯然沒有人類情感的凶徒可以在短期間內做個人轉化,未免太過於不合常理。精神病態的瘋狂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就會理性全失,改采比較激烈的手段。但這跟消弭世間苦難的長期救濟正確性並沒有抵觸。我們一旦輕忽這長程工作,就會變得目光短淺,就像是醫生只開止痛劑,不去找根本治療的法子。

  歷史上固然有整個社會因尋求個人轉化而改變的例子,但極為罕見。以暴力手段盡速讓自己從不公義的壓迫中解放,乃至以小惡治大惡,風險性甚高。暴力通常會導致更多暴力,衡量特定狀態會產生何種苦難至為緊要。武力只能用在減少痛苦上,不是在發生苦難時使用。非暴力的精髓是,即使是使用武力時也全然沒有惡意和必報之念。

  和平主義者訴諸暴力,可能落得自相矛盾,發表類似前不久哥倫比亞軍方某將軍所做的宣示:“我們要和平,但享有和平的唯一辦法是摧毀不保守和平的人。”

  另一方面,只要我們堅守非暴力原則,一旦和平來到時就可長治久安。非暴力不是消極,也可以很有效,我們不要忘了甘地透過非暴力動員全國的例子。不攻擊侵害者並不表示不能用其它非暴力而堅決的反抗,透過對話、政治與經濟手段,以對付邪惡和減少全體的苦難。其實,非暴力的最大諷刺,便是西方國家元首對一般獨裁者抱著天真和自得的態度。我們所看到的姑息與輕信,從不尊重人權和國際法的角度而言,絕對無法自圓其說。同樣的優柔寡斷使得一九三○年代歐洲國家政府無視納粹崛起。

  依我看,自由國家領導人根本不擔心後世評價,懶得在此時此刻做勇敢決定。如果我們都同意要采取積極行動,那麼,第一步就是取得行動的“能力”。無力感是人們要展開這項追求時每一個碰到的問題。他們不由自主,因為,他們還沒有找出苦樂的機制,根本沒有能力幫助別人。

  藉由不斷修行降低自己內心苦惱之因的層次,一旦獲得內心自在,自然就比較能體察別人受苦,再從逐步了解眾生相依中,看待世間的方式會大不相同,行為也比較恰如其分。以服務他人為念的人自然散發和諧,這從親炙尊者片刻就能引出人們最好的一面,便可見其一斑。我親眼見過無數的記者、冷漠的政治人物、自命不凡的名流和對佛教沒有特別興趣的一般人,跟他相處半個小時後便如同脫胎換骨。面對這位自然流露愛和關心他人福祉的人,他們徹底地傾服。

  鄭:我有幸拜會尊者,也察覺到他自然流露的力量、安詳和“寧靜的意志”,讓人不由自主地深受感動。這想必就是你所說的佛教人行為——傳達自己所發現的和諧。

  馬:是的,事實上,除此也別無他法。你可以規范別人的外在言行,但唯有他們發自內心,才會自動地謹守戒律。歷史上有許多偉人倡導利他訊息,喚起無數群眾的責任感,聖雄甘地、金恩、尊者和德瑞莎修女即是其中少數令人鼓舞的例子。

  鄭:話雖沒錯,但我們也別忘了,甘地和金恩的性命雙雙在刺客子彈下悲劇地結束。不過,我同意非暴力訊息對他們主張的作用,非但不是暴力手段所能企及,而且深深影響全人類。

  佛教奉行這類的行為,但不知佛教界是否跟基督教社團一樣積極投入人道工作?

  馬:在印度,賤民階級出身的印度憲法設計者,也是甘地的盟友安貝卡博士轉而皈依佛教,不但把佛教再引介回發源地印度,更以畢生心力投入改善賤民的事業(譯按:安貝卡博士系賤民運動領袖、哲學家、社會活動家,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在印度中部的龍城,率領五十萬追隨者脫離了印度教,皈依佛教。之後不到一年便有八百萬賤民皈依佛教,號稱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目前印度佛教徒已超過六千萬人)。

  在泰國,各大佛寺是治療艾滋病患者和勒戒毒瘾者的主要中心;一九九一年,苦達笈多住持結合一個叫帕坎的小村莊村民發起激烈抵抗運動,反對數家大金融公司破壞廣大森林。在緬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自一九八八年即領導非暴力反抗運動對抗軍事執政團至今。在紐約,葛拉斯曼成立全球佛教網絡援助街民和環保:他認為,社會工作和精神修行是一體兩面。我所住的寺廟不久前開辦大診所,協助區內貧苦民眾。

  鄭:著重精神生活使得很多人把佛教當成宗教,但不知佛教跟世界上其它宗教是處於競爭,還是相輔相成的地位?

  馬:尊者說過,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是非信者,很多人自稱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或回教徒,只因為他們是在那樣的傳統中成長,但在面臨日常危機或重大決定時,未必會把教旨列入考慮。目前只有少數人的思想和行為跟他們的信仰相符。

  所以,在讓人更完善的籠統靈性和宗教之間,我們應該有所區別。信仰宗教仍然是選擇性的,變成更好的人卻是根本。正因如此,尊者談到“俗世靈性”這個可能令其它宗教代表驚詫的概念。在他心目中,我們不能單以不是宗教信眾的理由,把一半的人排除在外。人從生到死需要施予和接受溫柔與美善,依偉大的宗教和精神傳統修行,有助於發展愛、慈悲、忍耐和寬容,但也不宜把任何沒有宗教傾向的人排除於這個進程之外。

  鄭:你對這俗世靈性在西方的可能發展有何看法?

  馬:家庭教養和學校教育應著重於人類道德價值的內在轉化。家長和老師跟他們所照顧的人一樣迷失,總認為靈性是私事,與教育無關,但我覺得學校應該提供兒童去發現世界偉大精神傳統的可能性——不只是它們的歷史,更需注重它們的教谕和倫理的真義。我認為,把世俗性看做完全不需要精神教育是一種貧乏,一種知識自由的障礙。很多年輕人由於未曾遭遇可能啟發他們的觀念,以致認為人生沒有意義。

  鄭:但這是否就在為學校變成宗教“超市”辯解?我同意我們有喪失參考坐標之虞,但在此同時,也有基本教義派興起的真正危機。我們在教育與宗教混合的問題上應該特別小心。

  馬: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拿出各種教義來叫賣,盡量廣納信眾。相反的,我提倡的方法是擺脫派系之私,給年輕人完整的概述,讓他們知道偉大精神傳統有何益處。這種教育要凸顯的是各教異同,避免對任何信念,包括不可知論在內,加以優劣判斷。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賦予我們人生意義的方法。

  鄭:依我看,俗世性靈的觀念似乎是針對西方社會的一些偏見。我個人一面依著佛教教養期間所獲得的若干原則生活,一面繼續我天體物理學家的工作,覺得相當不錯。反之,你的例子倒是比較極端。你離開西方社會和科學研究,在尼泊爾藏傳佛教寺廟當起和尚。很顯然的,我們不可能走你這條路。

  馬:我方才說性靈對世間人和選擇思證生活的人同樣重要就是這個意思,如果性靈只限於僧尼,那麼,被排除在外的就不只是全球一半的人口,而是99.9%了!性靈從心開始,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不過,若是我們只取得理論知識,不管是如何的完整,都很有可能認識無誤,但一碰到本質問題就有出錯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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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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