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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駒對於特異功能與鬼神的所見所聞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千家駒對於特異功能與鬼神的所見所聞     千家駒（1909—2002），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民盟中央副主席。著有《中國的內債》、《新財政學大綱》、《中國貨幣發展簡史》等。 千家駒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是浙江省金華地區首位中共黨員。他師承胡適，與吳晗有“五同”之誼。周恩來曾告誡他不要鋒芒畢露，毛澤東曾與他探討中國革命的前程，蔣介石曾對他進行勸駕與封殺；他差一點被軍閥政府槍斃，“文革”中跳崖自殺又被救起；他在全國政協大會直抒胸臆而博得空前掌聲；他著作等身，鄉親為之建了藏書閣；他一生服膺馬列，皓首之年卻在異國“皈依佛門”；逝世前兩年，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為其賀壽…… （原文題目：千家駒對於特異功能與鬼神的所見所聞）     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對鬼神之類的東西，從小時候起就根本不相信，認為這些都不過是封建迷信。但年歲既長，更事已多，知道有些事情單憑常識是不能判斷的。 對於人體的特異功能，我最初是半信半疑，但親眼看到之後，才深信不疑。世界上的確有許許多多的現象(所謂“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用常識以及目前的科學水平尚不能說明，但它確實客觀存在，不容否認。人體的特異功能，即其一例。這裡說說我親自經歷的試驗。 關於特異功能，許多人知道有張寶勝其人。他是一個不滿30歲的青年，從小就有透視的能力。我先拿一張信紙，在信紙上寫幾個字，封在一牛皮紙信中，再用膠水把信封好。當我寫字時，張寶勝不在場，信封好後，張寶勝不僅認出我寫的是什麼字，他自己也在信封上寫了一句話：“祝千老長壽健康。”寫好後，我們拿了一塊水果糖，用信封把水果糖卷起來，卷好後我拿在手裡，張寶勝在我手上一拍，我打開手掌，水果糖已經進到信封裡面去了。這時信封尚未打開。張寶勝又在信封外撕去一小紙條來。等我們打開信封一看，不但水果糖在裡面，而且張寶勝在信封上寫的那句話，竟在信紙上重現了。同時，信紙被撕去了一小條，就和他剛才從信封外面撕去的一樣。直到現在，我還把這個信封、信紙以及水果糖保留著，作為紀念。 接著我們又拿一瓶降壓靈藥片，尚未開封的。我拿著藥瓶，張寶勝用手一拍，一百片藥片全部掉了出來，而藥瓶密封如故，瓶內則空空如也。 以上是我親眼所見。張寶勝簡直象一個魔術師，但他與魔術師根本不同的是，魔術師變戲法必須使用道具，而道具一定是他自己准備的；而張寶勝卻什麼道具也不用，信封信紙以及藥瓶等等都是我們隨手給他的，因此他不是變魔術。所有的魔術都是假的，主要是通過道具和魔術師特別快的手法，瞞過人們的耳目。而特異功能卻是真的，他不需要任何道具。趙樸初先生也曾告訴過我，他把自己的一張名片用嘴咬爛，張寶勝竟能使之復原。這我雖未親自目睹，但我相信趙老的話是真的。 人體的特異功能是一門新型科學，目前尚未為現代科學所能解釋，所以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但某些人具有特異功能，我想這該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 關於用特異功能看病，我還認識一位叫趙群學的女大夫。趙群學原為貴州一農村婦女，不識字，沒有文化，後來得了一場瘋病，忽能透視人體，治起病來，其效如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巫婆”投入獄中。在獄中趙群學繼續為同囚難友和勞改農場的干部治病，成效顯著，於是奇跡外傳。“文革”之後，趙群學獲得平反，而且被護送到北京。從“勞改犯”到“保護研究對象”，中央許多首長都請她看過病。經朋友介紹，1987年的一晚，我請趙群學來到我的家裡，為我診斷。那晚我家裡坐著許多客人，都是第一次與趙群學見面。趙一見我就說我的身體好，也沒有什麼病，而且手腳靈便，走路輕快。又說，她看到我的新的血液在生長，好象老樹發出新枝一樣。她又看了別的人。座中有我一親戚，比我年輕卅多歲，趙不但指出他有許多病痛,，並且在頸部有一傷疤。原來我這親戚是個電工，20多年前從電線桿上摔下來，故留有傷疤。現在傷疤早愈，並且長滿頭發，但她竟能看得一清二楚。以後我又介紹黃苗子夫婦、吳祖光夫婦請她看過，她說的病情都符合實際。趙大夫還有一神奇之處，是她會遙診。就是說，你拿一親屬相片，或報上姓名，她竟能說出病情來，絲毫不爽。所以許多人都說她簡直是“神仙”。趙群學治療也不用什麼藥，除按摩外，一般都是用茶葉。經她發功把茶葉捏搓之後，據說便可以治病。或者用饅頭，經她施功後，食之即能治病。但饅頭不能放久，所以一般用茶葉。而且她為甲施功搓過的茶葉，不能用之於乙，否則無效。北京的科研機關，曾經做過化驗，凡經趙大夫用手施功捏過的中藥，與未曾捏過的成效確有不同。對於服用茶葉的效果如何，我不敢妄加推斷。 在我看來，人體的特異功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為現代科學還不能說明便否認這一客觀存在。