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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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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消費的時代，也是在消費生命！
從教堂到超市 不可否認，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同樣受到了美國文化的深刻影響。 美國人抱怨說，“貪婪已經感染了我們的社會。這是最糟糕的感染。”不過，在欲望高漲的年代，糟糕的並不只是貪婪，還有害怕。害怕在別人眼裡顯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趕不上鄰居。關於這一點，相信不少中國人也深有體會。按照現在的成功學邏輯，如果你沒有賺到“豪宅、名車、年入百萬”，如果你沒有成為他人艷羨的成功人士，就證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有人將中國人分為兩種：一種已經做穩了房奴，另一種想做房奴而不得。沒房子的自然想著有房子，身心焦慮當屬正常，奇怪的是有房子的人同樣憂心忡忡，因為他們想著更大的房子，如果周圍能有片牧場更好。 最關鍵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類的時間。美國人不會認同歐洲人的閒適生活，因為他們放棄了時間而選擇金錢。人類學家英格力希·魯克說，“從表面上來看，一個3歲的孩子似乎與我們的文化沒什麼聯系，但當這個孩子回過頭對他的妹妹說，‘別煩我，忙著呢’，這就值得我們深思了。”起早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愛麗斯漫游仙境》裡的小兔子一樣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沒時間說你好，沒時間說再見，我來不及了，我來不及了，我來不及了。”物欲症帶來的是“時間荒”，人們因為物欲而丟失了原本屬於自己的時間，人被物奴役，人被物謀殺。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感染了社會上每一個人。正因為此，有人滿懷鄉愁——如何回到原來的價值觀，長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裡，長久地保存重要的東西，並且彼此忠誠已經是稀有的生活。特裡薩修女在路過美國時，會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過的“最貧困的地方”。 談到以物欲症為特征的消費主義，《流行性物欲症》一書的作者們進行了很好的剖析。在中世紀，歐洲人的精神支柱是哥特式大教堂，而在當今的美國文化裡，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級購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對琳琅滿目的商品，人們在意志力方面紛紛丟盔卸甲，喪失了免疫力。 可以想見，在以經濟建設和消費主義為中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裹挾下，中國人一邊脫貧，一邊在走向特裡薩修女所感慨的那種“貧困”。 如果我們看看高聳入雲的教堂以及平地蔓延的大型超市，就知道為什麼消費主義在中國勢如破竹。中國在80年代初期失落信仰並一步步進入消費社會的時候，心靈生活何其落日飄搖! 如有中國學者分析，西方也好，中東也好，南亞也好，當這些國家進入世俗化社會之後，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依然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統治著人們的精神世界。雖然宗教的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的世俗價值觀之間有緊張和沖突，但從西方的歷史傳統來說，世俗與神聖之間，一直保持著相對獨立的二元世界，上帝的歸上帝，恺撒的歸恺撒。與此相反，與世界上這些國家和地域相比，中國歷史上的神聖與世俗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界限。 而現在，以舉國之力搞經濟，同樣推動消費主義的“野蠻增長”。與此相關的國際大背景是，“1990年代以後，當中國更加深刻地卷入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關系和文化生產關系之後，本土性的物欲主義價值觀得到了全球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支援。”“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市場經濟席卷全國，世俗化大潮鋪天蓋地，不僅壟斷了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且也侵蝕到精神生活領域。市場社會的出現，使得市場的金錢邏輯成為生活本身的邏輯，物欲主義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倒性優勢價值觀，主宰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是一種暴發戶式的“沒有靈魂的物欲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由於中國社會剛從政治禁锢中漸漸走出，當時的消費主義從本質上說伴隨著人性的復蘇。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物欲也漸呈井噴狀態，消費觀念漸漸向物欲症演變。如果說80年代人們在物質與心靈之間徘徊，那麼90年代以後，中國人則走上了一條物質主義的單行道。 梭羅的森林 簡單的，是美好的。現代社會經濟和技術的進步促進消費主義文化在人群中產生並蔓延。消費能力一度成為衡量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不過，也有人通過不消費改進生活質量。