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這年,我出生,同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中,關於聖嚴長老的事件是這樣的。
這一年,聖嚴法師四十四歲,他正在日本立正大學留學。當時的情況是,台灣這邊的法師都在漸漸地振作佛教,但聖嚴法師卻走了一條學術路線,他要去探索漢傳佛教將來要發展的真正的方向。
他去了日本,在那裡留學。
他的指導老師是坂本幸男博士,他這位指導老師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坂本幸男博士有三位老師,一位是木村泰賢,一位是宇井伯壽,一位是高楠順次郎,這三位幾乎占據了日本當時佛教研究的最高地位。
1973年,坂本幸男博士過世了,追悼會以後,聖嚴法師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悼念他,恭敬地敘述這位老師的行願,追念老師的師恩和友情。
老師曾是聖嚴法師所在大學的校長,早年曾參與《大正大藏經》的編校、《南傳巴利文藏經》的翻譯,及《日本國譯一切經》的譯注。
他還是高楠順次郎等人所指導的佛教文化學術大運動的得力功臣之一,是學者而兼宗教家的難得典范。平生特別重視恩義,每每以日本佛教是受惠於中國而常思回報。
聖嚴法師在他的文章裡這麼寫:
我來日本已整整地四年了,在這四年當中,所受先生的教導和照顧,特別是精神上的鼓勵,實在是太多了。……我敢相信,凡是立大出身的佛教關系留學生,都不會否認坂本先生的謙沖平易,雖有滿腹的學問,每皆虛懷若谷,從未見他擺出一副大學者的氣勢來。
……近代的日本佛教學者,很少有博通三藏的……但是,像坂本先生這樣的博士,我在日本住了四年,也是僅見的一位。他從印度原始、部派、中觀、瑜伽、到中國的唯識、華嚴、天台,乃至日本的,凡是屬於教理思想方向的,簡直無所不通、無一不精。
……他精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漢文與日文,自然更不用說了。他曾經參與《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編校、《南傳巴利文藏經》的翻譯、《日本國譯一切經》的譯注。他正好是高楠順次郎等人,指導著佛教文化學術大運動中得力活躍的功臣之一,所以他也得到了文部大臣的勳獎。
他對學生,並不要求尊師重道,只是把我們當朋友看,到了他的府上,又把我們當作賓客款待。可是,在他的書房裡,在四周擺滿了書的書架上方,卻終年供著上述三位他的老師(木村泰賢、宇井伯壽、高楠順次郎)的遺像,每天不先敬香,不坐下來翻書本,不先敬香,不離開書房去就寢。
他是一位學者,……可是從他平常的言行之中考察,竟像一位很有修為的僧人。比如說:他曾因我擔心到留學經費的來源問題時,便安慰我說:“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囑我為法求法,勿慮生活無著。並謂“當從艱苦困難之中,培養求法精神。”
當時並未答應為我在必要時,設法解決困難。……去(一九七二)年夏天……又一次地向坂本先生提到這個難題。他告訴我……要是他還活著的話,他會給我設法每年六十到八十萬日元。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助我個人,而是希望衰微沒落甚至即將滅絕的中國佛教,再度復興起來。
在我看來,像先生這樣,念念不忘根本的恩義觀念,正是今人之所缺少的東西。先生對於中國學生的特別優惠,也是出於同一的恩義觀念。他曾幾次向我提起,日本佛教之受惠於中國者,太多了,所以日本佛教徒,不應忘了中國的加惠。我們也就仰仗中國先賢們的遺蔭,受到了坂本先生的照顧。(<敬悼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先生>,《悼念·游化》)
坂本先生於去世前表示,未能親見法師論文完成,頗以為憾。此前,並曾於致函慧岳法師(立大校友)時預言,法師有獲得最高學位希望。(《留日見聞》頁九三)
【案】日本文學博士學位頒授與歐美不同。修完博士課程不能馬上提論文。在修博士課程的三年之內提出論文,乃是聞所未聞之事。在歐美,視博士學位為某項知識的一個階段;在日本,則視文學博士學位為一個人在此項學術上的完成點。參見<東瀛來鴻>,《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與導師在1973年的因緣,就說到這裡。
我們看,一位大德的成長,是因為獲得前輩大德,在行為、道心、志向上的多種鼓勵。尤其是聖嚴法師沒有經費時老師對他的忠告,“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正是我們的參學處。這一對師徒,都是如此重視恩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