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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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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星雲大師談人生經歷：希望早日看到兩岸統一
戰亂中出家，一甲子弘法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 劉愛成 劉暢 “夜晚，我愛天空點點明星， 白天，我愛天空飄飄白雲； 無論什麼夜晚，天空都會出現了星； 無論什麼白天，天空總會飄浮著雲。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點點的星，擴大了人生。 片片的雲，象征著自由。 ……” 1951年，星雲大師在台灣新竹青草湖畔創作了這首名為《星雲》的詩。他的生活正如詩中所寫，無論黑暗或是天陰，他都在自由地擴大人生的可能——出生於貧苦家庭，卻在全世界建起200多個佛教寺廟，創辦了數十所大、中、小學和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電視台等；沒上過正規學校，卻成了暢銷書作家，著作被譯成英、日、德、法等十幾種文字；沒學過建築，卻憑一筆一尺，設計出氣勢恢宏的“人間佛國”…… 星雲大師把人生比作一條“路”，他說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發展；如果前途沒有路，就表示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條路要靠自己走出來，他將自己走過的路總結為8個時期，以每10年為一個時期，分為“成長時期”、“閱讀時期”、“參學時期”、“弘法時期”、“歷史時期”、“哲學時期”、“倫理時期”和“佛學時期”。 一句承諾，信守一生 1927年，星雲大師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名叫江都的小鎮，原名李國深。母親告訴他，他出生時半邊臉是紅色的，半邊臉是白色的。母親認為生了一個妖怪，幾乎不敢撫養他。過了一段時日，他才逐漸恢復和正常嬰兒一樣。他從小家裡貧窮，母親多病，父親是一位樸實的農民，介乎農商之間。父母生養了4個兒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個弟弟。 星雲大師三四歲時，跟著外祖母學會念《般若心經》，還和七八歲的姐姐比賽吃素。他沒有進過正式的學堂，但背下了家鄉寺廟牆上貼的《三世因果經》。“我一生別無長處，所幸對文字有種莫名的興趣與親切，童年時家中長輩忙於生活，無暇對我施以言教，許多觀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領略和獲取的。”當時物質匮乏，還不能真正地寫日記，他就將一日所思、所記記在心裡，“睡前我會將一日所得在心裡溫習一遍，如此也養成了思考和反省的習慣”。 星雲大師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養，不但給了他一個健康的身體，最重要的是給了影響他一生的性格。他說：“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喜歡苦惱的孩子。”母親雖然不識字，但對於因果、忠義的道理了然於心。他至今還記得和母親的對話：“母親，您的衣服破了。”母親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夠。”無論環境多麼惡劣，母親的心態總是很樂觀。1994年4月，星雲大師第三次赴大陸探親，他來到南京母親的住處，依偎在她的床前，聽從母親的教誨。“我告訴母親，我在台灣有萬千聽眾，但來到南京，我是您的聽眾。母親眼中掠過一絲笑意，她說：‘講經的人不一定能得道，聽經的人反而個個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親將自己做的十幾雙襪子放到我手中，我對母親說：‘我一雙襪子能穿一兩年，您為什麼給我這麼多？’母親回答：‘兒子啊！你可以活到200歲！’母親就是這麼一個善於贊美別人的人。” 自出娘胎，饑餓就常常伴隨著星雲大師，但正是饑餓，讓他從小懂得承擔和關愛。他對童年兩件事記憶深刻：一是為了幫父母減輕負擔，他早晨去撿狗屎，下午去拾牛糞，回來做成肥料賣錢，貼補家用；二是他喜愛小動物，常常蹲下來給需要“過河”的螞蟻搭橋，也會因為鴿子走失而擔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雲大師的父親外出謀生，此後兩年杳無音信，生死未卜，憂心忡忡的母親帶他去南京打聽父親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棲霞寺的知客師，知客師隨口問道：“你是否願意做和尚？”他憑直覺答了句“願意”。“不到半個小時，棲霞寺住持志開上人派人來找我。‘聽說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師父好嗎？’我信口說出‘好’。一句承諾，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單上的學生 1939年春天，12歲的星雲大師在南京棲霞寺剃度。出家時，師父志開上人替他取名“今覺”，意為今天覺悟。後來，他偶然在《王雲五大辭典》中看到了“星雲圖”，上面的解釋是：“宇宙未形成之前，無數雲霧狀的星體結合，又大、又古老、又無際。”他非常欣賞這種寬廣、浩大又無邊的境界，也自許在黑暗中給人光明，於是他把法號改為“星雲”。 星雲大師剃度時，南京已淪陷於日寇之手。“正逢抗戰期，日軍的騷擾，難民的流徙，加上漢奸、‘和平軍’的敲詐，我們只有艱難地與環境作生死搏斗。”