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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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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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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走上“動物解放”之路
我怎樣走上“動物解放”之路 作者：祖述憲 自由思想的人只能這樣，他不僅愛人而且也愛動物。 ——阿爾貝特·施韋澤（A Schweitzer 1875-1965） 一些朋友對我養狗，做起保護動物工作，很是不解。若是時光倒流十多年，我也不會料想到今天：關注動物的痛苦，翻譯《動物解放》，實行素食，並且參與動物保護的宣傳教育工作，建立一種新的精神生活。在常人的心目中，愛護動物是些無所事事、多愁善感的女人們的事情，而我不像是這樣的人。
我畢生從事公共衛生教學和研究，可以說專心致志，至老不衰。青年時代我做過很多令動物十分痛苦的實驗，用過蟾蜍、小鼠、大鼠、家兔、狗和猴子，從不考慮動物的感受，也不憐惜他們的生命。就在我的思想發生改變之前二三年，我還在美國一所醫學院進行大鼠實驗，那裡雖有一些緩解痛苦的規定為我們所沒有，但無論如何動物實驗都是殘酷的。在對待人與動物共患的感染性疾病時，我的專業——流行病學的律令告訴我，動物是病原的宿主、傳染之源，用他們作為研究模型，開發預防疫苗或治療藥物，用處死或者粗暴的方法采取他們的組織作為標本開展調查，有時想方設法消滅他們，進行預防等，卻不反思人類自身行為種下的禍根。同時，在揭露“特異功能”、“氣功騙術”，批評保健品和其他庸醫或“科學”騙術方面，我不遺余力，顯示我對科學精神和維護社會大眾利益的執著追求。然而，在有些人看來，關注動物、敬畏生命和熱愛科學這兩種品質似乎是不能系於一身的。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走上關注動物之路。這事得從十一年前說起。一位同事的女兒要分娩，擔心家裡的小狗會影響嬰兒，於是把狗牽到我妻子的辦公室，讓她帶回家暫養。因為我們住平房，也比較寬敞；家裡有一只貓養了五六年，盡管與人一點也不親密，還有不少壞脾氣，我們都能容忍，照顧得很好。
這是一只雄性小牧羊犬，剛一歲，叫德維，是個洋名字。當時城市雖然對養狗稍有開禁，采取高收費限制的辦法，但當時卻不辦理登記。德維來家不多久，就遇上“創建文明城市”，衛生檢查不准養狗。這時原來的主人也不要他了，叫我們任意處置。我們一時找不著合適的養主，只好東躲西藏，這令我們焦慮不安。不得已，只好把他送到A市的親戚家。我回來沒過幾天，外甥來電話說，大門沒關緊，德維跑了。春寒料峭，天又下著雨，他們兩家人分頭找了半天，沒有找到。我們決定自己去找。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我便趕汽車去了那裡。首先是發布《尋狗啟事》，但被電視廣播報紙一一拒絕，熟人後門都不行，因為原則事大。我們只好四處張貼，第二天市府“文明辦”來了電話，說是有礙市容，要立即清除。張貼確實不雅，但與那些丑陋的大小廣告相比，我們這張還算“清新脫俗”，只是尋狗犯忌。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上百張《啟事》，貼時唯恐不牢，被風雨剝脫，現在要全部揭淨，真是一種折磨。
我帶著德維的相片，在這個城市裡漫游了兩天，沒有見到他的蹤影。於是我和妻子在周末輪流踏上尋狗之路，足跡遍及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結果都是失望。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都嘗到了好像不曾有過的食不甘味的感覺，夜間醒來也會想著此刻他在哪裡？想起林肯所說的話真是貼切（注）。我們如此堅持不懈，親戚們的努力就不用提了。在德維出走整整一個月的那天下午，狗被找到了，大家都非常激動，辛勞終於獲得報償。要是把尋找過程中的趣事寫成一篇“尋狗記”，相信讀者是不會乏味的。一次我的外甥媳婦在火車上邂逅我的一位同事，聊起這個尋狗故事，令她們一見如故，並在一些熟人中傳為笑談。
【注：有一次，林肯送朋友時看見一只小鳥跌落在地，於是他設法把小鳥送回了鳥巢，因而耽誤了朋友的行程。林肯說：“如果我讓這只無助的小東西死在地上，今夜我將無法安眠。”】
