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契嵩對佛教傳播產生深遠影響,至今仍有許多著作研究他的理論。
北宋時期,廣西出了一位高僧,他就是“明教大師”契嵩。
“明教大師”契嵩(圖片來源 資料圖)
契嵩(1007~1072年),字仲靈,自號潛子,俗姓李,宋籐州镡津(今廣西籐縣)人。契嵩7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父親臨終前,讓家人把這個小兒子送到寺廟當和尚。過了幾年,契嵩的兄長們發覺他聰穎可教,想接他回家。他母親反對說:“讓孩子出家是你們父親的遺命,不可隨意更改。”於是,契嵩在13歲的時候正式落發為僧。
19歲的契嵩在寺廟中飽讀各種經書後,仍覺得不夠,打算到各地雲游,增長見識。這一舉動遭到族人反對,但母親支持他外出。於是,他游歷湖南、湖北和江南一帶,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在游歷期間,頭上常戴著一座觀音像,每天還口誦“觀音菩薩”十萬聲。很多人見了,都說他對佛教虔誠,是一個有修行的好和尚。後來他來到江西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寺,師從曉聰禅師學法。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他又來到杭州,被那裡的山水風光深深吸引,遂決定在靈隱寺永安院定居。
杭州素來是高僧雲集之地,佛教文化氛圍濃郁。契嵩本以為在此可以擴大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境界修為,然而在與眾僧交流、議論中,他大為失望。因為他看到很多人都目光短淺,和他們討論禅宗祖宗等重大問題時更是時有分歧,難以共處。於是他改變做法,覺得與其對眾人白費口舌,不如將自己的想法寫成文字,流傳於天下、後世。
契嵩首先看到,包括歐陽修在內的一些著名古文家極力提倡古文運動,強調儒教的正統地位,強烈排斥佛教,使得佛教的地位和處境十分艱難。他對當時的排佛浪潮十分不滿,於是決定用筆桿子來為佛教正名。
契嵩於書無所不讀,既通曉佛典,又精研儒籍,思想深邃又不乏靈性。他運用所學知識,引經據典,很快寫出《原教》、《孝論》等10多篇文章。《原教》主要針對士大夫們反對佛教的情況,認為佛教和儒學的根本目的都是勸人為善,儒是聖人用以治理社會的,佛是聖人用來治理出世之人的,二者本質相同,排佛實屬不該。《孝論》則對出家人是否應盡孝道這一問題進行分析,列舉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順父母的故事,說明出家人不應忘卻親情,同樣要守孝道。契嵩認為,出家人的行善如果不能澤及生養自己的父母,那還談什麼關愛萬物呢?他覺得出家人不應忘本,行道應從親恩做起。
契嵩的這些論點犀利鮮明,行文流暢,頗得當時各界名流贊譽。當時很多學儒的士大夫如章望之等,爭相傳誦他的文章,很多文人逸士也樂於同他交流,他也趁機向眾人講述儒、釋之道一致的道理。經他耐心勸導,很多士大夫改變了排佛態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儒、釋的交融。
後來,契嵩又發現佛家關於禅宗的承傳問題存在嚴重錯誤,佛教天台宗根據《付藏傳》的記載,總共立了24位祖師,與歷史不合。契嵩認為,禅宗傳入中國的歷史悠久,諜譜難免發生差錯,缺乏知識的學者難以推考出傳承根本,但又相互爭論,各持己見,古今聚訟不休,禍害不淺。若不從根本上溯清禅宗的傳承譜系,就難以將佛教的影響力繼續擴大。於是他根據《大涅槃經》、《智度論》、《禅經》等佛家經典,以摩诃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溯源下推,到達摩祖師為28祖,從而論證24祖說是錯誤的。
