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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可以弘揚佛法嗎？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居士可以弘揚佛法嗎？ 佛教雖然向以出家比丘僧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人數遠遠超過出家眾的廣大在家居士，在實踐和弘揚佛法上所起的作用，實在不容忽視。在佛世，成千上萬的在家佛弟子證得初、二、三果，維摩诘、善財童子等在家菩薩的智慧德行，都受到佛陀的稱歎。後來印度出過羅閱示、勝軍論師、長壽婆羅門等法將。漢傳佛教史上，支謙、傅翕、蕭衍、李通玄、龐蘊、耶律楚材、胤祯等居士，或以大力護法，或翻譯著述，或明心見性，或被視為菩薩化身，功業昭著，彪炳史冊。藏傳佛教史上的仲敦巴、卓彌譯師、瑪爾巴、米拉日巴、瑪基洛准等得大成就的祖師，亦為白衣居士，其中米拉日巴，被公認為即身成佛的典范。南北朝至唐宋間，中國曾出現過義邑、法社、香火社、十地采等居士團體。明清以來，隨僧伽佛教之衰落，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有逐漸上升之勢。及至近現代，居士佛教的勃興，成為佛教復興運動中極為顯眼的現象。上海與南京，為全國居士運動的中心，許多重大的佛教事件在這兩地發生，楊仁山、歐陽漸、呂澄、屈映光、范古農、高鶴年、丁福保、王一亭、王季同、蔣維喬、江味農、簡玉階、方子藩、郭元興等近現代著名居士，或籍隸江蘇，或主要活動於南京、上海兩地。 （一）近現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啟動者和主力軍。 清末，衰邁至極的中國佛教，在西方文化的強力沖撞和太平天國等的破壞下，滿目瘡痍，凋零不堪。乃有大心志士，懷著滿腔拯世救國的熱忱，應時勢人心之需要，奮起振宗興教，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佛教復興運動。這場運動的啟動者、奠基者，當推楊仁山居士。無獨有偶，與楊仁山居士復興中國佛教相呼應，奮起復興印度佛教的元勳，也是兩位白衣居士——斯裡蘭卡人達磨波羅(1864—1933）與印度人安培多格爾(1893—1958），前者曾來上海與楊仁山居士會晤，得到楊仁山居士的贊助。 楊仁山居士是當時曾考察西歐、具有世界眼光和科技知識的先進知識分子之一。他自25歲學佛起，立志在全球振興佛教，全身心投入弘法事業，四十余年奮斗不息。歐陽漸總結其業績為十大功德：‘一者，學問之規模弘擴；二者，創刻書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書；四者，為雕塑學畫刻佛像；五者，提倡辦僧學校；六者，提倡弘法於印度；七者，創居士道場；八者，捨女為尼，孫女、外甥女獨身不嫁；九者，捨金陵刻經處於十方；十者，捨科學技藝之能，而全力於佛事。’(《楊仁山居士傳》）其振興佛教的舉措，主要在刊印經籍、重興義學、辦學培育佛教人才三大方面。楊仁山於1866年創立的金陵刻經處，至今已有130余年歷史，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出版機構，又是一集印經、流通、研究、講經、修學於一體的居士道場。在楊仁山居士親自主持的40余年間，該處共刻印經典兩千余卷，流通經書百萬余卷、佛像十余萬幀。其所刻經書校勘標點之嚴謹精細，至今猶為學界稱歎。楊仁山居士針對禅宗流弊，力倡研習經論，諸宗並弘，尤提倡通徹唯識、因明，開一代研究佛教義理之風。他的佛學思想弘廣圓融，教宗賢首，行歸淨土，所著《等不等觀雜錄》等，見地真正，深徹法源。楊仁山居士以辦學育才為振興佛教的關鍵，呼吁開辦釋氏學堂，並於1907年在刻經處開設‘祗洹精捨’，自編課本，培養通達佛學和中西文字的僧俗人才二十余位。現代佛教革新運動的主將太虛大師，即為祗洹精捨的學員。棲雲、仁山、了悟等現代名僧，亦曾就學於祗洹精捨。先後從楊仁山居士學佛的學者，還有歐陽漸、梅光羲、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蒯若木、黎端甫、孫少侯、李澹緣、高鶴年、章太炎、謝無量等人，其中頗多政界、學界、教界的一流英才。