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東來
漢明帝 夢金人 求聖教 遣蔡愔 騰蘭來 經像至 初譯經 四十二
在中國佛教史上，大多信眾都以東漢明帝(28—75)永平年為佛教正式傳入東土之始。據說東漢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明帝夜夢金人，身長丈六，項頭有光，飛繞在殿庭上。次晨，帝以夢像詢問群臣，時有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正是他了。明帝聽罷，信以為真。於是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有說二十)人出使天竺，求取佛法。當蔡愔等十八人到達中天竺的月氏國(原居我國甘肅的一個強盛的少數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了大月氏國)時，遇到兩位高僧——攝摩騰、竺法蘭。永平十年(公元67年)漢使、梵僧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和捨利，來到東土洛陽，得漢明帝支持，在洛陽城西修建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據說這座寺院就是以當時馱載經書佛像的白馬而立名的。同時兩位梵僧受明帝之請，住在寺中專門從事譯經工作，譯出了《十地斷經》、《佛本生》、《法海藏》、《僧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可惜除《四十二章經》外，其余四經早已失傳。《四十二章經》約有二千余言，屬小乘“無常、無我、涅槃寂靜”之教義，是漢地佛教中最早傳入的第一部佛經。不過，近有呂澂等佛教學者認為，《四十二章經》不是最初直接傳來的譯本，而是從漢譯《法句經》中隨意抄錄出來的，因為其中有整整三分之二都同於《法句經》。(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佛學的初傳》)
道教徒 興惡念 請焚經 為試驗
據《漢法本內傳》所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71)正月一日，以褚善信為首的五岳道士認為：道經是中國固有的經典，而佛經是從西天竺傳譯過來的典籍，故持入主出奴之見，便邀請一千余道士向漢明帝建議，請求用火焚燒，以驗佛、道經典的真偽。因為道士自稱道經逢火不焚。該年正月十五日，明帝便同意了這一建議，乃召集大眾於白馬寺南門前，分別將道經和佛經放置在提前建好的兩座高台上，然後點火焚燒。
道經毀 佛經全 光熾盛 耀人天
據說道經頃刻之間化為灰燼，唯獨佛經光焰煥發，絲毫未損，五色彩光，直貫太空，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輪，而西天竺兩位尊者也乘機用神通力躍身虛空而說偈言：“狐狸豈獅類，燈非日月光，池無巨海納，丘豈嵩岳嵘。法雲垂世界，法雨潤群萌，顯通希有事，處處化群生。”說偈完畢，道士們有六百多人見二梵僧神通廣大，經像完好，便改邪歸正，而信奉佛教了。
善男女 皆生信 求出家 期現證
當時有不少發心欲學佛法的善男信女們看到道經燒毀，佛經不但絲毫未損，而且光焰煥發，又看到攝摩騰、竺法蘭二梵僧運神通力躍身虛空說偈，不禁使他(她)們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希望能夠出離小家，以期現證真如，直至聖位，而出離三界的大家。
建十寺 安僧尼 三寶備 始於茲
當時依兩位尊者出家修行的有朝野大夫、地方紳士、宮中美女以及庶民百姓共八百多人。漢明帝便在洛陽城內建了三寺，供比丘尼居住，在城外建了七寺，供比丘居住。據《大宋僧史略》卷上〈東夏出家條〉載：漢明帝(58—75 在位)允許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及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可以說中國佛法僧三寶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三寶”：一是佛寶：佛是圓滿覺悟之義，也就是在廣度一切眾生中觀空遣相，破我法執已經圓滿了。廣度眾生能積福德，觀空破執能積智慧，福慧集積圓滿，便能成就兩足尊的佛果。因此，佛又名兩足尊。所以佛就是“圓滿覺悟”的意思。二是法寶：是指佛陀所說能令眾生破迷開悟的教法；若從一體三寶而言，法寶是指因果律和無我律的事法與理法。佛陀所說的教法稱正法，因其是如實、盡量對事法與理法的開顯，所以法就是“正”的意思。三是僧寶：僧是和合義，又是清淨義。和合有事與理的差別：身和同住，口和無诤，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此六和合，稱事和合；一切佛弟子同依於真如法性而證涅槃，名理和合。佛弟子的僧寶，勤修三學，息滅三毒，三業清淨，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僧就是“淨”的意思。具此覺、正、淨，故稱“三寶”。“寶”是何義？根據《寶性論》所說，寶有六義：1、希有義：謂此三者累經百千萬劫，一如世間難得之珍寶。2、明淨義：謂此三者遠離一切有漏法，無垢明淨。3、勢力義：謂此三者具足不可思議的威德自在之力。4、莊嚴義：謂此三者能莊嚴出世間，猶如世寶能莊嚴世間一樣。5、最上義：謂此三者於諸法中為最為上故。6、不變義：謂此三者是無漏法，不為世間八法所變動故。如該論卷二問雲：“以何義故，佛、法、眾僧說名為寶？答曰：真寶世希有，明淨及勢力，能莊嚴世間，最上、不變等。”
