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揭食品加工黑幕 自費十萬元行走七十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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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老土”的孫煥平在宣講食品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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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老土"的孫煥平在宣講食品安全。 |
孫煥平是江蘇淮安市一個普通的農民,曾經販過雞,賣過豆芽,做過豆腐,開過火鍋店,但終因受不了給雞灌沙子、在豆芽裡放激素、在豆腐中加雙氧水、用回收油做火鍋……而一再改行,直至他因“良心不安”,自費10萬元,行走28個省市區、70余個城市,揭露食品加工黑幕。
他為此受人白眼,遭人排擠,妻子還以離婚告誡,但他仍然堅持宣傳食品安全至今。
不過,因為改變很少,做豆芽的被罰款後,還是在照舊做毒豆芽,孫煥平有點“喪失信心”了。現他更希望用實際行動來保障食品安全。“我想自己租幾百畝地,種有機蔬菜,我多給市場供應一些安全的食品,人們就少消費一些不安全的食品。”
揭露行業黑幕只因良心不安
孫煥平始終認為,自己之所以走上食品安全的宣傳道路上來,是“骨子裡面就有的一種正氣,做任何事都是這樣”。
最早接觸到食品加工領域,是孫煥平16歲時,跟著姐姐販了兩年雞。當時,雞販用石膏、小麥面、沙子攙和了塞到雞肚子裡,來增加雞的重量,已是這個行業公開的秘密。“為了生計的需要,我們家當時也這樣做,但我總是覺得這樣不好,所以,我只是騎著自行車,掛兩個籠子去鄉下收雞。”
有一次,因為姐姐生病了,孫煥平只好自己帶著灌好沙子的雞到農貿市場賣。一個老奶奶走到他的攤位前,直接問他這裡面有沒有灌沙子,“我當時臉上就紅一陣白一陣的,不知道該不該給老人家說實話。”孫煥平回憶說,“最終我還是給老奶奶說了實話,而老人家也買了我的雞。不過,第二天我就被市場管理的人訓了一頓,說我怎麼能告訴別人裡面灌了沙,壞了規矩。”
之後,他又學了生豆芽,做過豆腐,但都因為良心的不安,又改行做了別的。
生豆芽要高產、美觀,就要使用激素和保鮮劑,他不願用,最終賣相不好的豆芽,也無人問津;而做脆豆腐,還花了他2000塊的學費,在學成回來做脆豆腐的第一天,他就賺了238塊錢。但因為裡面添加了工業用鹼和雙氧水,他的手第三天就蛻皮了,“自己都不能吃的東西,怎麼能給別人吃呢?”,他最終也退出了這個行業。
“我後來做過火鍋店,但是開了三個月就不開了,小吃店也是,都是因為跟合作人的經營理念不符合。”孫煥平說,“我就主張用貴一點、好一點的材料來做。就拿火鍋油來說,我說這個油不能回收,但是合伙人為了多賺錢,不同意,我改變不了他的想法,一氣之下,就退出了。”
“因為我做的行業很多,鄰居們都叫我‘老改行’。”孫煥平說。正是接觸到的食品加工行業越深入,孫煥平越覺得自己有必要把這些行業黑幕告訴公眾,“看著阜陽的大頭娃娃事件,蘇丹紅事件,我當時就覺得中國的食品安全遲早要出大問題。周圍那些人只顧著賣相好、賺錢,什麼工業添加劑都敢往裡面加,我內心非常痛苦。”孫煥平說。
2007年5月17日,孫煥平第一次走上淮安市楚州區的街頭,宣傳起了食品安全,“517的諧音就是‘我要吃’”。但這一次上街宣傳,換來的只是食品監管部門的一頓批評,“因為這是我個人的宣傳行為”。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後,孫煥平就想在全國巡講,揭露食品加工行業黑幕,但第一次上街的經歷,還是讓他不敢“妄動”。直到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通過後,他在這部法律中找到了鼓勵“社會團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開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規以及食品安全標准和知識的普及工作”的條文。他這才將自己開始全國巡講的計劃拿了出來。
他從親戚家借了些錢,買了一輛車,帶著帳篷和被子,就和外甥在4月7號踏上了全國巡講的道路。而不支持他行動的妻子,也在3月就被支到外省做生意去了。孫煥平的這場巡講活動,耗時7個月,花費10萬余元,走遍了全國28個省市區70余個城市。
我一個人的力量太薄弱
直到現在,孫煥平的妻子仍然不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我們自己不做有毒的食品就好了,別人做我們就不要管了。”孫煥平說,“從現實社會來看,我覺得我愛人是正常的,我覺得我的是不正常。如果從中華民族5000年來的倫理道德上來說,我是正確的。我也很矛盾,我一個人的力量太薄弱了。我想聯合一些人一起來做這件事,但是特別特別難。”
因為孫煥平的宣傳,讓周圍做食品加工的朋友都不再聯系了,“我打電話都不接,一個同學的姐姐,現在我去他家都像防賊似的。”。妻子有一次去朋友家,有人就當面說“你們閘口有一個叫老土(孫煥平)的人,總是揭黑幕,搞的不能大家都不能生活了”。妻子最終因為他的“屢教不改”,選擇了離婚。盡管現在妻子還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最委屈的事是被老婆離婚,我都是一個學好的人,又沒有賭博,好人卻拿了離婚證,這讓我很委屈。當然,我也知道她只是想用離婚來阻止我繼續宣傳食品安全”。
孫煥平說自己當初宣傳的目的,就是代表農民要發出一種吶喊:第一是讓國家的監管部門知道,你們要管一管食品安全了;第二是通過他的行動,讓大家知道選什麼樣的食品是安全的,而不能只是為了賣相好就買,從而鼓勵經營者造假;第三,他是希望用自己的行動讓食品經營者來反思,“你們也該用良心來生產了”。
“人活在世界上,要有意義,我覺得我做這個事都是有意義的。”孫煥平說。
不過,現在孫煥平認為這些宣傳,“就是一個形式,效果有限。報紙上是報紙上的報道,作坊生產的人都不知道那些宣傳是干嘛的,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
孫煥平看來,人最起碼的就是一個生存,往食品裡加食品添加劑的人,也是為了一種生存,為了一種競爭。就像生豆芽的人,我舉報了又有什麼用呢,舉報了只是罰了款,但他還要生存,改行又是很困難的事,他能怎麼辦呢?
那個曾和他一起上了央視的做豆芽的朋友,改行兩年後,現在又做回了本行,“畢竟做豆芽比燒電焊要輕松,做豆芽賺的錢還多”。
“現在我都有點喪失信心了。我現在正計劃下村莊去,租個幾百畝地,種有機蔬菜。在自己眼皮下種安全的蔬菜,給有需求的人。畢竟我多種一點安全的食品,消費者就少吃一些有毒的食品。”孫煥平這樣說自己現在的打算,不過,這個計劃也沒得到妻子的支持。(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