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楊仁山開創的佛教文教事業，由歐陽漸、呂澄等繼承發揚，繼續校刻經典，研究義學。歐陽竟無於1914年在金陵刻經處設立研究部，招收學員，研習佛學。1922年，經過數年籌備的‘支那內學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歐陽漸任院長。這是一所由居士主持的高級佛學院，設學問、研究、法相大學三部，學風頗為嚴謹。該院開辦30年間，先後培育僧俗學人數百人，著名學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景昌極、缪鳳林、黃忏華、田光烈等，皆出‘內院’，梁啟超亦曾赴內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內院輯印的《藏要》，選擇精當，校刊嚴謹。歐陽漸著述《竟無內外集》精深宏博，為現代佛學名著。其弟子和得力助手呂澄，精通梵、巴、藏、英、日多種文字，其研究范圍廣羅印、漢、藏諸系佛學，著述等身，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方法，為現代佛學研究的巨匠。 除楊、歐、呂師徒三代之外，近現代投身佛教文教事業、大興義學的居士還有不少。如維新派名士狄葆賢在上海創辦《佛學叢報》，舉薦、資助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與葉恭綽居士等發起影印《碛砂藏》流通，有佛學論著《平等閣日記》等傳世。江味農(1872—1938）與蔣維喬、徐蔚如等創立北京刻經處，校訂敦煌卷子中的古寫本佛經，講經論於上海，其《金剛經講義》至今仍流通於教界。徐蔚如又創立天津刻經處，校刻經典近二千卷。丁福保(1874—1952）在上海創醫學書局兼印佛教書籍數十種，暢行國內，其所編《佛學大辭典》苞羅宏富，多次再版，至今仍為國內最暢行的佛學工具書。范古農(1881—1951）多年任上海佛學書局總編輯、《佛學月報》主筆，編輯《海潮音文庫》、《佛學百科叢書》，影印宋版藏經，常講經說法，其《古農佛學答問》等著述，影響頗大。韓清淨在北京組建法相研究會、三時學會，率眾精研唯識學，學風謹嚴，著述宏富，與內院歐陽漸並稱唯識學兩大家，有‘南歐北韓’之稱。其弟子周叔迦(1899—1970）在北京創辦中國佛教學院、中國佛學研究會，培育人才，研究佛學，編刊《微妙聲》、《佛學月刊》等，先後執教於北京多所大學，講授佛學，有《周叔迦佛學論著集》傳世。此外，精究佛學、以文字弘法的居士陣容甚為壯大，著名者有梅光羲、桂伯華、謝無量、蔣維喬、黃忏華、李證剛、劉洙源、唐大圓、史一如、高觀如、顧淨緣、朱芾煌、朱鏡宙、王弘願、王恩洋、王季同、尢智表、李圓淨、賈題韬、郭元興、南懷瑾、張澄基等數十百人，其佛學著述的數量和質量，及社會影響之廣，均不在比丘僧法師輩之下。李證剛、周叔迦、蔣維喬、景昌極、缪鳳林、熊十力、虞愚等以學者身份講佛學於學術界與高校，使佛學在知識界蔚為顯學，在社會思想文化園地裡大放異彩。王季同、尢智表、王守益等以科學家身份弘揚佛法，融通佛學與科學，影響不小。 近現代居士中，有不少軍政界顯要人物，如熊希齡、段祺瑞、曹锟、吳佩孚、孫傳芳、徐世昌、程德全、林森、戴傳賢、居正、吳忠信、屈映光、葉恭綽、靳雲鵬、陳元白、蔣作賓、李根源、趙恆惕、唐繼堯、李子寬、陳銘樞、胡瑞霖、王柏齡、朱子橋、施省之等，皆皈依佛教，熱心護法。民國初曾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居士，被推為中華佛教總會會長，以其職權政望保護寺產，後來被聘為支那內學院院董，與梁啟超、蔡孓民等聯名呈請中央政府，撥助基金十萬元。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好佛茹素，與太虛等發起興建南京中山陵前藏經樓，影印龍藏十五部，並敕令有關部門保護棲霞寺產，制止廟產興學風潮。戴傳賢學兼顯密，有佛學論著多種，力論振興中國必振興佛教，主張改革宗教，革除朽腐，一生護持佛教甚力。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總長的程德全居士，於1922年面請徐世昌總統，修改管理寺廟條例，保護佛教權益。