關於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東土)的具體年代，很難考定，現被佛教界和學術界比較認可的，除上所說東漢明帝永平年外，還有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說。根據曹魏魚豢所撰述的《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十)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記錄。其後《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魏書·釋老志》等也引用了這段文字。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的地方，口授佛經又是佛教的傳統作法和我國早期翻譯佛經的通行辦法，因此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可信記載。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家均持此說。而呂澂則根據日本某些學者的考證認為：“貴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在貴霜王朝之前，當時是否已有佛教流傳，還值得研究，尤其是授經者是國家的大使身份，說明佛教已成為當時統治階級所崇信才有可能，這就更需要研究了。”(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佛學的初傳》)。
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除上兩說外，還有其他幾說：一是西漢末、東漢初說。有的學者認為西漢末年伊存向景盧口授佛經雖然是確實的，但這只是佛教開始傳入我國的正式記錄，因未受到朝廷重視，未得到傳播，所以當時還沒有宗教性活動。直至明帝永平八年(65)佛教開始在貴族階層得到傳播。當時“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信奉佛教的皇家貴族劉英”(見郭朋《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劉英“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因此漢明帝在給劉英的诏書中褒獎他“尚浮屠之仁祠，絮齋三月，與神為誓”(見《後漢書·楚王英傳》)。所以有的學者認為把佛教視為“仁祠”，正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他的態度，而漢明帝頒诏褒獎劉英正是封建統治集團正式承認佛教地位的明確記載，因此方立天認為“佛教傳入中國應為兩漢之際”(見《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二是漢武帝元狩(公元前122—117年)說。在《魏書·釋老志》中，除引用伊存授經一說外，還依《漢武故事》(劉宋王儉托名班固撰)說：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獲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為佛道流通之漸。(見《魏書志》第二十《釋老》十)三是秦朝說。認為秦朝時佛教已傳入中國。隋朝費長房在《歷代三室記》卷一中說：秦始皇四年，有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攜經來化始皇，被始皇囚禁。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救出釋利防等一十八人，始皇驚怖，稽首悔謝。日本學者則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記載，以“不得”為“浮屠”的異譯，認為秦朝佛教已流行中國。四是先秦說。認為早在先秦時期，佛教就已經傳入我國。如“周世佛法已來”說，把佛教的傳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紀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漢法本內傳·周書異記》)。又有人說孔子已聞“西方有聖者焉”。而據史料推算，孔子和釋迦牟尼屬同時代人，當時儒家、佛教均處初創階段，中國和印度兩國尚無交通關系，所以孔子和釋迦牟尼相互知曉的可能性很小。《拾遺記》中也說：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屍羅……荷錫持瓶，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清代學者俞樾據此條認為此“乃佛法入中國之始”的記載(《茶香室叢鈔》卷十三)。眾所周知，佛教產生於公元前5—6世紀的印度，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將佛教定為國教並開始向國外傳播，所以先秦時期佛教已經傳入中國不大可能。
根據史料考察來看，佛教傳入中國雖不是始於漢明帝，而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和支持，並且還初步建立了佛教道場，可以說是始於漢明帝年代。唐朝韓愈在上唐憲宗的《論佛骨表》中也說，“佛者……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然而一部分佛教學者對永平求法說持懷疑態度，如日本學者鐮田茂雄認為漢明帝感夢求法完全不是歷史事實(見《簡明中國佛教史》)。嚴北溟認為佛教在東漢初年就傳入了中國，但不能簡單地確定在某一年內。任繼愈則從當時整個佛教傳布的形勢，中國和當時西域諸國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後，斷定“佛教……開始傳入當在東漢初年”。
筆者認為，若以國家最高元首正式派人前往西竺國求取佛法，還是應從東漢永平年間漢明帝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在大月氏國迎請攝摩騰、竺法蘭回國翻經算起。若大法從民間(非官方正式)傳入的時間，那還應從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再往前推進一百至二百年間。因此，關於佛教東來的具體年代，看從哪個角度加以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