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暴力與非暴力，實際上指向的都是自我犧牲
曼德拉確曾使用暴力，但背景是當時白人統治者瘋狂鎮壓反抗
曼德拉所在的非國大在1912年成立時，本以溫和、改良、合法反對派的形象出現，並長期保持這種形象。但是，南非白人統治者以殘酷鎮壓來對付合法反抗，使溫和派的反抗運動屢屢受挫，人們對改良普遍失望。
這之後，非國大才激進化，曼德拉也成為暴力反抗的領袖。1961年6月，曼德拉創立了非國大軍事力量“民族之矛”並擔任總司令。成立一周以後，民族之矛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水電站、郵電局、市政辦公室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這樣的暴力反抗一直持續多年，曼德拉因此被南非當局和美國列為恐怖分子。
回到當時的情境，如果曼德拉不采取暴力反抗，又能如何呢？1960年，南非黑人發起“反通行證法”運動，結果是不攜帶通行證的黑人領袖被捕，和平示威被殘酷鎮壓。在黑人城鎮沙佩維爾鎮的示威活動中，政府派軍隊動用催淚彈、飛機驅趕，最後警察向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開槍，打死69人，打傷180人。曼德拉看到的，是“種族主義政權的猙獰面目和黑人群眾在白人軍警的子彈下痛苦呻吟的悲慘場景”，面對此情此景，他有沒有除了暴力反抗外更好的手段？正因為曼德拉深知非暴力手段的局限性，所以在多年後依然強調“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種神聖不可違背的原則，而應當把它看作一種根據形勢需要而使用的戰略戰術”。
在白人願意和解的階段，曼德拉又堅決展現出抑制暴力的姿態
到了1990年代初，曼德拉看出，雖然局勢混亂，但白人確有意和解，在這種情況下選擇非暴力，將迎來最終的和平。於是曼德拉轉而成為非暴力的倡導者。
1993年，被視為曼德拉接班人的“民族之矛”前參謀長哈尼在約翰內斯堡郊區的寓所附近被白人槍手暗殺，震驚了南非和全世界。全南非的黑人憤怒了，超過200萬人走上街頭，憤怒和仇恨一時間彌漫非洲之角。 在內亂一觸即發的緊急時刻，曼德拉卻不怕得罪主流民意和自己的支持者，通過國家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向全體公民講話，要求黑人民眾保持平靜。他強調，殺死哈尼的是白人，然而，記下了凶手的車牌並及時報警的，也是白人。曼德拉清醒地指出，“將悲痛、憤怒化為動力，向前邁進，建立一個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才是拯救我們國家的唯一出路。”
形成對比的是，另一位黑人領袖在反抗階段批評激進，在和解階段倡導暴力
在非國大激進化後，非國大中的另一位領袖——布特萊齊非常不滿，他在1972年出任誇祖魯黑人家園首席部長後便退出了非國大，並指責非國大的“革命”傾向，甚至視非國大為恐怖組織。布特萊齊還主張通過溫和改良把南非變成一個各部族自治的聯邦，同時與白人政府保持合作，在全國范圍內打出保守主義旗幟。
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布特萊齊卻在黑白和解的時候變得咄咄逼人、異常強硬。這位一向指責別人有“革命”傾向的“保守主義者”到了多種族大選的前夕，卻說出了這樣的驚人之語：“如果這（武裝起義）是領導我的人民通過急流險灘的唯一選擇，那麼我就選擇這條路！”
曼德拉和上述黑人領袖的不同選擇，實際上是能否自我犧牲之別
曼德拉在獄中曼德拉的暴力反抗，為自己換來的是27年牢獄之苦；而布特萊齊盡管也是個反對派，但至少到1990年時當局從未為難過他。到了和解階段，曼德拉風頭無兩、一呼百應，卻沒有揮使大權；而布特萊齊卻為了爭得一席之地，嘩眾取寵、煽動民意。
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無論暴力還是非暴力，都付出了犧牲自我的代價——犧牲自己的自由、犧牲自己的權威；而後者相反。
曼德拉的暴力與非暴力，也都體現出寬容他人
曼德拉使用暴力，著重於打擊建築、設施而避免傷人