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居士，熱心襄助歐陽竟無辦支那內學院、谛閒法師建觀宗學社、倓虛法師建青島湛山寺，於上海成立法寶圖書館，發起影印續藏、碛砂藏以及《宋藏遺珍》。曾任桂軍司令的陳元白、任至內政部長的蔣作賓及歷任湖北財政廳長等職的李子寬等居士，熱心護持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事業，出力不少。歷任雲南副司令、陝西省長、雲南監察使的李根源，受虛雲和尚影響而信向佛教，有修葺玄奘墓塔、重修南華禅寺、邀請太虛大師重整雞足山佛教等護法舉措。曾任江蘇省建設廳長、皈依印光大師的王柏齡，護持佛教不遺余力，對振興揚州佛教貢獻尤巨。歷任浙江都督、山東省長、內務總長等高官的老光復會員屈映光，及任廣東省主席、行政院代院長等職的陳銘樞，一密一禅，積極護法，後者建國後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為《現代佛學》雜志社和中國佛教協會的重要發起人。朱子橋居士在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地方長官期間，協助倓虛法師建寺辦學，振興東北佛教，抗戰中在陝西放赈時，重修塔寺，興辦佛學講習所、慈恩學院，影印《碛砂藏》、《趙城藏》，於振興西北佛教貢獻巨大。近現代名居士中，如梅光羲、黃涵之、蔣維喬、江謙、謝健等，也皆曾身居顯要。 近現代居士中，還有一批工商界人士，他們以雄厚資財資助佛教事業，為佛教復興運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如武漢巨商王森甫、在上海經營藥廠的玉慧觀，皆皈依太虛大師，對大師在武漢、上海推進佛教事業捐資甚多。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王一亭、聶雲台、馮夢華、方子藩、聞蘭亭、簡玉階、簡照南等，皆為佛教護法。王一亭為著名畫家，歷任中國濟生會會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上海佛學書局董事長，一生對佛教及慈善事業捐資甚巨。實業家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將其住宅南園(‘覺園’）捐給佛教，成為上海佛教淨業社和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會址。 近現代廣大居士不僅熱心護持佛教、弘揚正法，而且多解行相應，精進修持戒定慧，尤以虔修淨土法門者為多。如楊仁山居士日理眾務，夜修禅觀，念佛不辍，數十年如一日。夏蓮居、黃念祖、顧淨緣、屈映光、李炳南、王家其、吳潤江、陳健民等居士在個人修證上的成就，為廣大佛教徒所宗仰，多有論述修證的著作傳世。夏蓮居、黃念祖教禅淨密兼通而力弘淨土。顧淨緣、王弘願、馮達庵等弘揚東密，為傳法阿阇黎53。屈映光、王家其、吳潤江等虔修藏密，皆稱上師。陳健民居士還弘法於美國，《曲肱齋全書》為現代密教學最重要的著作。蔣維喬居士多年精修禅觀，其《因是子靜坐法》等書，開以氣功養生渠道推廣佛法的先河。劉洙源居士晚年辭大學教職入山潛修，在觀行方面卓有心得。袁煥仙、賈題韬、南懷瑾等參禅說禅，影響甚大。 近現代居士們還多積極投入慈善救濟事業，在社會民眾中具體實踐菩薩道濟世利人的精神，如王一亭多年致力於慈善公益事業，與人共同舉辦義赈會、孤兒院、殘疾院、難民收容所等，他每年數萬元的書畫收入都用於布施，被譽為國內頭號慈善家。高鶴年居士多年經辦義赈，曾多次親赴徐淮、京津、湖南等地視察災情，赈濟災民，有《名山游訪記》傳世。施省之曾創辦北京中央醫院以惠貧病，資助各學校。王一亭、黃涵之、屈映光、趙樸初等抗戰期間在上海設立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進行難民救濟工作，獲得社會好評。積極投入救濟、公益事業，救助貧病苦難，造福社會，已成為近現代廣大居士們共認的必盡之責，自覺參與者不計其數。 （二）星羅棋布的居士團體。 大大小小的居士團體紛紛湧現，遍布全國各地城鎮，是近現代佛教運動中引人注目的新景象。霍姆斯•維慈(HolmesWelch）在其《中國佛教的復興》第四章描述：‘民國時期居士組織層出不窮。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它們就像酵母中的氣泡，產生又消失’，‘像上海、武漢、北京、杭州、寧波、福州等地，佛教組織穩定而興旺。’