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是我國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專程前來上海參加紀念活動的客人中,有日本中山寺的住持、八十二歲高齡的杉本勇乘法師。當他下機受到魯迅先生的兒子周海嬰的熱誠歡迎時,激動不已。杉本法師是在1933年於內山書店與魯迅相識的。幾年的交往中,對魯迅的學識和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先生不僅學識淵博,文章犀利,而且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魯迅先生的佛教因緣
有一次,他送給海嬰一支玩具手槍(《魯迅日記》中有記載),魯迅先生哈哈大笑道:“怎麼,和尚也舞刀弄槍嗎?”杉本法師當時還只是上海一座日本寺廟(當時日本佛教界在我國上海等城市建有少量寺廟——編者注)裡的小和尚,魯迅先生卻常常勉勵他到人民大眾中去宣講做人的道理,並說自己也在努力用文章影響和改變國民的精神,為大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與魯迅先生莫逆的日本內山完造,也是個佛教居士。他曾在《上海霖雨》雜志上寫了篇《弘一律師》的文章,記述經夏丐尊的介紹,認識弘一法師的因緣,他並受法師的委托,向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宇治黃檗山萬福寺等處分送《華嚴經疏論纂要》十二部。他們的友好交往,中日文壇傳為佳話。
魯迅先生幼時,父母親送他到紹興都昌坊口的長慶寺,拜當家和尚為師,師父贈送他銀質八卦一個,上面镌刻著“三寶弟子法號長根”八個字。後來魯迅曾寫了一篇《我的第一個師父》的紀念文字,並用“長根”的諧音“長庚”作為筆名發表《唐朝的釘梢》雜文。這個銀八卦由魯迅夫人許廣平托王冶秋帶給紹興魯迅紀念館陳列展出。
1914年,魯迅先生研究佛學很勤。《魯迅日記·民三》載,他曾看了《瑜伽師地論》、《翻譯名義集》、《肇論略注》、《大唐西域記》、《玄奘法師傳》、《高僧傳》等佛教書籍。他在看了《瑜伽師地論》、《翻譯名義集》、《閱藏知津》等書後對好友許壽裳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們平常對於人生難以解決的問題,早給我們啟示了,真是大哲。”(見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那年,魯迅在讀了《大乘起信論》後,陸續買了許多佛經,還與許壽裳訂了合購佛經的協定,互通有無。魯迅為購佛經花去了大部分的薪水,在他自己看了之後,還將《賢愚因緣經》、《大唐西域記》、《玄奘法師傳》、《高僧傳》等寄給他的二弟周作人(《魯迅日記·民三》)。
在這以前,魯迅還施資委托南京金陵刻經處,刻印佛教文學作品《百喻經》,當時的原雕版已作為珍貴的文物,保藏在上海魯迅紀念館。末頁有這樣的附記:“會稽周樹人施銀六十元敬刻此經,連圈計字二萬一千另八十一個,印送功德書一百本,余資撥刻《地藏十輪經》。”
《百喻經》是印度求那毗地法師於南朝永明年間來我國傳教時,根據古印度高僧僧伽斯那集撰的一部佛經翻譯成漢文的。它以故事形式,宣揚佛教教義。那些诙諧而生動的故事,今天讀來,仍饒有興味。魯迅不僅自己施資刻印,還極力贊助王品青校點《百喻經》,用《癡華鬘》書名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魯迅還為之作《序》。其全文是這樣的:“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明徐元大輯《喻林》,頗有蒐錄,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經以譬喻為名,也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其書原名《百句譬喻經》。《三藏記集》雲: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為新學者撰說此經。蕭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說法者,本經雲:‘如阿伽陀藥,樹葉而裹之,取藥塗毒竟,樹葉還棄之。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王君品青愛其設喻之妙,因除去教誡,獨留寓言。又緣經末有‘尊者僧伽斯那作癡華鬘竟’語,即據以恢復原名,仍印兩卷。實缺二者,疑舉成數,或並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為二事也。尊者造論,雖以正法為心,譬故事於樹葉,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牽。今則已無阿伽陀藥,更何得有藥裹?出離界域,內外洞然,智者所見,蓋惟佛說正義而已矣。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載《魯迅全集·集外集》)
1981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時,南京金陵刻經處曾重刻《百喻經》,卷首還加印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撰寫的《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燙金的“百喻經”三字,也是出於趙樸初會長的手筆。早年上海《覺訊》月刊社曾出版史天行譯述的《百喻經故事》,將譬喻引述的佛教教義補上。此書曾由香港佛經流通處翻印。
國學大師章太炎晚年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國學外,兼談佛學,影響很大。當時魯迅常常去聽講,他對佛經研究的興趣,就是受章太炎啟發的。章逝世後,魯迅寫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再記章太炎先生》等文稿敘述其事。
雖然魯迅後來並未成為佛教徒,但他虛心好學、不存成見的精神與他當年與佛教的一段因緣,仍值得我們學習與懷念。(文:蔡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