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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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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明賢法師：“群眾路線”是漢傳佛教發展的基本遠見
提要：如果有一天，出家人再也不會出現在農村或山區，而只是閃爍在並不貼切的商場、名流間，居士也只會趨附於小資名流或富人族群，農村或山區再也沒有佛教徒的蹤跡，那麼，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終將會因為內涵和外延的降格與淺薄化，喪失作為中華文明主體成份的地位。我們有責任也有理由為這份寶貴的傳統文化瑰寶進行呼吁：脫離群眾的佛教沒前途，而“群眾路線”，則是漢傳佛教發展所必備的基本遠見。 (圖：2006年明賢法師與台灣慧在法師重走玄奘大師西行取經之路) 前段時間，南京幾大落馬高官和當地佛教僧侶之間的往來舊事，頻繁見諸媒體頭條。一邊是深陷滾滾紅塵的貪腐高官，一邊是標榜朗朗清淨的高僧大德，這兩個反差極大的角色所演繹的是非糾葛，成為了大眾輿論絕佳的熱炒題材。 相關的時事評論針對貪官和高僧之間的交往，提出了很多需要探討的主題，比如“佛門到底還能不能救度貪官”、“有悔改之心的貪官還有沒有被救贖的資格”等等。然而實際上，貪官加高僧這個組合所真正戳到的佛教的痛點，是一個“路線問題”。 是努力攀附達官顯貴，走一條虛假繁榮與意外風險並存的高端路線，還是潛心依靠最廣大最基層的民眾，依本分而樸素修行,走一條踏實穩健與廣闊未來並存的群眾路線? 這樣的基本遠見上若存在昏聩不明與抉擇失誤，該是當今佛門的重大憂患吧!如果有一天，出家人再也不會出現在農村或山區，而只是閃爍在並不貼切的商場、名流間，居士也只會趨附於小資名流或富人族群，農村或山區再也沒有佛教徒的蹤跡，那麼，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終將會因為內涵和外延的降格與淺薄化，喪失作為中華文明主體成份的地位。作為佛陀的弟子，我們當然有責任、有理由憂思，並大聲疾呼：脫離群眾的佛教沒前途，而“群眾路線”，則是漢傳佛教發展所必備的基本遠見。 一、負面標簽：當今佛門的大眾觀感 南京官場和道場兩個舞台上的部分故事情節，曾一再被看客們“津津樂道”。大眾在其中看到了貪官們對祈福免禍的滑稽依賴，比如南京市原市長季某某演了一出“鞋拔門”——獲贈了來自方丈釋傳真悉心准備的禮品“鞋拔”，卻沒有如願被提拔，反而立刻被“斜拔”到了中紀委。 大眾也同時看到了佛教法師對官場規則的谙熟於心，比如傳真法師“平安落地就是阿彌陀佛”“有文化沒文化要學會聽話”這些經典“語錄”的曝光，俨然就是高官們的心理輔導師兼行動指導員。 正是這些“深情厚誼”，使得當貪官們被拉下馬的時候，與之有瓜葛的高僧也一並在大眾觀感中被貼上了負面標簽。這樣的負面標簽和人民群眾痛恨貪官的負面情緒有關，而這樣的負面情緒又和先前民眾一直期待的公平正義等社會核心價值的暫時落空有關。 或許佛門的高僧大德在面對貪官時，施展了凡夫難以察覺的特殊慈悲來實施“救度”，但卻一不小心成為了整個社會負面情緒的發洩口，成為大眾觀感中的“山寨貨色”。 實際上當今佛門所背的黑鍋遠不止這一口。目前社會上流行的“借教斂財”，實際上大多是地方政商勾結，挾持無法保護自身權益的僧團來冒名斂財，但敗壞的卻是整個佛門清譽。同樣，流竄各地甚至國外的假僧人假尼僧，當街騙錢、滋擾民眾，嚴重抹黑了真正僧團的莊嚴形象。還有一些半吊子佛教票友弄出的所謂“羅氏現象”，打著佛教招牌隨意利用佛教、庸俗演繹佛教、勾兌心靈雞湯等等，使得佛法在大眾心目中淺薄化、娛樂化、工具化。 然而這麼多黑鍋在身，原因卻並不都是外在的。內在需自強，佛門自己如果不能潔身自好、堅守底線、構築主體自覺性，那麼陷入“巴澤爾困境”就是必然——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就逃不了被外界力量扭曲甚至蹂躏的命運。 二、毛主席：漢傳佛教的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毛主席曾經評價道，釋迦牟尼佛當年放著王公貴族不做，出家深入百姓，做的是群眾領袖。又說，“唐朝時六祖(惠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經典，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這實際上給與了漢傳佛教禅宗在傳統信仰領域的最高地位，因為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國的官員是人民的公僕，而當一個宗教是人民的宗教時，其所踐行的“群眾路線”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穩健成就的保障。 相反，當一個宗教脫離群眾走向不勝冰寒的高冷處時，其命運也將走向飄搖與不測。