據1930年的一個統計報告，佛教組織在長江流域、廣東、北方、東北便多達571個，其中多數完全由居士組織管理，尚未包括西北和西南等地。霍姆斯•維慈在其著作中指出：‘以居士為主體的地方佛教會，與僧人把持的全國性佛教組織及其分支有著明顯差別：居士們入會是為了參加功德活動，而僧人則是為了保護廟產。’這一說法大概較為客觀。近現代的居士團體，多數與古代的法社、香火社等性質相近，是以佛法修持(包括研究、講經、禮誦、法會、參禅念佛、慈善事業等）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在家佛徒教團，實際上應看作實踐大乘道的在家菩薩僧團。 近代最早的居士團體，是楊仁山居士於1910年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創立的‘佛學研究會’，該會以研究佛教義學為宗旨，由楊仁山居士定期主講經論。此後，以會、社、居士林、精捨等命名的各種居士團體，在各地紛紛建立。如1918年，江謙居士在浙江婺源建‘佛光社’，率眾同修淨土。1920年，王森甫聽太虛大師講經後即席組織‘武漢佛教會’，後改組為‘佛教正信會’，入會者達數千人。1922年，吳璧華居士在永嘉成立‘蓮池海會’，後來他又被推為‘杭州佛學會’會長。1930年，胡子笏等發起成立‘華北佛教居士林’於北平，該地的居士團體還有周叔迦等於1941年成立的‘中國佛學研究會’等。工商業者雲集的上海，居士佛教最為活躍，先後成立的居士團體有‘上海佛教居士林’(1919）、‘上海省心蓮社’(1930）、‘上海佛教淨業社’(1922）、‘功德林佛學會’、‘真淨蓮社’、‘法明學會’(1935）、‘上海佛教青年會’(1946）等。天津、長沙、寧波、重慶、成都等各大都市，乃至偏遠的甘肅、青海、新疆、雲南等地，也都先後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居士團體。 目前國內恢復活動、較為活躍的居士團體還有北京佛教居士林、寧波佛教居士林等。在港台地區，居士佛教十分興盛，居士團體甚多。台灣最大的居士組織‘中華佛教居士會’成立於1968年，下屬47個分會，主要致力於慈善事業。香港的‘佛教法住學會’則以從學術文化立場推動佛教思想的現代化為主旨，經常開展佛教學術活動。 各地較大的居士團體如上海佛教居士林等，都有固定林址，林內一般設有佛殿、念佛堂、放生池、佛教圖書館、閱覽室、法物流通處等，經常開展共修、講經說法、研討佛學、舉行法會等佛事活動，多出版發行刊物，流通經書，並開展慈善救濟事業，施醫施藥，救濟貧病老弱。總之，是進行集體修持，共修菩薩道六度四攝。居士們從集體修持中可得互補互助之益，互相策勵，交流心得，帶動後進。居士團體還以集體力量投入較大的慈善救濟、福利公益事業，開辦醫療、養老、育幼等機構，並能以集體力量維護佛教權益，是一種有益於佛教和社會、甚便於有關部門管理的群眾團體。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居士團體在組織制度、活動方式等方面，已積累了大量成功的經驗。 近現代居士團體中，還有一類專屬某一宗派，以研究和修學為主旨，如韓清淨等在北京創立的‘法相研究會’(1921）、‘三時學會’(1927），范古農在上海創立的‘法相學社’(1947）等，專門研究、講習法相唯識學。王弘願在廣州主持的‘解行精捨’，顧淨緣在上海建立的‘瑜伽學會’、‘畏因同學會’等，專門弘傳唐密。王骧陸在天津、上海等地所建‘印心精捨’，專門傳修‘心中心’密法。王家其在昆明所建‘蓮花精捨’，吳節持、伍海池等在長沙所建‘粵開佛教居士林’(1935），段祺瑞、湯住心、屈映光等在上海發起成立的‘菩提學會’(1934）等，專門弘傳藏密。袁煥仙、賈題韬等在成都建立的‘維摩精捨’(1943），專門參修、研究禅宗。在港台地區，此類居士團體為數甚多。 （三）僧俗關系的合理定位。 隨著居士運動的勃興，僧俗關系，成為近現代佛教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近現代居士的絕大多數，出於佛教以比丘僧為中心的傳統，對僧尼尤其是戒行嚴謹、見地真正、有修有證的高僧相當尊重，一般都到寺廟裡從僧人受皈戒，多拜某位所敬重的僧尼為師父，盡承事供養之責。各居士團體，多禮聘高僧為導師，常請法師講經說法，傳授皈戒，主持法會，並常護持寺院、供養僧眾。 