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轉載
怎樣看待新世紀“居士佛教”的興起
近幾年，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就有人提出中國佛教應走居士化道路，引起與會者的關注。有人對“居士佛教”的提法頗覺可疑，對其“佛教居士化是佛教立 足現代社會的唯一途徑，也是宗教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的結論尤不敢苟同，認為他的許多觀點並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涉及佛教傳統與現實的方方面面，似乎缺乏可操作性。同時覺得他出發點還是好的，至少反映了明清以來“僧伽佛教”急劇衰落，近代“居士佛教”日益發展，佛教界亟須厘清僧伽與居士的關系，以振興佛教這樣一些事實。#此前在首頁部分顯示# 一、 “居士”的概念 居士一詞來自於中國古書上常記載之文人學士朝庭命官退隱後深居簡出，甚至歸隱家園，所謂隱居之士，簡稱“居士”。中國佛教當翻譯梵文佛經時，把梵文之Kalapati一詞，譯成中文時也冠上居士作為Kalapati之譯文。居士，音譯迦羅越、伽羅越，意譯長者、家主、家長。在佛陀時代是指吠捨種姓階級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自此中國佛教便把在家學佛者，譽為佛教居士之來源。慧遠大師在《維摩義記》書中說，居士有二種，(一)廣積資產，居財之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故稱在家學佛者為“居士”。後者即為佛教中之居士，如印度之維摩、賢護等常修佛道之在家菩薩，及我國梁代傅大士、北魏劉謙之、唐代李通玄等能通佛道之在家者。今則泛指在家修道之男子為居士，亦有稱女在家修道之女子為居士者。 在我國，居士一詞原出於《禮記·玉藻篇》，於《韓非子》一書中，亦謂有任矞、華仕等居士，皆指頗有道藝而不求仕宦之處士。其後，我國與日本多不依經律所說之本意，而泛稱有道之處士為居士。 可見，在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文化中，原本就有居士一詞，有道德高尚、隱居不仕之意。當佛教傳入時，自然用居士與“伽羅越”一詞相對應以表诠其義。這也是佛教與中土文化的自然融合。 隨著佛教的不斷中國化，居士一詞漸漸成了在家佛教信徒常用的稱呼了。不過中國傳統的文人墨客也喜歡以居士一詞作為他們的雅號，自號某某居士，如六一居士、易安居士等，這與信佛是沒有必然關系的。 居士一詞在印度是指四種姓中吠捨階級，或有財有德者;而在在中國古代是指隱逸之士，這似乎都和學佛沒有必然的關系。不過，居士既然是在家有財或有德之士，用這樣的一個美稱去稱呼想必誰也不會介意，加以學佛之人總要比一般人品行好，這樣一來，居士一詞自然成了在家學佛者的稱呼了。 然“居士佛教”一詞是指清朝末年有一批學者為振興佛教，把衰微的佛教從危境中拯救回生，以高雅之學風提倡佛學，促使當時士大夫階層、文人雅士競相研究佛理，盛興刻經流通，弘揚佛法，捐資辦學，培育佛教之僧侶人材，並在高等學府宣講佛學，介紹佛教哲理，這是清末居士掀起佛學的新浪潮。此後，佛教居士眾開始直接參與佛教的推動工作，講學說法、刻經流通，開辦佛學院，是推動佛教運動的部份動力，這便形成了“居士佛教”的因緣。 二、近代“居士佛教”之興起 清末民初，許多承受著社會憂患和世俗生活壓力的知識分子都將眼光投向佛教，試圖從中找到解決生命價值問題和提供終極關懷的新的理論依據。於是，體現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相結合的近代居士佛教作為一種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產生了。 較早受佛教影響的知識分子可舉龔自珍、魏源、楊文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龔自珍由儒入佛，尊奉佛教的業惑緣起說，反對儒家的天命論，以此來伸張他的歷史變易觀和主體道德責任感。魏源早年治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後漸轉入佛學，認為天台宗的“一心三觀”、“三谛圓融”思想比儒家的“格物致知”高明，而華嚴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世界觀也較儒家的“理一分殊”更直捷圓融。他對佛教的出世性和入世性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認為“王道經世，佛道出世，滯跡者以為異，圓機者以為同。” 康有為《大同書》的基本理論即為佛教思想，其追求的最高理想亦為佛教的極樂世界。他自己也認為“凡人究思必入於佛”。之後，梁啟超、譚嗣同更明確地運用佛教理論來批判儒家的宗法制度及其孿生文化，並賦予佛教“慈悲”、“平等”概念以近代含義。他們涵泳佛學、西學以及儒家思想中的理性基因，從而建立起自己新的世界觀、倫理觀。 