葉劍英在目睹了張寶勝的特異功能之後也說：“你自己寫了字，又沒讓他看，他認出來了，這樣證明存在著這一現象。” 說完特異功能，再說鬼神。提起鬼神，那當然屬於迷信了。但世界上也確有些事是難以解釋的。1938年，我在桂林廣西大學讀書。有一同事熊得山先生去世了。熊先生也是當時我國著名的一位社會學家，曾寫過許多進步的文章。熊先生安葬的當年中國新年，他家裡人去掃墓。掃墓歸來，熊先生鄰居的一個女傭忽然昏迷不醒。鄰居亦是西大教員，遂請校醫陳炎冰大夫為之針治。陳大夫正准備為女傭打針時，忽感一陣頭暈，此時，女傭忽作熊先生之聲，說：“我是熊得山，你不要給我打針。”旋即呼其夫人及兒女至，一一囑咐家事。又說，其居處(安葬熊先生的地方)過於潮濕，須遷居。最後說聲“我走了”，女傭就蘇醒過來，但卻對剛才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這件事我雖未目睹，但熊老的兒子與陳大夫均親口告訴我，所說完全相符。如果熊老家人故意編造的話，究竟其目的何在？而且陳炎冰大夫更沒有必要來參加這一套鬼話的編造。後來熊老的家屬去察看墳地，果見其瀕臨一小河，有時河水上漲，就漫到墳邊。所以我相信確有其事。但如果這是真的話，豈非人死後真有靈魂？況且女傭非熊老家之女傭，一個是老知識分子，一個是文盲，一是男性，一是女性，鄉音不同，籍貫亦不同，鄰家女傭何以能模仿熊老先生說話的聲調語氣，且對家屬諄諄囑咐，此真乃常理不可解也。 還有，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之先生曾經親口告訴我一件事，我國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死於1935年一次偶然的煤氣中毒。丁文江曾對胡先生說，他的祖先均不足50歲去世。1935年，丁將滿50歲，他恐怕自己過不了這一關，所以事先寫好遺囑，寄存在一個朋友家中。果然，這一年丁先生勘測湘桂鐵路去了衡陽，結果死於衡陽旅館中。這也許是一種“巧合”，但這一“巧合”，豈不證明“生死有命”、“在劫難逃”嗎！ 我是不信鬼、不信神的，但世界上的確有許多怪事難以解釋，與其根本否定，還不如存疑為好！所以我最服膺孔子的兩句話，其一“敬鬼神而遠之”，其二“祭神如神在”。有人問孔老先生以鬼神之事，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說他不知道。孔子既不相信有鬼神，但也不加以絕對否定，這才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 我這篇文章，在青年們看來，未免要視為宣傳封建迷信，但我自信決沒有這種意思，我不過實事求是地說說我之所聞罷了！ ——摘自《科學博覽》1989年4月第2-3頁   附：千家駒簡介   1936年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常委。194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全國工商聯、中國財政學會、中國金融學會顧問，中國錢幣學會副理事長兼《中國錢幣》主編，民盟第一至三屆中央委員、第四屆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是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文革中遭到嚴酷迫害。1989年6④後留居美國洛杉矶。1991年3月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決議，鑒於他嚴重違反政協章程，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民盟中央決議撤銷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職務。後回國居住在深圳，2002年9月3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歲。   主要作品 　　著有《中國的內債》《新財政學大綱》《中國貨幣發展簡史》《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廣西經濟概況》《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等。   活動年表 　　1909年8月生於浙江省武義縣。 　　1926 年17歲時考進北京大學，一邊讀書，一邊參加中共地下活動。 　　1931年，他是“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強烈譴責南京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後來在南京被捕，押回北京。北大非常學生會成立時，他被推舉為主席。 　　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他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廣西大學教授，《中國農村》《經濟通訊》主編，香港達德學院教授。 　　1936年千家駒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理事。 　　