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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孝道出了問題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作者：裴曉梅 來源：老齡網     裴曉梅，女，1982年獲北京師范學院英語語言文學學士，1989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柯特蘭學院教育學碩士，1996年8月獲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醫學社會學博士，1996年至1998年任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老齡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博後研究員。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老齡教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美國《持續社區》期刊編輯委員會成員。持有美國北德克薩斯州大學頒發的老年項目和服務資格證書，美國大學校際政治和社會研究聯合部頒發的數據統計訓練合格書。曾任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德克薩斯老齡教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柯特蘭學院國際交流系任客座講師，北京師范學院英語系講師。     這項針對全國10401名60歲以上農村老人的調查顯示，45.3%的人與兒女分居，5%的人三餐不保，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人吃不起藥，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醫院。這些老人的平均年收入為650元，85%的人自己干農活，97%的人自己做家務，8%的人精神狀態良好，52%的兒女對父母“感情麻木”。     在上個月召開的黑龍江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省人大代表翟玉和鄭重地將自費調查的農村養老問題報告提交大會議案組，呼吁要重視農村養老問題。翟玉和是黑龍江省雞西市一家民營公司的董事長。從2005年11月初至12月底，他出資10萬元組織了3個小分隊，用了50天時間對中國農村的養老現狀進行了實地調查。     調查起因——“在中國農村，孝道出了問題”     “作為一名農民出身的民營企業家，我對農村和農民問題有種本能的關注。”提起組織這次調查的動因，翟玉和告訴記者：“我到山東、江蘇等地農村探親時發現，那裡的老人在基本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後，因兒女的嫌棄和拒絕被迫獨居的比例很高，缺衣少食，貧病交加，在無奈中苦熬殘年。當今中青年農民對父母知恩、感恩、報恩情感的淡化和淡漠可見一斑。”     在翟玉和看來，“老來福”才是人這一輩子最大的幸福。可他看到的一些事實是，不少老人到了風燭殘年，晚景淒涼，令人心酸。     “大量的事例讓我強烈地感到，在中國，特別是農村，孝道出了問題。”翟玉和說。     調查結果——子女認為盡孝就是父母沒餓著     這次調查共分成三個組。7名調查員的年齡都在53歲以上，是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離退休教師、記者和機關干部。     調查通過問卷、個別訪談、開小型座談會和進戶實地察看等方式，對全國31個省份的46個縣(市、區)72個村的10401名6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現狀進行了實地調查。問卷內容涉及自然情況、居住、飲食、衣著、生活設施、醫療、經濟收入、勞動和生活自理、兒女盡孝、精神狀態和娛樂等10大項55個小項的內容。     調查顯示，45.3%的老人與兒女分居，其中三餐不保的占5%，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人無替換衣服，67%的人小病吃不起藥，86%的人得了大病住不起醫院。     這些老人的人均年收入(含糧、菜)為650元，85%的人要自己干農活，97%的人自己做家務。調查員還發現，在這些60歲以上的老人中，只有8%的人精神狀態良好，22%的人精神文化生活僅限於看電視或者聊天。     與之相對的是，兒女的生活水平要高於父母幾倍乃至更多。很多子女認為，父母沒凍著、沒餓著，就是自己盡孝的最高標准了。     