楊文會居士鑒於清末佛教衰微，佛法已達滅跡的地步，痛心疾首，而把寶貴的中年時光捐出，為振興佛教、光揚佛法而默默耕耘，除了在南京設立“南京刻經處”大量印刷經書，廣為流傳外，開設佛學研究會。據說這研究會是中國自古而今由居士創設的第一所組織，此組織除了集合當代的文人學士、社會有名望之人士研討振興佛教大業外，還開堂講演佛法，設立佛教學堂、研究佛法，使佛教由死亡邊緣回返人間社會，大啟人心，佛教因而興盛一時，奠下了近代佛教發展的基礎。清末之後民初時期中國各地居士們爭先恐後地組織念佛會、佛學研究會、佛教慈善社、蓮社等等不一而終，居士林組織也因時機成熟而產生，這種種因緣無論直接或間接都無法脫離楊居士對近代“居士佛教”的啟發作用，美國哈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豪威教授說，“楊文會先生，是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與此同時，太虛大師在一次次的改革失敗後，深感僧尼對佛教革新漠不關心且隱有抵觸，因此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即蘊有建立居士團體以推動佛教改革的設想。此時，一些民族工商業者鑒於外國商品的傾銷和外來基督教的壓力，紛紛皈依佛教，並組建了居士團體以便同洋商洋教相抗衡。1918年太虛大師與章太炎、蔣作賓、陳裕時、張謇、王一亭等在上海成立的覺社便是近代居士團體之一，它標志著佛教通過一大批居士的中介開始同工商業階層相結合。同年，上海居士林(後分為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淨業社)成立，林長先後由周舜卿、王一亭、聶雲台等商界要人擔任。1920年，漢口佛教會成立，商界著名人士王森甫為會長。該會後改組為漢口佛教正信會，成為獨立的居士團體。在上海、武漢的帶動下，全國各省市也相繼建立居士林，其中著名的有長沙佛教正信會、華北佛教居士林(會所在北京)等，天津、南京、重慶、成都、福州、香港等地也有類似的組織。 近代居士佛教是楊文會、太虛大師等人佛教改革的堅強後盾，同時居士們也是近代中國佛教改革的先驅。比起那些居住在深山僻壤中缺少文化的僧尼，他們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諸如楊文會、龔自珍、魏源、康梁等就是其所處時代的精神領袖。他們得開放性佛學之熏陶，把佛教精神同民族工商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佛教在近代社會中找到了自己立足的基礎。在近代許許多多的佛教組織中，以居士為主的地方佛教會同僧人把持的佛教組織之間也有巨大的差別。對此，美國學者維慈指出：“居士們入會是為了參加功德活動，而僧人則是為了保護廟產。出家人並不把他們的協會看作積集福德的地方，因為這方面的需求已從其修行生活得到滿足。他們所要的是一個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的組織。而居士則非如此，他們需要的是‘道場’——一個供修行的地方。在寺院裡，他們只能是旁觀者，但他們希望成為參與者：念佛誦經，研究和弘揚佛法，以及親身實踐菩薩道。” 居士佛教是以振興佛教文化，通過教育灌輸新思想，並改革、創新佛教的事務，提升佛教新形象，符合現代新環境，使之入世化，但修行方面還是遵循佛陀的教法，以入世事業做為出世法的修行指導，這一系列的提倡和改變使佛教煥然一新，為佛教培養一批批的熱血青年和知識分子，做為有活力的基層，突出了佛教新形象，帶動了佛教的發展新方向，這便是居士為佛教的新貢獻。 為此，有些學者認為，居士將成為今後佛教的主流。並強調，“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傳統佛教以出家人為主，在家人為從的局面已經動搖，居士佛教的模式已經形成。就拿當代的佛教來說，居士的份量也越來越大，僧團日益受居士控制，居士日益獨立於僧團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他們並以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院訓釋·釋師訓·辟謬》及印順導師的《建設在家佛教方針》為理論依據，提出居士也是僧伽，也能和僧伽一樣平等的住持佛法。為此，引起教界的爭議。濟群法師《居士佛教探究》以及常正《“居士佛教”刍議》對此進行了明確的闡釋，確定了居士在佛教中的身份地位，以及在家眾與出家眾的合理關系。但面對日益強盛起來的居士團體，作為住持正法的代表人——出家眾，不得不面對現實，進行一些思考。 三、“居士佛教”興起給僧團的一些思考 我們知道，近代居士佛教興起，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楊文會、太虛大師等生活在一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百廢待興、人心思變的時代。