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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我與佛教同在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余秋雨：我與佛教同在   （我在向人宣傳佛教時講得最多的是：不僅歷史上的志士名人都信佛，當今中國的各界名人，尤其是各行各業最著名的人都信佛，如文化界的余秋雨；歌壇的王菲；電影界的李連傑；房地產的潘石屹等等等等，其他名人信佛者更是何止百萬。今天轉一篇有關余秋雨談佛教的文章。）   著名學者余秋雨這兩年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頻繁現身於大大小小的重要佛事，寫下許多文章，成為佛教的宣傳員。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余先生接受了《鳳凰周刊》專訪—— 鳳凰周刊：您這兩年經常參加與佛教有關的活動。請允許我問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您信佛麼？ 余秋雨：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庭都與佛教有密切關系；佛教是一個和我的生命同在的宗教，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寄托都和佛教有關。我沒有皈依，但我對它有著高度的評價和巨大的尊重。 鳳凰周刊：您最尊重哪些方面呢？ 余秋雨：我最敬佩它在民間社會文明的延續中起到的無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的故鄉余姚出過黃宗羲、王陽明這樣的“大儒”，但到我出生的時候，方圓幾十裡幾乎沒人知道那些大儒的名字，在一片兵荒馬亂、盜匪橫行的世道中，唯一與文明有關的，就是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吃素念經的母親。每每念及於此，我就不得不感謝佛教，感謝它在普通民眾的心間建立起來的精神秩序。 鳳凰周刊：相比較其他宗教，佛教的義理是最高深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智者宗教，竟會如此深入中國民間。 余秋雨：佛教為什麼能傳入中國，並生根發芽。如果佛教傳入的是一個文明的荒漠，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但是，佛教傳入中國時，中華文明已經是一個超濃度的存在了。諸子百家早在公元前就已經完成構建，讓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諸多學派的文明體。佛教能夠傳入這樣一個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不一樣、自身文化已經超濃度的地方，並且不是一般的傳入，而是廣泛的傳入——這是奇跡，文化的奇跡。 鳳凰周刊：按照邏輯推理，佛教必定是具備諸子百家所構建的中華文明中不具備的東西。 余秋雨：非常正確，佛教具有特殊魅力。在對人生的關注方面，它補充了中華文化的嚴重不足。你發現沒有，我們的諸子百家，沒有特別關注人生本身的。道家，道法自然；墨家，提倡“兼愛”；儒家，主要講的是治國平天下；那麼多的先哲，唯獨就沒有專門研究生、老、病、死的。在這點上，佛教大幅度地補充了中國文化的因素。 鳳凰周刊：沒錯，佛教聚焦於人間的生、老、病、死，非常的專注和純粹。 余秋雨：而且痛快！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有許多的學派，眾說紛纭，但因為語言太多，有些道理就講不痛快。而佛教非常痛快，生、老、病、死四個字振聾發聩；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都無法對這四個字等閒視之。它的義理也很痛快：每個人在人生的旅程中都會遭遇到大量的災難，這些災難可以用一個字加以概括，那就是“苦”；而苦的原因就是“欲”；而要擺脫這個“欲”，就要把世界看得簡單一點，就是“空”。多麼簡單直接，多麼痛快淋漓！ 鳳凰周刊：當佛教遠離窮人、遠離青年、遠離那些知識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群時，它其實已經遠離了大眾。 余秋雨：是的。所以我以為，佛教要在今天的中國繼續傳播乃至發揚光大，應該學習一下西方宗教的傳教方式，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國的傳播方式。今天的台灣傳播佛教的方式，很值得大陸學習。 鳳凰周刊：您好像很了解台灣對佛教的弘法傳播。能否簡單地介紹一下？ 余秋雨：我就以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與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為例，這兩個佛教組織都擁有百萬信眾。證嚴法師把博大精深的佛教精神首先表現在“救助”二字上。慈濟功德會以醫療為中心，到處救死扶傷，任何地方發生災難，它一定在第一時間趕到。