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現象是，調查發現，52%的兒女對父母“感情麻木”。有的人雖然與父母住在一起，但一年也說不上一句話；有的兒女一年才去父母家看望一次，留下5元錢，其他的就不管不問了。     在農村，調查員看到的普遍情況是，吃的最差的是老人，穿的最破的是老人，小、矮、偏、舊房裡住的是老人，在地裡干活、照看孫輩的也多是老人。這些老人不是村裡的“五保戶”，也不是民政救濟對象，只是因為兒女不盡孝，他們才成了“三不管”，其生活境況甚至不如那些無兒無女的老人。 　　調查感受——“人和人的關系生分了”     “現在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生分了，真誠淡了，信任少了，距離遠了。除了金錢，什麼都不值錢了。”一位接受調查的老人這樣說。     翟玉和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農民身上那種樸素的親情關系已經被利益、金錢沖垮了。中青年人急切地盼望發家致富，年邁而又需要贍養的父母反而成了他們眼中的負擔。     農村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對其他鄉鄰來說是一個強烈的刺激。很多渴望致富的中青年農民甚至覺得，自己家之所以窮到現在，是因為父母的無能。 在為財富而奔波的路上，很多中青年人已經無心、無暇顧及自己的父母了。有老人傷心地說：“能干，是兒女的勞力；干不動了，就成了人家的累贅了。”     一名調查員講了這樣一件事：     陝西省永壽縣馬坊鎮郭家村、來家村、門家村、耿家村的20多對老夫婦一直住在果樹園中只有六七平方米的馬架子房裡。問他們原因，這些老人說，他們原來住的房子給兒子娶媳婦用了。有的老人被迫從祖屋裡搬出去時哭著說：“養了你們18年，你們養我8年還不行嗎？”     翟玉和說，現在農村進入養老年齡的老人多數都有三四個子女。有的兒女埋怨父母偏疼偏愛，有的人責怪父母在兄弟姐妹結婚時厚此薄彼，有的人挑剔父母在照顧孫輩上沒盡力。於是，心存不滿的兒女在父母年老後拒絕盡孝，而那些似乎得到父母“偏愛”的兒女又覺得自己盡孝是吃了虧。到最後，他們年邁的父母就真的沒人照顧了。 　　調查結論——解決農村養老問題是關鍵     很多農村干部認為，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抓好孝道教育。     翟玉和也非常同意重塑“孝道”觀念。他進一步建議說，要以法律的強制性去規范和約束公民的孝道行為，對現有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作適當修訂，把盡孝擺上更重要的位置。     對於農村的養老問題，翟玉和認為，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家庭養老已經不再是農民養老的惟一模式了。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要加強農村托老機構的建設，探索農村的社會化養老之路。他建議，可以嘗試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地區，由政府、集體組織或者民間出資，建立專門的托老機構，為農村老人提供更多安度晚年的場所。另外，可以借鑒城市居民養老保障機制，在一部分農村進行社會化養老的試點，最終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 　　讓老人有尊嚴地活著 　　自打幾年前老伴去世，70多歲的張大媽就沒有了任何經濟來源。 　　張大媽有一兒一女。兒子一年多前“下崗”了，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根本沒有能力撫養老人。現在，張大媽只有指望女兒了。 　　女兒的日子過得也不富裕，但每個月還是會主動給母親塞點兒錢，或者干脆直接買些肉。趕上兒子回家，張大媽肯定要留他吃飯——日子再緊，當媽媽的說什麼也不能不讓兒子來吃飯。有時候張大媽心情不好，只能拿出老伴的相片發發牢騷。 　　2005年11月， 清華大學老年學研究中心和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員到張大媽家做過一次訪談，她這才知道，像自己這樣無固定收入的城鎮老年婦女被稱為“遺屬”。她還聽說，大部分“遺屬”的生活質量都比自己強不了多少。 　　張大媽平時只能吃些青菜，一個月最多拿出3元錢來買肉。可研究人員告訴記者，相比之下，另一位“遺屬”的生活更為窘迫——已經半年沒吃過肉了。 　　在專家看來，老年女性群體中，城鎮“遺屬”尤其需要受到關注。據2000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城鎮居民中，12.4%老年男性的月平均收入低於全國城市低保標准(155元／月)，而老年女性的這一比例是男性的3倍。 　　