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美軍開始轟炸南京的日寇，轟炸時劇烈的震動，把睡在上鋪的星雲大師整個人震落到地板上。“我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跪在佛堂裡，向佛陀及觀世音菩薩祈求獲得聰明智慧。這種祈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長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來，一個甲子還多的歲月，祈願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當時，棲霞寺裡以粥代飯，經常一個月吃不到一塊豆腐一碟素菜，正處於長身體時期的星雲大師仍然與饑餓為伴，“但是想到時代的艱辛、師父的難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卻了饑餓之苦，就這樣我養成能忍的習慣”。 經歷了艱難的“成長時期”，星雲大師步入了“閱讀時期”。最初，他在棲霞寺的佛學院學習，全班約有50個學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時候我愛看小說，成了黑名單上的學生，老師認為，不用功閱讀經論、只沉迷於小說的學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東西方的小說、文學作品、歷史傳記，我讀得津津有味。例如《水浒傳》裡的一百零八將，他們叫什麼名字，是什麼綽號，用什麼武器，穿什麼衣服，我都如數家珍。甚至我還列出三四十人，覺得他們不夠資格當一百零八將中的好漢。對於《三國演義》把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黃忠、馬超列為‘五虎將’，我認為最為公正。當中尤以趙子龍那種不計較、不比較、不鬧情緒，只一心輔佐劉備的精神，最為我所欽佩。” 星雲大師在棲霞寺度過了7年歲月，後來去常州天寧寺做了行單(苦工)。不久又轉到鎮江焦山佛學院。20歲時，他離開焦山佛學院，結束學習生涯。他先到了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在白塔國民小學服務不到兩年，之後又到南京華藏寺，參加同學們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然而時局動蕩，內戰開始，已經不容他有所作為。“因此，在得到家師志開上人的允許後，我簡單帶了幾件換洗衣服，帶領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了台灣。”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灣的情形，星雲大師用“人地生疏”、“走投無路”8個字來形容。“那時，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台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座倉庫裡。還要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九死一生，逃過劫難。” 說來也巧，正是他與生俱來的文學天賦幫助他渡過了難關。他先後前往桃園縣中坜市的圓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靈隱寺，靠給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穩下來。閒暇時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寫下了一本《無聲息的歌唱》。他還主編《人生》雜志，並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後來，星雲大師輾轉來到宜蘭，趴在破舊的縫紉機上寫下了《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當時佛教不發達，為了讓更多的人學習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費都用來購買佛教書籍，送給來寺裡的青年；我甚至經常忍受饑餓，徒步行走一兩個鐘頭，到各處講經說法，用省下來的車費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傳教用的幻燈機、錄音機、擴音器，就是我那時購買的。” 1953年春天，星雲大師開始了人生中第一個關鍵時期，他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開辦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吸引許多青年來學佛。“一些兒童、青年、婦女和有神道信仰的初級學佛者，聽到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這段“弘法時期”也並非一帆風順。一次，台北師范學院(今台灣師范大學)邀請星雲大師去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學校下令取消了”。此後很多年台灣當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學校講演。星雲大師想盡辦法，他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的佛學教授水野弘元到台灣的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但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台灣的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台灣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 “最棘手的是與警察捉迷藏。”