找到的第二天，我們便去把德維領回來了，但養狗的合法性依舊存在問題。讀書和追根究底的習慣促使我尋求理性的方法去解決，嘗試與當局打交道。我很清楚，除中國以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是禁狗的，而把狗從養主家裡拉走，當眾活活打死，更是絕無僅有的。我開始調查外國的養狗狀況和管理辦法，與做其他研究工作一樣，首先是檢索文獻。向國外著者發函索取抽印本或著作來收集資訊，是我過去做研究的習慣方法，基本上不會落空。這次也一樣，信發出不久便有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好幾位專家寄來有關狗的各種書刊，有生物學和生態學的，有文化和歷史的，有與人的關系和對養主健康影響的，還有管理和立法的，堆起來約一二尺厚。其中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獸醫學院的瑟普爾教授不僅寄來他的著作，而且向1997年第8屆國際人與動物關系大會組委會推薦，邀請我赴布拉格與會，並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人對動物的態度及其歷史和文化的報告。我之所以寫信給瑟普爾教授，是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在他那所大學的醫學院進修，上班有時穿過他們獸醫院的前庭，經常見到男人和女人們帶著貓狗前去就診，那情景就如同在兒童醫院裡父母們憐愛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們這代人是在閉塞環境中成長的，初次到美國處處覺得新奇，人們對貓狗如此寵愛，怎不令我印象深刻呢？
建國至1980年代，我們社會對狗的敵視和嚴厲管制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的原因。因為，狗作為人類的伙伴雖然已有幾萬年的歷史，但狗作為家庭的親密成員則是工業化社會的產物。所以，養狗長期被我們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狗是地主富人的幫凶；過去流行的“階級教育”總搞“憶苦思甜”報告，講話人總要顯示曾被地主、富人的狗咬過的傷疤，弄虛作假也在所不惜。何況那年頭居住擁擠，人都勉強糊口，哪有東西給狗吃？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對待養狗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人們的態度仍是“寧左勿右”。在討論養狗的會議上，反對養狗者總是大義凜然的樣子，持容忍態度的人是很少數。我的一位朋友是市政協常委，也經常為自己的狗犯愁，我問他為什麼不在會上呼吁一下，他說那氣氛令養狗人無地自容。究其原因，一是由於長期封閉造成的社會觀念落後，二是國人的責任心差和缺乏寬容心的一種反映。由於有些養狗人不負責任，使有些不養狗或者天性厭惡狗的人感到不快，在強勢主流思想的指引下，他們就咄咄逼人，對異見不能容忍，甚至視同水火。於是，我把從國外獲得的資訊介紹給主管部門的主事人員，與他們進行溝通，他們也都通情達理，采納了我的建議，下調登記費，給在較短期限內辦理的養主以優惠。同時，我也開展“做負責任的養主”的宣傳活動，要求養主不僅對寵物負責，而且要對社區負責，與鄰裡和睦相處。
人們恨狗，或者既愛狗又怕狗的另一原因，是狗可以傳播疾病。但是，寵物的傳病危險性顯然被媒體誇大了，充滿誤解和危言聳聽，令大眾恐懼不安。澄清誤解便是我的責任。例如，養狗可以使孕婦傳染弓形蟲病導致胎兒畸形，城市家養的健康狗也帶有狂犬病毒，而且比例很高，這些廣為流傳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不幸的是，這些話經常出自一些專業人士或頭面人物之口。其實，任何疾病的發生都存在一定的條件，動物傳播疾病也不例外。只要養主負責任，給動物接種疫苗，請獸醫進行閹割絕育，圈養在家裡，不讓他們在外流浪，把傳播疾病的條件拒之門外，一般是很安全的。美國的一位兒科專家說：“一個兒童受其他兒童傳染的機會遠比從狗貓得來的機會大得多。”（不過真正關注動物福利的人並不主張飼養寵物，除非收容流浪動物。因為一是不宜把動物當作玩物，同時寵物在繁育、交易和運輸過程中，也受到選育、淘汰和殘酷對待，而且總有不少結局悲慘。）在薩斯病流行期間，一些地方的人們一度驚惶失措，聽信謠傳，無辜的貓狗慘遭遺棄屠殺，我的解釋通過媒體廣為傳播，對於遏止非理性行為起了一些作用。
我本是理想主義者，對身陷苦難的人們總是充滿同情和憐憫，養狗的經歷引導我把對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類動物，並對倫理問題進行追問。施韋澤的《敬畏生命》和辛格的《動物解放》對我的思想起了決定性影響。
