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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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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發源於印度,東傳中國,大放異彩,主要得力於經典的漢譯。
  由於佛典的翻譯流傳,帶動佛學的研究風潮,開創出中國八大宗派蓬勃發展的新風貌,並且豐富了中國文學創作的內涵,為中國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也說明中國在哲學思想上,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礎,才有發展的條件。
  中國的譯經事業起源於東漢,發展於六朝,大盛於隋唐年間。有關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漢魏西晉時代--譯經的初創期
  東漢明帝夜夢金人後,曾派蔡愔、秦景到西域取經,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到洛陽,譯出《四十二章經》等五部經,這是中國最早的佛經翻譯。
  初期經典的傳譯並非直接從印度而來,而是從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諸國間接引入。漢朝到晉代,約有六十余位譯經師,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婁迦谶、支謙、昙柯迦羅、康僧會及竺法護等人。當時翻譯所根據的經典,大都是由西域當地的語言或文字寫成,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此一時期的譯經多屬個人翻譯,並無固定人員共同參與譯經,限於人力、財力,只能譯出小經小品,缺乏系統;且來華的高僧皆在傳教余暇譯經,並未取得朝廷的護持,翻譯工作亦無特定地點,文體不一,譯名混淆,故稱為譯經的‘初創期’。
  這個時期佛經翻譯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兩大系統:一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禅學派;一是以支婁迦谶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因此,早期傳入中國的佛經,可以說是大小乘同時並行。
   二、東晉南北朝時代--譯經的進展期
  從東晉到南北朝之間,譯經初期多為私人小規模的組織,後來逐漸受到國家重視,開始出現較大規模的譯經組織,使譯經事業更加蓬勃。譯經師大都來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漢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鸠摩羅什、佛陀耶捨、竺佛念、昙無谶、求那跋陀羅、真谛、佛馱跋陀羅、僧伽提婆、法顯等人。譯出的經典主要有大小乘經論、大小乘禅經、密教經、律典等,內容廣泛,涉及印度佛教各個流派,特別是當時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兩大學說,直接促進當時佛學思潮的發展。此期譯經的特點是傳譯較完備,譯經師有系統的介紹佛經,分判不同宗論著作,確立翻譯文體,翻譯作品不求華美,力求切合原意,這是漢譯佛經的進展期。
   三、唐朝時代--譯經的全盛期
  前兩期的譯經活動雖有中國人參與,然總體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為主譯。本期譯經師則以中國高僧主持譯事,典型代表是玄奘、義淨,他們不但精通華文、梵文,佛學造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設置組織完備的譯場,進行大規模的譯經事業。特別在唐太宗時期,為玄奘大師開設譯經院,譯經者達三千人之盛,這是中國譯經的顛峰期,同時也是佛教的全盛期。其他,尚有般若三藏、菩提流志、實叉難陀等人,也都為譯經事業締造了佳績。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了大量的密宗典藉,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
  唐德宗後,譯經事業停歇,又遭受唐武宗、周世宗的破壞,佛教一息僅存,直到北宋時期,朝廷采取保護佛教的政策,極力提倡中印雙方文化交流,此後從中國到印度求法者很多,印度、西域來華的僧侶也不少。尤其,宋太祖、太宗诏立譯經傳法院於河南開封(國都),延請施護、法天、天息災等人譯經。這一時期譯經事業更盛,且臻於完美。宋、元之後,譯經事業便告終止。明、清兩代,則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譯為漢文的零星作品。
  佛教經典的翻譯,對於佛法的傳播貢獻至钜,這些譯出的經典,經過各代的匯整、刊刻,逐步成為大藏經,流通至今,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偉大的事業。加以東晉道安與南朝梁代僧祐大師先後編制了經典目錄,對佛典的整理,佛教文化的保持,更是具有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對於後世佛法的弘傳,影響十分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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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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