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賢法師:人們對“有為”的“主動”充滿依賴
中國人的生命理想,受到傳統文化的絕對影響。如果不爭取儒家所指的“學而優則‘仕’”(見《論語·子張》)的從政為官,便是爭取道家所指的“善為‘士’”而做個深通世出世間法、且道德智慧微妙自在的學問家、讀書人。至於其他,似乎就不這樣堂堂正正為世人所共求了。這裡且置儒家的“仕”途不談,就道家的“‘士’之道”來看,與《維摩诘經》中“心淨國土淨”的主旨,倒是頗為相應的。
這似乎是一種對“政治”的主張。老莊的政治主張與眾不同。他們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秦漢以下,儒墨道法諸家相互通融,彼此雜糅,不好作嚴格區分;先秦再前,尚未形成。所以,老莊的政治觀,分期論、比分家論要更合適。在老莊時期的道家,莊周的理想是:
“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見《莊子·內篇·應帝王》。)
儒墨興起之前,皇帝便被稱為天子,上擬於天,莊周也並非全然擺脫此一認識,但他似乎並不主張主動“經式義度”(儀則法度。見《莊子·內篇·應帝王》:“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的政治,政治的事業似乎可以成為多余。若以皇帝為天子,天既是一種虛無體,則皇帝也該成為一種虛無體,由此虛無體上能發生理想政治的許多作用(也是一種無實體而有的作用)。
政乃天地之心,“政治”即大眾的事。老子對於政治這種“大眾的事”雖然“引就人事”的痕跡較明顯,而大體風格,與莊周很相似。
老子相應於“我好靜、而民自安”(見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他的態度同樣反對人為的、有為的改造,幾乎可以說是“有了大道便有一切”,與“心淨國土淨”(見《維摩诘經》佛國品第一)的心境相待也很相似。他說:
“大道濁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食萬物而不為主。”(見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四章。)
又說: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見老子《道德經》第二章。)
又說:
“大制不割”(見老子《道德經》第二十八章),“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見老子《道德經》第六十四章。)
又說: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見老子《道德經》第七十三章。)
又說: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持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之多。”(見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五章。)
又說: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xī)歙然為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見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九章。)
又說: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見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九章。)
所以後人解釋老子對於“大眾事”的態度,總是說成“無為而無不為”的(見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弼說:“骨無知以干,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見《老子道德經王弼注》。)
常人對於“無為”的態度總是不放心的,因此對於“有為”的主動充滿了依賴,對不努力參與的態度稱做“不作為”,只有在很煩的時候才說“地球沒我照樣轉”。
文字來源:明賢法師著作《中觀見與道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