彼得·辛格與豬 阿爾貝特·施韋澤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愛因斯坦稱他為“集善和對美的渴望於一身的人”。施韋澤創立了標志西方道德進步的一個裡程碑，即敬畏生命倫理學。他身體力行，為非洲的窮苦人奉獻終身。他指出，要“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聖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就是說只有當我們把所有的生命，不止對人而且對所有動物的生命都視為神聖，產生敬畏時，我們才是有道德的或善的。簡單說，善就是不傷害，不殺生，愛人並愛護一切動物。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施韋澤說：民族主義在兩次大戰中起了惡劣的作用，現在“把天真的民族主義當作唯一的理想”，是各國人民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礙，是危險的。只有通過人道信念超越民族主義，從倫理出發譴責戰爭，才能解決和平問題。歷史證明了他的預言。
彼得·辛格與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彼得·辛格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倫理學家之一。他承繼英國哲學家邊沁的效用主義的道德原則，認為人類平等的基礎，是因為所有的人都能夠感受痛苦。因此，包括人在內的所有動物不分膚色、不分性別、不分族群、不分物種都應當受到一律平等的對待，否則人類的平等也就缺乏邏輯基礎。感受疼痛並做出反應的能力，是所有動物的保存生命個體，避免物種消滅的一種本能，同時也是人們考慮怎樣平等對待不同生命個體的痛苦的一個尺度，主張任何種族、性別和物種的痛苦都應當加以防止和減少。因此，他的道德哲學貫穿於他的倫理生活，致力於消除世界貧困、保護環境和提高動物的生存條件。如果平等是按人類與非人類動物劃界，就是物種歧視，應當像種族和性別歧視一樣加以反對。他的著作《動物解放》喚醒了千百萬善良的人們，對世界范圍的動物運動的興起，起了推動作用。這本書所揭露的殘酷虐待動物的現象無處不在，每時每刻都在我們身邊發生。當我對動物與人的了解和思考越來越深入時，我的內心就越來越多地充溢著對生命的驚奇和敬畏。我越是同情痛苦的生命，自己也越是感到痛苦。“同情就是痛苦”。辛格說，素食是一種抵制行動，但我覺得也是對心靈的撫慰。
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阿爾貝特·愛因斯坦 （1879-1955） 人類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動物，但人與其他動物共同起源於一棵進化樹，有著親緣關系。早在一百多年前，達爾文就在《人類的由來》和《人與動物的情感》中對人與動物的心理能力作了詳細的描述，盡管有很大差距，但存在共同的本能：包括各種情緒、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記憶力、想象力和推理能力，乃至一定程度的使用工具、抽象能力、自我意識、語言、審美感覺和對神秘力量的信仰等，而且“這種差別肯定只是程度上、而非種類上的”，即不是本質的差別。現代對動物行為學的研究已經大大擴展了達爾文的這些發現，動物的認知能力和智慧遠比我們想象的要高。我們沒有權利主宰非人類動物，更不應該殘酷地剝奪他們。我們要善待生命，與其他生靈共享這個星球。愛因斯坦說：“我們的任務是一定要解放我們自己，這需要擴大我們同情的圈子，包容所有的生靈，擁抱美妙的大自然。”他所說的所有的生靈，我以為就是能夠感受痛苦和快樂的所有動物。只有這樣的偉大胸懷，人類的家園才能有持久的安寧。
如今我們的德維已經十三周歲了，健康而快樂地生活著。他對我們的依賴給我們帶來許多不便，使我們與遠方孩子們的團聚機會大為減少，但我們永遠不會嫌棄他，何況他給我們帶來快樂，豐富了我們的精神生活和人生。我欣賞作家鮑爾吉原野的詩意散文，是從“羊的樣子”這篇憐惜動物的文章開始的。他送給我一本《羊的樣子》散文集，題贈稱我是“以科學精神和愛心傳達美好的人”。我願意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注：此文原是應《新京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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