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有10名美國人結成拒絕消費的“友情同盟”，如今，他們已經堅持了一年不購物的生活。 2005年12月，在美國舊金山一次普通的朋友聚會上，10名收入屬於中產階級的美國人決定嘗試一年不消費。他們戲稱自己為“簽約者”，就像1620年簽訂《五月花公約》的清教徒決意追求高尚生活、拯救靈魂一樣，“簽約者”希望在鋪天蓋地的“大眾消費”文化中急流勇退，尋找高品位生活真谛。 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一年間，10位“簽約者”只購買生活基本必需品，如食物、衛生紙、內衣、牙刷等，其他物品則通過借、交換、自制和二手交易等方式獲取，還有些物品則是循環使用。“簽約者”在這一年裡同樣遇到一些問題，但他們也找到了自己的解決方式。如果需要添置衣物，他們會去二手服飾店或慈善義賣店。如果孩子需要玩具，他們會領著孩子到玩具店過上一天，盡管最後什麼都不買，但孩子們還是很快樂。10位“簽約者”的本意並不是為了省錢或保護環境，只是想使生活變得簡單而美好。 與此相關的反抗還有，雜志編輯考爾·拉森從1992年起就倡導“無購物日”，呼吁人們不要在感恩節後的節日購物狂潮中揮霍;2003年，《今日美國報》專欄作家克雷格·威爾遜表示，他將在一年內只購買食物、衛生紙和贈禮。種種跡象表明，在歐美國家，許多人對消費主義的攻城略地保持著一種警惕甚至反抗的態度。 就像熟讀法國《人道報》的波爾·布特在柬埔寨造成悲劇一樣，任何文化，如果只是進口並放大其一，而不將其他相關的、相抗衡的力量加以引進，悲劇往往在所難免。從過去中國在政治上一邊倒學蘇聯的進口，到今天大張旗鼓地鼓吹美式消費主義，不難發現，中國人正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顯然，美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反對消費主義的傳統。早在美國物欲主義剛剛抬頭的1845年，即將以《論公民之不服從》和《瓦爾登湖》名垂人類文明史的梭羅悄悄地帶上了一把借來的斧頭，走進瓦爾登湖邊的青蔥密林。在美國獨立日的那天，住進了自己蓋的湖邊木屋。對於梭羅來說，這不過是一次有關生活的實驗——或者說，一次有關生活的反叛。不是逃離生活，而是走向生活。在瓦爾登湖畔，這位離群索居的思想者說：“如果我像大多數人那樣，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賣給社會，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沒什麼值得過的了。” 90年代以降，中國人陷入了怎樣一種困境?在此，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梭羅悖論”：“如果一個人因為喜歡樹林，每天在樹林裡度過半天時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漢;可要是他全天做個投機者，鋸光樹木，讓大地光禿禿，人們卻把他看成是勤勉進取的好公民。”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大地繁花四起，古木(而不是廣告牌)撐起穹隆，人們能夠自由地徜徉在那一片“梭羅的森林”?什麼時候，不再被廣告上溫情脈脈的笑容偷走一生的時光——人們只為了需要而工作，做一個幸福的好公民? 回顧近年來中國社會變遷與消費心理的演變，不得不提到90年代末開始廣為流傳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講的是一個中國老太太和一個美國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中國老太太說：“我攢夠了30年的錢，晚年終於買了一套大房子。”美國老太太說：“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臨終前終於還清了全部貸款。”按揭引導人民——正是在這個故事的感召與啟發下，很多人心甘情願地做了“房奴”。與此相關的國際背景是，韓國城市裡面積小於59平方米的小型住宅達到40%，日本普通人家的住房面積，大都是六七十平方米，而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為了省租金，租住兩室的公寓，女兒來了就加一個床，一間房睡三個人…… 從公民到房奴，個中內涵同樣值得回味。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柴米油鹽打拼時，發生在公共領域的事情，自然很少關心。從這方面說，如果公民安心一輩子做“房奴”，對於中國社會的穩定似乎還有些好處，至少它解決了部分“熱思想”的“流動性”的問題，不去“惹事生非”。然而，這種平穩的前提是，房奴能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而且不失業。 比爾·麥吉本在《消費的本質》一文中提到自己做過的一個實驗：在相同的24小時內錄下美國弗吉尼亞州Fair-fax可以收到的100個節目。然後花了一年時間將這2400小時的節目看完，最後發現，在電視構成的世界中，你是世界的中心。確切地說，消費社會的教義是你的欲望是“世界中心”。 就在人們為你這樣的無數個“世界中心”而呼吁房價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時，我們同樣發現其實房價問題也是個心理問題，否則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獲得了房屋後還要不停地買房。事實上，他們早出晚歸，多半時間並不住在裡面，因為他要到外面工作，以便能跟上鄰居或同事，換上更大的房。消費主義因此變成了“占有性個人主義”，人們只顧占有多少，全憑個人能力，一切成就仿佛與社會無關。 中國現在是“三代(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同堂”。真正的吊詭還在於，中國前現代問題沒解決好，先得了一身後現代的病。就像一個男孩，性器官尚未發育成熟，卻得了一身花柳病。而對於個人來說，如果只是為了占有某些物品而不得不貢獻一輩子的光陰，物主與物品，究竟誰占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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