一次，星雲大師在桃園縣龍潭鄉一個村莊布教，廣場上有數千名聽眾，大家正聚精會神地聽著，突然傳來警察的聲音“下來，下來！”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講演”。“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當然不敢上台宣布講演停止。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台繼續講。” 他說，另一件煩惱事就是各種應酬。“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召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星雲大師覺得如此下去，終非久遠之計，他開始考慮“定居”高雄。 主管18年就讓位 在高雄，星雲大師選擇了佛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窮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錢的地方，沒有人要，沒有人跟我爭，我終於可以來發揮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開山建設。此時星雲大師正好40歲。他最初是想設立佛教學院，為佛教培養弘法人才。後因發展需要，除了安頓僧侶外，還創辦了各種佛教事業。“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進入為佛教創造歷史的階段了，於是為佛光山訂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時期醞釀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實，‘人間化、現代化、生活化’的人間佛教就這樣確立了。” 從40歲到50歲，正是佛光山的初創時期，星雲大師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西來大學、南華大學和佛光大學，“以教育培養人才”。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重新編印了《佛光大藏經》，還邀請幾名大陸學者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了《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星雲大師就這樣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1986年，當佛光山的硬件建設和弘法事業稍具規模時，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做個示范。那年我59歲，正在身強體壯的時候，外界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裡，自懂事以來，就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為應該以弘法為職，所以對文化教育樂此不疲。” 晚年最放不下的事 如今的星雲大師可謂“無官一身輕”。的確，他不用管事，因為他已經管住了僧眾的心。在佛光山，人們爭相向我們講述星雲大師感人的事情—— “有一次來了十幾萬信眾，住不下，大師知道了，把房間讓給了客人，說自己晚上有事。其實他一個人躲在佛學院的陽台上，坐了一個晚上。” “前些年，一位修行的女學生感歎，自己連口紅都沒有擦過、絲襪還沒有穿過。師父不經意聽到了，竟然在出國弘法時給她帶了國外的絲襪、口紅等物品，好圓她一點心願。海關的人看了還笑話師父，說出家人怎麼買這些東西。” “大師從不用名貴的東西，幾年前他視力就不好，我們想給他換一塊大些的手表。有人給他買了浪琴表，師父不懂就帶上了。一位不知情的信徒說漏了嘴：‘師父您戴著浪琴表呀。’師父一問，知道是名牌，立刻摘下來，沒幾天就送給了別人。” “師父很愛護青年和兒童，來我們育幼院的小朋友，師父說是我們的小王子，不能讓他們覺得低人一等，要像在家裡一樣受寵。”“有一次辦夏令營，來了好多學生，突然水管壞了停水，師父守著工人修理。到了下班時間，工人不肯再修，回家了，師父還在水管旁守著，他說恨不得自己的血液能變成水流入水管。” “師父重視宗教融和交流，比如天主教徒曾來這兒演《佛陀傳》。前些年暴雨沖垮原住民房子時，師父不但敞開山門讓他們進來，24小時打開空調，給他們吃住，而且不管哪一派的教徒，都給他們提供禱告的地方。” 當佛光山日漸興旺，走上了“國際化”道路時，星雲大師又想到了“回歸”。“現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動本土化的佛教，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願望。”而中國佛教的“本土”，毫無疑問在大陸。慈容法師說：“星雲大師一生什麼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對於海峽兩岸的情況非常關注，我們能看出他這種情感是發自真心的。他之所以這樣關心，是因為他感到自己的年紀已經大了，體力已經不夠了，他希望早日看到兩岸統一。” 回首自己一生的歷程，星雲大師感慨地說，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雖然弱小，但總是努力地在閃耀；又像天上的白雲，盡管飄浮不定，但是在無限時空中，一顆顆星星，一片片白雲，所結合起來的“星雲”，卻能夠超越時空，亘古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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