清華大學老年學研究中心的裴曉梅教授告訴記者，這些“家庭婦女”並不是一輩子只專注於相夫教子。“80%以上的人都有工作經驗。”裴曉梅說，“在我們接觸到的‘遺屬’中，劉大媽的工作經驗最豐富。她在工地當過小工，在八一湖撈過魚草，還開過電梯，前後有20年工齡。” 　　劉大媽從1973年起跟隨丈夫在建築工地的“家屬連”工作。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大批農民進城務工，他們體力好、勞動力價格又低，劉大媽所在的“家屬連”就順理成章地被工地領導“炒了鱿魚”。 　　此後，劉大媽又換過幾個工作單位，可每次都沒能轉成正式職工。就這樣，工作了20年的她還是一直游離於正式體制之外。這些沒機會轉正的婦女，往往承擔著比體制內的正式職工更多的工作。她們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出外工作賺錢。 　　很多老人抱怨說：“我們當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兒，工資只比正式工人少幾角錢。可是現在，他們都有退休金，還年年漲，我們就啥都沒有，還落下一身病。”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世紀70年代，男性的平均壽命比女性少1歲，到了90年代，男性平均比女性少活4年，而且，男女的壽命差距還有越來越大的趨勢。2000年，全國城鎮60歲以上人口中，喪偶女性數量是喪偶男性的3倍。其中，“遺屬”們的生活狀況尤其令人擔憂。 做子女的也有苦衷 　　本報記者 成梅 　　今年48歲的劉婷家裡有個正在念大學的孩子，每年光學費一項，就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即使這樣，劉婷每月還是固定給母親200元生活費。“我也知道，這點兒錢光是交水電費、煤氣費、衛生費、有線電視費都不一定夠。”她說，“在北京，抬抬屁股就得花錢，我們是有心無力啊。” 　　劉婷知道，就因為這每月200元錢，母親的心理負擔特別重。“她現在得病就忍著，誰要是一提上醫院，她准急。”記者來到劉婷的母親家時，老人剛要出門。她捶打著不太利索的左腿對記者說：“我現在不上醫院，一上醫院錢就少不了。我現在天天去北海鍛煉，一天練兩三回。” 　　除了依靠子女之外，現在也有不少“遺屬”的生活幾乎完全依賴城市低保，盡管連她們自己都認為“這是很丟人的”。 　　某位“遺屬”的女兒悄悄告訴記者，她母親第一次去居委會申請低保，居委會工作人員聽不懂她的口音，老太太也不識字，折騰了半天也沒把基本情況搞清楚。老人回家後連著幾天都悶悶不樂：“我這也是硬著頭皮去的，你說，誰好意思跟別人伸手要錢花啊？多丟人！” 　　“低保是一種臨時性救濟。”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解釋說，“這個月能拿300元，下個月要是自己賺點兒錢，也許就領不到低保了。” 　　記者了解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按家庭成員的平均收入計算的。采訪張大媽時，一提到低保她就一個勁兒地念叨：“是我拖累了閨女！”她告訴記者，去年她也申請過低保，可是，和她同住的女兒每個月的工資800多元錢，倆人一平均就超過申請標准了。 　　劉大媽回憶說，老伴活著時，日子也挺苦的，但還不需要別人接濟。自打老伴去世後，劉大媽就不得不靠低保和子女給的錢過日子了。她沒事的時候就琢磨：我們年輕的時候和別人一樣干活，老了怎麼就沒人管了呢？人家能拿1000元退休金，我們是臨時工，少拿點兒還不行嗎？ 　　裴曉梅教授承認，這個問題確實是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無法回答的。“我們應該承認‘遺屬’們當年對社會的貢獻。所以，無論退休金能有多少，只要能給她們，就是對她們價值的肯定——這能讓老人有尊嚴地活著，而不是靠別人的施捨。” 　　研究人員發現，這些“遺屬”多是幾十年前從外地隨丈夫遷入城市的農村媳婦。因為不是本地戶口，她們長期以來只能做“臨時工”，遲遲無法轉正。 　　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告訴記者，我國的低保、撫恤金都是臨時性的或一次性發放的，能提供的僅是暫時的幫助。正在研究論證的遺屬保障制度，也只是針對全國城鎮范圍內的部分老年人，還不能把農村的8000萬老年人考慮進去。 　　“更進一步說，事情的本質在於，婦女所從事的家務勞動的價值，一直沒有得到市場和政策上的認可。”裴曉梅說，“遺屬保障制度如果能建立，將是第一次從制度上認可了婦女家務勞動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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