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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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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走進精神公園——訪王雷泉副教授
走進精神公園 ——訪王雷泉副教授 江子 記：禅學在當代中國已有重興的勢頭，可望與西方禅學研究熱遙相呼應了嗎? 王：中國是禅學的故鄉，但當代對它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禅是本世紀初，通過日本鈴木大拙博士等人傳到美國、歐洲去的，以至於有些西方禅者認為是日本“產品”，大批歐美人士到日本學禅，台灣的法師只能去日本才能拿到學位。蘊藏禅文化豐富傳統、遺址的中國在世界禅學熱中竟被冷落，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的悲哀。美國已有幾十所禅學中心，法國、英國、比利時、德國也都建有禅學研究機構，禅學在西方確實聲勢較大。今年三月北京大學將召開的中日禅學研討會，也只好由日本學者唱主角。現在禅由“出口轉內銷”了，一批西方學者的禅學著作已被翻譯過來，每年都有不少日本信徒來中國尋根禮祖。歷史上，六祖慧能創立的南禅從廣東進入湖南、江西，湘、贛是南禅的興盛之地。但遺憾的是，今天這些遺址大都傾圮破壞。日本花園大學禅文化研究所四十多位師生來湖南祭祖，在醴陵雲巖寺廢墟挖出一塊禅宗宗祖墓碑。他們感歎：這在日本是國寶，在中國卻如一錢不值的一坯黃土。國內曾極左地將宗教作“精神鴉片”批判，這確實抑制了人們對禅文化進行客觀的認識與研究的可能性。 記：有學者稱，宗教是一種信仰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它把握的是已知世界與未知世界，已控力量與未控力量之間永恆存在的“空白地帶”，宗教的消亡，至少在可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禅在西方的“熱”，是否可引起一些啟發? 王：西方的禅熱，有幾個原因。西方的哲學傳統，是主客兩分的二元論：人與自然、人與上帝、精神與肉體，理性與非理性等等互相對立。一次大戰後，西方價值觀念發生危機，理性文化發生崩潰，尼采喊出了西方人共同的聲音：上帝死了!一種空前的懷疑意識彌漫西方思想界，禅作為東方思想一部分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禅宗認為，這個世界是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沒有任何部分可以真正脫離其余部分。這對精神與物質、意識與潛意識方面一向有重大分裂的西方文化，可以提供深刻而清新的有完整感的世界觀。加上禅與維特根斯坦哲學、存在主義、玄妙語言學、科學哲學及心理治療等純粹西方產物具有相似性、親和力。因此，巴瑞特稱：“禅對西方人確有一些殷切需要的福音。” 禅是佛教的精華，鈴木大拙說：“禅就是覺悟的修行。”覺悟並不意味著擺脫塵世，而相反是要積極介入生活。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日常生活就是覺悟之路。完美的人，應是動物性、社會性、超越性的統一，禅的經驗歸根結底就是超越，但它將人的內在性與超越性緊緊結合，成佛不離世間，草木皆可成佛，佛就是覺悟了的人。 禅是研究與實踐人的超越性的，這不光是宗教問題，也是哲學問題。因此，禅自有其生命力。 記：中國氣功素有儒、道、釋、醫、武五大主要流派，氣功曾與宗教結下不解之緣。氣功與禅有什麼關系? 王：在我看來，氣功有三個層次：硬氣功是低級階段，道家氣功是中期階段，佛家氣功是高級階段。所謂“練體還精、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很清楚地說明了三個階段。道家功追求打通大小周天，煉丹，還不忘“執著”。氣功的核心在練神不在練氣，佛家功破“執著”而重神思，因此我認為它高於道家功。氣功不同於宗教，它主要是強健身體的手段，國內”氣功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目前推動氣功熱的流行功法。不是高級功法。氣功本身要發展，必須有高深的東西來引導。禅能起提高作用，它的“定學”可以說是氣功，但又不是一般所說的氣功，主要是完整的“練神”。西方人從他們的觀念出發，認為“禅既不是一種哲學，又不是一種秘教，既非泛神論，又非一神論”，但他們都建立很多的禅定中心，每天去打坐幾小時，他們並不教這是練“氣功”，從中卻得到很多益處。 記：中國禅學的再興，可成為聯接東西方思想的紐帶，它的作用除此之外……? 王：我國在思想文化方面正在放棄舊時“大統一”觀念，鼓勵形成一個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局面，不管是什麼思潮，只要能穩定社會，提高人的思想素質，就有其存在的意義。現實是：商品經濟過程中帶來的負面價值，造成道德觀念混亂。先哲曾說：資本的發展，是以道德淪喪為代價，必須有東西來克制它。我認為精神生活的平衡就是克制的辦法，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治理，應建立一些“精神公園”。各種各樣的“公園”都應有，澄清人的思想境界，促人向上。禅強調“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自言“念佛一聲，漱口三日”，體現他反對任何權威，反偶像反教條，注重個體自由，高揚人的主體性。禅把修行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是有積極意義的。有些人可以接受禅的思想，禅便起到了保持“精神生態平衡”的作用。 (原載1989年3月23日湖南《新聞圖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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