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前兩年友人轉來復旦女博士於娟身患癌症後忏悔文章,她說“我吃過很多不該吃的東西,不完全統計,孔雀、海鷗、鯨魚、河豚、梅花鹿、羚羊、熊、麋鹿、馴鹿、麂子、錦雉、野豬、五步蛇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除了鯨魚是在日本的時候超市自己買的,其他都是順水推舟式的被請客。然而,我卻必須深刻反省,這些東西都不該吃。尤其我看了《名稱刪除》之後。選擇吃他們,剝奪他們的生命讓我覺得罪孽深重。破壞世間的和諧、暴虐地去吃生靈、傷害自然毀滅生命這類的話就不說了,最最主要的是,說實話,這些所謂天物珍馐,味道確實非常一般。那個海鷗肉,高壓鍋4個小時的煮炖仍然硬的像石頭,咬上去就像啃森林裡的千年老籐,肉纖維好粗好干好硬,好不容易肯下去的一口塞在牙縫裡搞了兩天才搞出來”。
為嘴傷身,古人所忌,可是災難沒有降臨在自己身上時,人們會聽到許多豪言壯語,“死了也吃”“拼死吃河豚”“拼死吃……”為什麼會這樣?我想這與長期以來我們把飲食生活當做娛樂、甚至是唯一的娛樂有關。
春秋時期就有人說“惟食無憂”,當然那時人們生活單調,就是統治者除了飲宴和田獵以外很少有其他娛樂,下層民眾就更不用說了。中國的位置在溫帶,自然環境不十分優越,農業是靠天吃飯,人口又繁殖很快,因此覓食問題,長期困擾著國人。缺吃少穿的人對吃的重視,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窮嘛,總想找到一口吃的,所以養成了什麼都敢吃的習慣。生活改善了,習慣也應改改了。
中國缺少終極關懷的宗教,缺少吃穿以外的精神生活肯定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要不就很難解釋當前絕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娛樂方式也是空前增多,為什麼無論是過節,還是親朋聚會除了吃外,很少有其他項目呢?這是不是太單調?為什麼我們沒有戶外活動,為什麼不到大自然當中去?吃成了一種娛樂活動,大家伙聚在一起就是吃,八十年代初,我在成都杜甫草堂住過幾天,逢到假日,常有數伙青年人攜帶鍋碗瓢盆,面粉、餡料到草堂花園野餐——包馄饨,而不去參觀草堂內有關杜甫的陳列。
可能我們居住的地方也太狹小了,也可能人口分布不平均,也許這是後發國家的一種病態現象。但是不能否認我們的精神追求的確很匮乏。這在人群交流中極容易發現:一件東西擺在面前,我們第一個問題是,值多少錢?第二個問題則是,能吃嗎?只要是個有機物,大都會問能吃嗎?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物質對於精神的決定作用。費爾巴哈說過一句話,當你肚子空的時候,那你的思維也停止了。現在青年人大約很少有這個體驗的。困難時期(1959下半年至1962上半年)我肚子餓的時候就往文津街北京圖書館跑,可是到了饑腸辘辘,腹內響如鼓的時候,理論書籍是完全看不下去的,只好借點文藝性強的書看。記得我讀了不少三四十年代吳祖光、孔另境、顧仲彝、顧毓琇、俄國人契珂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劇本。腸子空了,腦子也得空,這是個定理。因此,我們說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都是由有飯吃的人想象出來的,底層的人沒飯吃,想眼前問題就較多,例如今天晚上如何獲得一餐的問題。長期處於貧困中,文化不能不在短淺的實用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