但是，出家眾中的一些人，及一些在家居士，出於僧尊俗卑的傳統觀念，對居士佛教頗有看法，認為住持佛法乃比丘僧之職事，白衣弘法乃佛教衰亡之征兆，居士講經說法、灌頂傳法被認為不如法，僧尼問學、禮拜、供養大德居士，更被斥為有辱僧格之舉。在居士界，有少數人出於對僧尼素質低劣的不滿，反對僧尊俗卑，認為佛法應由居士住持弘揚，不必以僧尼為中心，被稱為‘二寶居士’。僧俗矛盾，因而成為近現代佛教界的一個重大問題，曾經尖銳化，發生過內院與武昌佛學院的爭斗，及王弘願因灌頂傳法被僧界群起而攻之等事件。 僧俗矛盾的存在和解決，終歸基於對居士在佛教中應有地位及對僧尼隊伍現狀的認識。在僧人方面，對居士的不滿主要在於居士群起弘法喧賓奪主，侵犯了傳統的比丘尊嚴，認為白衣54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講經說法、灌頂傳法，僧尼絕不能師事、禮拜、供養居士。在居士方面，少數‘二寶居士’認為時屆末法，僧尼偽濫，無僧可寶。這兩方面的認識，都有一定依據而皆帶片面性，需要宗依經論，考察現狀，澄清誤會，端正認識，對僧俗關系作出合理如法的定位。 無論從佛言祖語、佛法義理還是佛教現狀看，白衣不能住持佛法，不能講經說法、灌頂傳法，僧尼不能師事居士等觀念，都是沒有多少根據、甚而違背佛言祖意的偏見。歐陽竟無在《支那內學院院訓釋》中，廣引經論，列舉古德例證，對唯許聲聞為僧、居士非僧類、居士全俗、居士非福田、在家無師范、白衣不當說法、在家不可閱戒、比丘不可就居士學、比丘絕對不禮拜(居士）、比丘不可與居士敘次十種說法，一一進行了批駁，斥之為謬。其論證有理有據，無可非議。歐陽竟無居士認為：‘非僧不許為師，非出家不許為僧，種種封畦，創為異議，執之不移’，是使大教式微淩夷的重要原因，亟需依據經論，批判迷謬，認清居士亦屬僧伽、當住持正法乃佛陀教法本有的精神，長期以來僧主俗從的慣例應當改變。印順法師站在僧人的立場，通過其嚴謹的佛學研究，得出了和歐陽竟無幾乎一致的結論。他在《佛法概論》、《建設在家佛教的方針》等著作中，引證經論，證明在家二眾為‘七僧伽’所攝，出家在家在修證上完全平等。‘白衣能理和同證，也可稱之為僧伽，而且這還是真實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贊歎。’他論證大乘本為在家眾的運動，大乘道的實踐應以身處社會民眾中的在家眾為主體，長期以來僧主俗從的結果，導致‘學佛等於出家’的誤會，使佛教與社會脫節，凋零衰落。振興佛教，必須著重於青年、知識界、在家眾；在家佛教的建設，以建立居士道場(優婆菩薩僧團）和佛化家庭為兩大要務。印順法師對在家佛教的論述中，蘊含著應時契機的深睿智慧，是從對佛陀教旨的深徹體認和對佛教歷史的深刻反省中得出的遠見卓識。 就近現代佛教史看，居士與僧尼共同住持正法，共成僧伽，已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已是不容否認的現實。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由居士啟動，居士們在佛教復興運動中充當著主力軍的角色，乃有目共睹。在戒定慧修證、講經說法、著書辦刊、組團結社等方面，居士界法將如雲，未必亞於僧尼。在維護佛教權益、進行社會救濟方面，居士的作用更非僧尼所能替代。而佛教復興的經濟基礎，無疑主要由從事生產經營的廣大居士所提供。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護持佛法’等觀念，未免偏面。居士佛教的興盛，未必是佛教衰落的征象，而應看做大乘佛教真正振興的標志。 強調居士佛教的重要性，只是清流正本、糾治偏弊之論，並非否定出家僧尼住持佛法的重要地位。就整個僧界來看，仍是高僧輩出，修行精進、願力宏深者如雲，具備福田資格者在僧尼中仍占多數。僧尼在佛教復興運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無僧可寶之見，顯然十分偏謬。僧尼嫉慢居士，居士輕慢僧尼，都是以我慢煩惱為根，各應自知自省。僧俗二眾猶如手足股肱，應互敬互重，共同肩負起住持佛法的重任。作為居士眾，尤應尊重、愛護、供養僧尼，在儀相上盡量維護僧尼住持、表相佛法的核心地位和僧寶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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