楊文會出生後的第四年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閉關自守的國門被迫打開。之後出現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雖然都未能取得成功，但圖強維新的觀念卻越來越深入人心。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性喜山林，不貪榮利”的佛教徒楊文會也深深地體會到變法維新的重要性。他認為：“地球各國於世間法日求進益，出世法門亦當講求進步。”“但各寺住持僧安於守舊，不樂維新，非得大權力以鼓動其機，不能奮發有為也。”#此前在首頁部分顯示# 在社會壓力日益增大的情況下，僧團的內部亦逐漸形成一股試圖通過改革以適應新形勢需要的勢力團體，即通稱的革新派。這一派的創始人是浙江天童寺的寄禅和尚，後在太虛身上得以繼承和發揚。革新派往往深惡痛絕於傳統佛教的頹廢，且對其攻周甚猛。與此同時，他們也適當引入一些西方的觀念或形式，以圖促進積弊叢生之傳統佛教的脫胎換骨。 隨著“廟產興學”主張的興起，嚴重沖擊著僧團的切身利益。寺僧界為了抵制“廟產興學”這一風潮，也紛紛興辦僧學堂等教育機關。太虛大師與在只洹精捨一起學習過的仁山法師等積極籌設佛教協進會，以期“使頹廢的佛教復興起來”。但當他們來到鎮江金山寺試圖進行改革、開設學校時，立即遭到以寂山為首的保守派勢力的堅決反對，終至釀成“金山風潮”，在教界陷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兩年後，他著《整理僧伽制度論》，決心著手進行更為艱難的僧伽制度改革，但改革幾次遭失敗，其根本的原因是傳統寺僧的落後性。但他的事業的成功——如覺社和武昌佛學院的創辦，都是避開寺院叢林，在一大批護法居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可見，居士的力量遠勝於僧團。 居士佛教的興起，無疑有利於佛教整體在社會中地位的提高，但也給僧侶集團造成很大的壓力。因為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中，僧侶一向是佛教的主持者，居士則為佛教的護法，即護持者。但到了近代以後，隨著西化思想影響的加深，以居士為主導的佛教團體日益增多，僧侶對普通信徒的統治地位，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另外，在此過程中，僧侶的弱點亦經常受到來自居士方面的挑剔和責難。而且與社會其他方面的批評相比，來自居士方面的指責，又往往是有的放矢，且常常切中要害。 綜觀近代居士佛教的興起，是推動佛教事業發展的一大動力，並隱然成為佛教振興的主體和佛法代言人，發揮著更甚於教會的學術功能、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南京金陵刻經處、支那內學院還有北京的三時學會等教外佛學團體對近現代文化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單看當時的支那內學院，可謂學人鹹集、群賢畢至。他們采用了新式教育制度，開創了中國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學”的新風，後來各地佛學院的興辦及佛學研究的興起，亦多受其影響。中國大陸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撥亂反正”以來，宗教獲得了相對充分的合法性地位，目前佛教徒的人員組成，無疑以在家居士為主，且數量遠超前代。但是與楊、歐、呂時代相比，二十多年來大陸的佛教建設差強人意，主要是佛教信徒仍呈現出濃郁的“庶民形態”，嚴重的問題就是尚未從源遠流長的“民間化信仰”中擺脫出來，其實質是佛教信仰的民間化或民俗化，是以功利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遮蔽信仰型佛教。 與此相比，號稱大乘佛教的中國大陸，出家沙門對社會公益事業卻很少顧問，有的甚至表現出一種冷漠的態度。當然其間也不乏來自一些人的偏見和保守看法，在世俗人的眼中，出家人應該是住在深山老林裡，不應該活躍在社會各種活動中，更不能享用現代的交通工具，認為這樣就不符合僧人的身份。甚至有些人看到出家人多做了一些事情，認為是在攀緣，不好好靜修。所以一些慣於自修的人，就樂得自在，住在山林裡，不再顧問世事。而活躍在城市鄉村的僧人，卻大多素質低下，以經忏佛事為業，他們的職責就是為人祈福禳災、追薦亡靈。而一些真正需求佛法的信徒，在寺廟裡得不到佛法的滋潤，就自成團體，因此，諸如的“居士林”、“學修會”、“念佛社”等組織相繼成立。 筆者曾在一個小小的城鎮就看到，這樣的團體就有好幾個，而且信眾人員都達好幾百，這些團體都有嚴格的章程，定期舉行講經、唱誦等活動，成員中有事，大家就會義務地相互幫忙，如助念、祈福回向等，他們高漲的熱忱，頻繁的活動，令很多信徒得以歸向。相比之下，寺廟只是成了香火門頭，與居士的關系很疏遠。隨著居士勢力的增長，一些佛教協會組織的核心領導都掌握在居士手中，這樣，出家眾就會受制於居士的管束，也助成了一些居士對僧人的輕慢之心。 