他將考證各佛祖年代、事跡的文字共10多萬字編成一本《傳法正宗記》。之後,為了讓眾多佛家明了禅宗祖師世系,他用浙江所產的綢子排列繪制出各佛祖相互承傳的圖像,取名《傳法正宗定祖圖》。契嵩隨後還考論各宗祖的事跡本末,編成《傳法正宗論》兩卷。契嵩的觀點遭到天台宗的強烈反對,但他仍持己見,堅持與他們論辯。
隨著這三部著作的問世,加上此前撰寫的10多篇文章,契嵩從一名普通僧人一躍成為江南一帶有名的著作家和論辯家,他的論著日益受到當地官員的關注。觀察李瑾在讀了契嵩的書之後,大為贊賞,於是上奏朝廷,賜給契嵩紫方袍一套。
盡管如此,契嵩的觀點僅在江南一帶有一定的影響力,他清楚地認識到,若要擴大聲勢,從根本上改變佛教的境遇,就要取得朝廷的支持。於是他將《原教》、《廣原教》和《孝論》三文合編為《輔教編》一書,並攜此書與《傳法正宗記》等書北上京師開封。到開封後,他請開封府尹、龍圖閣學士王素代他將二書的事上奏朝廷,並隨即寫了一封萬言書給仁宗皇帝。他在《萬言書》中重申了《原教》中的主要觀點,希望仁宗能出面挽救佛教,然而仁宗皇帝並未及時答復。
隨後,他又拿了一套書上進,並給皇帝上了第二封書。在《再上皇帝書》中,契嵩主要概括總結《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三書中的觀點,認為祖是佛教的大范,宗是佛教的大統,如果宗、祖不明,天下學佛的人就沒有統一的方向,危害極大。因此他請求皇帝下诏,將他的《傳法正宗記》等書讓傳法院編入大藏,以此確立自己的理論正統。
與此同時,他還通過關景仁主簿等熟人,向宰相韓琦及富弼、田況、歐陽修等朝廷公輔大臣寫信,並給每人贈送一套書,希望得到他們的重視和支持。韓琦和歐陽修對契嵩的辭采和觀點都較為贊賞,這令契嵩興奮不已。於是他主動拜訪了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兩人相談甚歡,互相贊賞。契嵩的名字不日就傳遍了京城。過了不久,仁宗皇帝讀完了契嵩的書,贊賞有加,下诏將書交付傳法院編入大藏,並賜給契嵩“明教大師”的法號。
仁宗皇帝的诏書使得契嵩的名望達到頂峰,韓琦等王公大臣紛紛接見他,這為契嵩傳揚自己的觀點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契嵩心滿意足,謝絕了大臣們邀請他留居京師憫賢寺的好意,只身買舟東下杭州。
雖然契嵩的《傳法正宗記》等書被編入大藏,但是很多學佛之人仍極力反對他的28祖說。他們紛紛搜尋各種證據與契嵩辯駁,契嵩也是寸步不讓。他的態度甚至引起一些友人的不滿。
契嵩此後一直居住於靈隱寺,並在晚年寫了一部名叫《非韓》的書。該書共30篇,主要是針對韓愈的《原道》進行反駁。契嵩認為《原道》是古文家們排斥佛教的重要理論根據,駁倒《原道》便能從根本上去除排佛的理論武器。契嵩根據儒家經典,廣泛征引韓愈的著作,全面批駁韓愈的觀點不合儒家之道。契嵩的某些觀點雖然牽強附會,卻能自圓其說。
契嵩一生寫了60多萬字的文章,共100多卷,可惜到南宋初已經散佚一半。現在只留下《镡津文集》,連附錄共22卷。他的主要貢獻是通過著書和論辯,加速了佛教和儒家學說的融合。他的禅宗28祖之說,也為後世很多佛家所采納。這些都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因為強於論辯,契嵩與眾多佛門中人不合,但他能時刻注意自己的修行,始終以佛門戒律自律,生活儉樸異常,成為佛家典范。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66歲的契嵩在靈隱寺永安院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