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從事民主運動，並為《大公報》撰寫社論。後回廣西，在黃姚與歐陽予倩等辦《廣西日報》昭平版。勝利後又去香港，辦《經濟通訊社》，兼達德學院教授。 　　1945年8月13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南方總支部秘書長。 　　1949年參加籌備並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等職。他是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 　　1989年6月客居美國洛杉矶。 　　千家駒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領導，對鄧小平理論表示堅決擁護，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歡欣鼓舞。 　　後由美國返回祖國，居住在深圳。 　　千家駒先生住院期間和去世後，李瑞環、丁石孫、王兆國、費孝通等領導同志和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問和哀悼。   社會的良知 　　年屆80的時候，由於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駒，仍如此回憶他的青年時代和新中國建立初期時的感受：“回想我們青年時代，為了社會主義在新中國的實現，九死一生，顛沛流離，但我們從來沒有後悔過。”他還說，“我雖不是黨員，周恩來總理是把我當成自己人看待的，因為我追隨黨一輩子。” 　　與大多數那一輩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千家駒也逃脫不了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運動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騰。在各民主黨派當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駒盡管是漏網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為他的“右派”言論作檢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眾斗爭。那時，他甚至“決心了此殘生”，跑到香山跳崖自殺，被救後又表示後悔。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到：“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干校勞動改造，日後他把那段生活形容為“啼笑皆非，動辄得咎”。   “文革”過後情況 　　“文革”過後，千家駒以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國政治舞台。隨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國政協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一度在北京舉行的“兩會”逐漸成為了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並為大眾傳媒所關注。也在這時，千家駒成為頗為著名的公眾人物，因為在每年召開的“兩會”上，他是一顆“明星”。   在“兩會”上“敢言” 　　千家駒這時“出名”，因其在“兩會”上“敢言”。比如，針對當時國家及地方教育投資欠債過多、知識分子待遇過低，他談到知識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齡五十歲、一家五口人、工資五十元”，將知識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盡致。事隔多年之後，一位當年在現場采訪的記者仍不忘當時的情形：講了30多分鐘，掌聲30多次。 　　千家駒當時力議，把基本建設投資壓縮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長教育經費一倍，真正把教育當做生產投資，當做硬任務，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作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僅僅局限於研究生、大學生的數量。 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 　　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千家駒，在經濟學上並無大量的著述，這種情況在他那一代學人中較為普遍。因此，如今在經濟學界，問及千家駒的學術成就，大多不能詳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有這樣一句評價：“社會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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