其實，僧伽離不開居士的信向、供養和護持，而居士需要僧伽作學佛的指導和表率，只有二者的結合和良性互動，佛教才能延續、弘揚起來。此外從佛教傳播的實際來看，有僧然後有寺院，有寺院便能為廣大信眾提供宗教活動場所。若有寺而無僧，則寺院的功能、形象就會大大走樣，佛教便會失去最重要的載體。僧伽與居士的分工是有歷史傳統的，二千多年來已為廣大民眾所認同，若隨意貶低或否認僧伽的作用，或提出什麼走居士化佛教道路，必會帶來許多混亂，是很危險的。 過去和現在都有否定僧寶的所謂二寶居士，他們也分兩種情形：一種是眼中無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遇到的僧伽素質太低，形象也不好，其道德水准甚至還不如俗人;一種是心中無僧，他們的我慢心太強，既不願出家為僧，又想取代僧人的地位收徒傳法，為此目的公然否定僧寶，久而久之，佛寶和法寶在他們心中也大大變形，甚至淪為民間邪教教徒。“眼中無僧”的二寶居士可能有些認識問題和客觀原因，應引起佛教界的高度重視，加強自身建設，給予正確的引導; 而“心中無僧”的二寶居士對佛教破壞極大，應堅決予以反對。 但面對這日益強盛起來的“居士佛教”隊伍，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思。在肯定他們在佛教弘化中起到的作用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僧人隊伍自身的建設至關重大。確實，特別在沿海城鄉一帶，僧人成了職業者，僧團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有些信仰不純正的人就濫廁僧數，造成僧團的不良形像。這主要與當地沒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關。而相應，這些情況在大城市、大寺廟就會好些。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僧才接班人上來，他們以弘法的熱情，使佛教以多渠道、多方位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其應有的功能與價值。教育、慈善、弘法、環保等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環節。隨著僧人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高，僧團的形像正在改變。 一些從佛學院畢業的學僧，正走向各地，承擔起弘法利生的職責。有的在講經弘法、有的在開展慈善事業、有的在編輯佛教刊物等等，給佛教事業駐入了新鮮的血液。但在弘法過程中，出現了相當大的阻力，一些傳統的勢力非常頑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使得好多小寺廟為已還俗的僧尼與其家屬親友所占領，寺廟就是經營香火的經濟來源。為此，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僧人的形像也大加損壞。更有甚者，一些居士與寺廟爭信徒，居士團體的信徒不准來寺廟親近，搞山頭主義，自成一派，這樣，勢必造成心中無僧的二寶居士，對佛教團體乃至和合造成不利。所以我們呼吁佛教界對此現象加以重視，善加引導，給年輕學僧多加提攜，使其有弘法的空間。我們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出家人理念的開拓，佛教更以新的面貌出現於世，出家僧眾的身份與地位越來越為社會所認同。 我們現在所處的年代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共同發展的新世紀，中國佛教仍將 保持大乘佛教的精神風范，走“人間佛教”的道路，居士界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正因為這樣，佛教界特別要處理好僧伽與居士的關系。我認為，既要尊重傳統，又要面對現實，只有僧伽與居士的團結合作，合理分工，優勢互補，共同提高，才是佛教立足現代社會的唯一途徑，也是在宗教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 所以，處理好僧俗之間的關系尤其重要。出家眾是專業學佛、修行，占有道場、時間的優勢，自然應該全力的投入弘法、修行中，假如自己沒有能力，應該創造弘法的條件，修行的條件，讓僧俗兩眾到寺院中來弘法、修行。在家眾有家庭之累，多數人是沒有太多時間去學習教理和修行的，他們只能算是業余的學佛者。他們在享受僧團提供的修學環境的情況下，應該懷有感恩心、恭敬心，隨分隨力的護法。至於一部分學、修上有專長的居士，又能獻身於弘法事業，佛教界應該給予隨喜、贊歎、護持，為他們創造更好的條件，弘揚佛法。這樣，才能相得益彰，各住本位，使正法久住，法脈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