歷史上“三武一宗滅佛”就是慘痛的教訓。唐武宗李炎所發動的滅佛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就緣起於部分高僧大德與貪腐不軌高官之間的復雜結交。 脫離民眾根基，攀附風口浪尖上的權貴，僅得一時風光，卻給僧團的安身立命乃至於佛門的前程都增加了無窮的危險系數。鵲起的盛名與聚斂的巨富，並非滋養之源而是傾覆洪流。 三、大寺院的朋友圈裡，貪官豪門或許只是個頭像 如今很多都市寺院包括山間大叢林的朋友圈裡，都不乏高官巨富這些“大姓長者”。方丈們常常隨緣地忙於培育這類緣分，而對於普通窮苦的民眾，漸漸地難以放低姿態、勾下腰身，像經典中所言的那樣去“具大慈悲，下心含笑，親手遍布施”。 事實上，尤其是一些不義之財來得太容易的部分豪門貴族，他們的信仰圈兒往往是變動不居隨時更新的。這個群體表面上看似對某些有影響力的大德們敬重有加，但其選擇性也往往是沒有定准的，多數在信仰的自由市場上游逛挑揀，今天可以選佛教來祈福，明天可以選道教來免禍，後天或可以選天主基督去寄托憂愁…… 而真正能夠成為佛教護法生態中堅實力量的，還是那些真誠的、為著生命疑團尋找信仰的樸實生活的民眾。 歷史可以再次給我們佐證。戰國四公子中孟嘗君，正是因為禮賢下士，躬身撫恤貧窮樸實的民眾，才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戰國名言發揮得淋漓盡致，自己也才終究依靠民眾的愛戴與恩惠，得以保全自身頤養天年。 對於法師們來講，與其做貪官豪門的一個臨時過渡的選項，還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那些真為信仰發菩提心，可以真正為利樂有情和弘護正法構築基石的勞苦大眾身上。這本身就應是佛門內已經擁有出離心的法師們不言而喻的擔當，同時也是一個保障佛門傳承的基本前提，原本不必饒舌多言。 四、佛教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在當今大眾視野裡，幾乎就那麼幾個大都市“經濟發達”寺院的新聞翻來覆去地呈現，實際多少掩蓋了大陸漢傳佛教界的基本生存現狀。根據重慶道堅法師的了解統計，漢地大約有60-70%之多的寺廟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勞動自養，難以為繼。 整體狀況如此，又何談以少數高端寺院的高端路線為模板，去打造鏡花水月的虛假繁榮呢?那豈不是把僅有的一點生存余地都耗散殆盡了麼? 什麼才是未來的發展模板，什麼才是正確地跟進路線?不妨參閱，上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曾提出口號“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暫且不論這個口號在那個年代的社會與是否合時宜，至少在當下，佛教對這條思路的鄭重規劃，刻不容緩。 近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十二次聚焦“三農”。近幾十年來，各類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在廣大農村的急促推展、影響深遠，已經成為當代中國農村一個不可忽視的“新常態”。在農村在山區，基督教等可謂是不遺余力，調動一切資源深耕厚養投棋布子，積蓄未來的發力空間。然而目前這個嚴峻現狀，卻並不被大多數有影響力的高僧大德所重視。 只看到佛教大德們在繁華地帶、隆重場合華麗現身，但在農村和山區那些貧困靜默的地帶，卻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蹤跡。長年累月下去，中國最廣闊的佛教陣營就會如此不翼而自失。 五、基本遠見：“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借用官方的這句號召，並不是跟風，也不是比附，這的的確確是漢傳佛教未來發展的基本遠見，是教界有待達成的基本共識。缺乏這個遠見和共識，接踵而來的或許就是潛在危機的現實爆發。 成千上萬的僧人群體，如今只是球聚在物質和權力資源最為集中的繁華地帶(他們或已經喪失到山區或農村去弘法或生存的基本能力)，而這些圈子往往又是問題最容易爆發、穩定性最脆弱的空間。比方很簡單，當腐敗的問題在全社會被揭露出來時，我們也日益看到更多的高僧大德被連帶到聚光燈之下。 政府和民眾，可以因為僧侶是所謂的“方外之人”而適當寬容，但這不代表佛教自身發展的規律也會寬容。還是守培法師那句話，穿越百年仍然振聾發聩： “我等僧徒，因披了這一領方袍，禁止我不到政府與人爭權，禁止我不到社會與人奪利，免墮與萬劫不拔之深坑;佛教不隨流入海，而教人返流歸源，是真進化——是以佛教在人欲橫流中作砥柱，而為人民謀幸福也。”(明賢寫於2014與2015辭舊迎新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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