我們承認，證嚴法師和慈濟功德會把佛教精神簡化了，但這種簡化讓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記得住。星雲大師傳播佛教的主要方式是辦學。我曾經多次在佛光山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他們一個個都笑得那麼澄澈，每天忙著利益眾生的事，想出佛茶、滴水書法等開導人心的弘法手段。人類的毛病，說到底不就是兩個麼？一個是“病”，一個是“笨”。證嚴法師更多地針對“病”，而星雲大師更多地對“笨”開刀，他們兩人在這兩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鳳凰周刊：這讓我想到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過去兩千多年的時間證明了佛教的歷史重要性，而這些大師今天的實踐，證明了佛教的現實重要性。 余秋雨：你說得非常好。在我看來，這種證明已經展現得非常輝煌。台灣經歷了如此復雜的現代轉型和內外沖撞，為什麼仍然沒有散？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這樣現實的例子和榜樣，讓我對佛教的前途充滿喜悅的憧憬。   余秋雨在普陀山談佛教 我只是一個文化思考者和文化研究者，每次到普陀山，總覺得除了崇敬之心外，還有一點點遺憾。 佛教聖地它需要有一種精神的啟悟，有一種心靈的洗滌。普陀山佛事很多，香燭很多，但是談佛教和人生的講堂還是少了一點。 平常我是很少參加各種研討會的，但這次我一定要來普陀山，其目的就是一起倡導普陀山文化。 我對佛法了解不是很多，但對人生很有感觸，佛教對我幫助很大，我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個小山村，剛出生時，兵荒馬亂。這時候平心而論，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建立起碼的精神秩序，但為什麼一代代人活下來了，這個社會大體能夠安定，像我還能夠識字求得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這塊土地上一直沒有失去的是佛教的種子。 因為每家都有主婦，每家都有妻子，她們都是佛教信徒的話，用文化語言來說，對每個家庭道德層面底線的維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曾經在小說《文化苦旅》中寫到一個非常驚險的故事，我兩歲的時候被隔壁鄰居的一個土匪綁架，我外婆發現後在後面追，土匪則在前面逃，結果綁匪逃到了一個正在做佛事的寺廟裡，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他進入了一個很擁擠的人群，抱著我邁不開大步子。他聽到了木魚聲，聽到了念佛誦經的聲音，受氣氛的籠罩，他在寺廟裡呆了很長時間，當最後走出寺廟時，他溫和地把我抱回我家中。後來，祖母告訴我，這是群體性的佛教儀式對一個不良之徒暫時性的啟迪。 到現在為止我對學生的第一要求是善良，如果沒有善良，後面的知識什麼都談不上。 大家知道，我換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每個工作是我在做得最好的時候離開了。這點對於不了解佛教文化的人一定感到非常驚奇。但我相信，對佛教比較理解的人一定能夠領悟我的行為。其實，你認為你是什麼家、什麼專業其實都帶有很大有虛假性。你是偶爾的進步，哪怕你有很大有成就，你也不能執著於此，你要破除這個執著。大家知道我做過一段時間的院長，在做得最好的時候，我提出辭職，我一定要用我的行為，破除一個做官的執著。我不斷破除對生命的執著，我把握住了自己生命的自由。在我不斷破除我的崗位甚至官位時，我還要破除空間的執著。 在《千年一歎》我寫到法顯和玄奘，在巴基斯坦的一個山頭發現年邁的法顯從中國回來，還有年輕的玄奘，他們非常不容易。因為路上要背很多東西，不僅有經文還有禮物，他們還要投宿。一路上，我不斷尋找他們的足跡，使得我能走完這麼多的路，這一點要感謝古代佛教旅行家的鼓勵。但是破除空間之後，你的文化感覺和人生感悟會完全不一樣了。 在考察的最後一段時間，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追蹤佛祖釋伽牟尼的誕生地，一直到他苦修的山洞。那真是艱難。當時感覺佛祖釋伽牟尼在苦修的時候看多了太多的苦，所以在尋求一種擺脫苦的真理。來到菩提樹下打坐，一點一點使我對釋伽牟尼這種非常偉大的求得自己解脫和人民脫離苦海的精神，求得了自己的理解，有了親身體會。 現在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在這個競爭戰場越來越大，競爭程度越來越激烈……在當代中國大陸發展下去有些情節十分可怕，在這個情況下面，很多人希望通過文化來解決，其實文化裡面有很多復雜的事情，光講文化是不能解決的，但是佛教文化可能拯救，帶來生機，否則，精神全面下滑，所有的生命質量都會大大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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