盡管曼德拉有理由以暴易暴，但他並沒有無原則的使用暴力。他主導的襲擊，主要針對官方建築物與軍事、經濟設施，避免殺傷“軟目標”（人）。希望以此喚起白人良知、逼迫當局妥協。這和當時別的激進反抗組織——如泛非大著重襲擊人員、殺害警察、密探、“黑奸”（為白人當局效力的黑人）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語。
曼德拉抑制暴力，是認為對壓迫者也不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
曼德拉在監獄裡直接與最基層的“壓迫者們”親密接觸後，有過這樣一些感想：
“設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的敵人。……其實，並不是所有的獄警都是魔鬼。……即使是似乎最無情的動物，有時也會有一顆寬容的心。如果觸動到他們的心弦，他們也能有所改變。歸根結底，巴登霍斯特並不邪惡，他的野蠻是由於野蠻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他的行為似乎是野蠻的，因為他因自己的野蠻行為而得到了獎勵。”
曼德拉後來回憶說：“當我從監獄走出去的時候, 是要同時解放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當我從監獄走出的時候，同時解放被壓迫者和壓迫者成為我的使命。”又說：“我為反對白人專政而戰，也為反對黑人專政而戰。”
曼德拉向主要由白人組成的南非橄榄球隊頒發冠軍獎杯反觀奧馬爾等人，雖也敢於拋頭顱灑熱血，卻少了曼德拉的寬容，成為新奴役者
世界上還有一類反抗領袖，如伊朗的霍梅尼、阿富汗的奧馬爾等，他們在反抗階段，也展現出了極大的人格魅力。以塔利班頭目奧馬爾為例，他曾痛恨軍閥對當地百姓的橫征暴斂，他說“我們拿起武器是為了實現和平, 將人民從‘聖戰者’統治的苦海中拯救出來。”1994年春, 有一名游擊隊長官強奸了兩名阿富汗少女。奧馬爾得知這個消息後，臨時招募了30多個自己學校裡的學生救出了這兩名阿富汗少女。奧馬爾解釋這麼做的動機時說：“我們在和做壞事的穆斯林戰斗。當有人對婦女和窮人施暴時，我們怎能袖手旁觀？”。為了反抗暴政，奧馬爾數次受傷，失去右眼。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看似正義和勇氣兼備的反抗領袖，在掌權後嚴厲打擊異己，並且幾乎滅絕了民眾的物質生活，建立起比他推翻的政權更殘酷的統治。究其原因，這類領袖不具有寬容精神，要將“敵人”趕盡殺絕、還要將自己的理念強加於他人，從而成為新的壓迫者。這類領袖沒有曼德拉這樣的覺悟或者說格局——“贏得自由並非僅僅要打破自身的枷鎖，還要尊重及增進其他人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犧牲和寬容精神，才是擺脫奴役循環的關鍵
論思想、論治國，曼德拉或許都有缺陷
今人對曼德拉的批評，除了上述說他使用暴力外，還認為他思想左傾、治國無能。
說曼德拉思想左傾，是因為他視一些獨裁領袖為同志、戰友，而且對西方很多時候並無好感。在1990年6月，當曼德拉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時，他卻向歡迎的人群表示利比亞上校卡扎菲等人是“我的戰友”。
說曼德拉治國無能，是因為擺脫種族歧視後的新南非又生出了許多社會、經濟問題。
這些對曼德拉的批評，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其實與曼德拉並列的甘地、哈維爾等“聖雄”，論思想、論治國都被人诟病。甘地思想上主張禁欲主義、治國方面反對工業化；哈維爾思想上批判西方議會政治、治國方面反對市場經濟。
但論擺脫奴役循環，則曼德拉式的崇高人格是關鍵因素
顯然，甘地、曼德拉、哈維爾並不以思想和治國見長，但他們都有另一些共同的特質：個人道德操守高尚，為了反抗壓迫歷經磨難、堅定不移，因而成為維系人心的正義化身；而且他們有多元化的廣闊胸襟，富於妥協，以寬容的感召力起到整合社會的作用。
擁有這樣特質的人，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擺脫奴役循環的關鍵因素。可以說，舊南非作為一個矛盾的火藥桶，能贏得新生，有多種因素，但缺不了曼德拉這個因素。
而新南非盡管困難重重、問題多多，但比起那些奴役循環的國家（如南非的鄰居津巴布韋），其總體弊病又真不算什麼了。
世人皆知奴役苦，也深知自由得來不易，所以他們愛戴曼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