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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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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陳兵教授：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
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 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的巨大變革，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撞，中華傳統佛學遇到了一系列挑戰。如何適應時勢人心而繼承革新的問題，突出地提到了熱心弘法者的面前。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現代佛教革命的主將太虛大師，便提出過重建中國佛學的方案。一批教界大德，為繼承和重建中國佛學，多方探索實踐，留下了不少成敗的經驗。近四十年來，社會出現新的激變，佛教在飽經劫難後，又迎來了新的轉機。當此百廢待興之際，青黃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問題尚未徹底解決，新問題又層出不窮，有再度滑入低谷之虞。 解決諸多問題、振興佛教的關鍵，首先在於提高廣大佛教徒的佛學水平，樹立正確的主導思想。欲期達此，必須著力解決中國佛學的重建問題，提供一種既契合佛意，又與時代精神，現代社會相協調，適宜於現代人學修的現代佛學。筆者對此思索有年，茲不揣簡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淺見，以與同志者商榷探討。 傳統的成就與特點 對傳統佛學的總結回顧任何新文化的建設，都離不開對舊有傳統的繼承，現代佛學的建設，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對傳統中華佛學作一番總結回顧，以繼承精華，揚棄糟粕。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人中土，綿延已二千年之久。從印度請來的佛學，經漢魏六朝之攝入咀嚼，隋唐五代之消化吸收，宋元明清之傳輸運化，近現代之革新振作，其精華營養，已深深滲透中華傳統文化的骨髓，成為中華文化乃至東方文明的神魂與命脈，並在中華文化肌體中，在與儒、道等學的長期互相作用下，形成了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中華佛學，以中國為中心向外傳揚，復蓋了中華文化圈內的廣袤時空。扎根於中華文化深厚土壤的中國佛學大德，發揮了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優勢，在吸取、總攝印度佛學，建立適合中土機宜的中華佛學方面，表現出中國人特有的卓識睿智，其成就極為輝煌。 中國漢傳佛學的成就與特點，除眾所周知的內容廣博、大乘為主、諸宗之學爭妍斗艷等之外，值得繼承發揚的，大略還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本佛宗經的基本立場 太虛大師曾說過，本佛、宗經、重行的道安系，始終為中國佛教思想的主動流。本佛宗經，意謂以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佛為本，以主要出自釋迦佛所說的經藏為宗，依佛經文字般若所示的智境行果闡釋發揮。漢傳佛教諸宗，率皆尊釋迦牟尼佛為本師，除嗣傳不永的三論宗外，其余諸宗之學，莫不宗依佛經而建立，如天台宗《法華》，賢首宗《華嚴》，淨土宗《無量壽》等三經，較為重論的慈恩宗，亦首宗《解深密》等六經。即號稱教外別傳的禅宗，也將法源上溯於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公案，而且宗依《楞伽》、《金剛》等經印心。漢傳佛教界流傳的佛典中，經藏的影響遠遠超過其它，歷代撰述也以經藏之注解疏釋為主體。與本他佛(非歷史人物的金剛持、普賢王如來等)、本師、宗論的藏傳諸派相比，漢傳佛學本佛宗經的特點頗為顯著。這自與中國本有文化崇先聖、重經訓的傳統有關。 漢傳佛學的這一精神，無疑是應予肯定、繼承的。以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之所修所證為本，乃佛教區別於其它以天啟神降為本的宗教之一大特質，為佛教特具真實性的根本殊勝之點。釋尊由禅思所得的自內證法，為佛法之源，是佛教建立的基本依據。釋尊的自內證法和其應機度人的方便法門，以記述其言傳身教的經藏最為可靠，思想內容亦最豐富全面。智者大師曾言“經富論貧”，後世祖師之造論發揮，及修證經驗之口傳，畢竟是流非源，其內證境界未必及於釋尊之圓滿，其思想內涵未必及於經藏之豐富全面，不無契合後世時機而設的方便之談。欲識佛法本面，體佛陀本懷，最可靠莫過於直承釋迦、宗依經藏，本佛陀所證萬世不移的真理而應紛纭萬變的時勢人心，這是設教弘法應有的基本立場。 二、判教的高度智慧 印度大乘經論中雖已有三乘、三時、五味等判教說，對多種法門進行分門別類，但苞羅未周，影響不大。中國諸宗，莫不以判教說為立宗樹旨之出發點，建立了各自從不同角度著眼的判教說，如天台宗之五時八教、三論宗之三*輪、華嚴宗之五乘十宗、法相宗之三時教、淨土宗之難行易行二道、禅宗之教外別傳、密宗之顯密二教與十住心等，對印度乃至中國的全部佛學內容作了嚴密分析，按說法時間、所對機宜、說法方式、義理之淺深頓漸等，進行分類判釋，抉擇最圓滿了義之說，表現出一種縱觀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析精斷的高度智慧。藏傳寧瑪派的九乘、四宗見等判教說，所判釋的佛法內容更為廣泛。 諸宗的判教說及判教的思想方法，今天即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也多分有理有據，應予繼承發揚。判教說的發達，從一個重要方面表現了中華民族對待外來文化高度開放、吞吐自如的寬闊胸懷。 三、對圓深義理的圓滿闡發 佛經尤大乘經所示佛法之理境，內蘊極為深宏，予後人以發揮演繹的寬廣余地。印度大德對佛經義理的闡發雖然十分精微，但也不免受印度文化傳統和時代思維水平的局限，其闡發尚未能臻於圓極。而且部派之學有刻板煩瑣之嫌，及不符契法印的三世實有、法體恆有等論；大乘後期學說經院化，空、有二宗互诤，違背了佛法圓融無诤及重在離言實證的本旨。 中國大德在極盛期印度佛學的基礎上，對佛法尤大乘義理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發揮，因他們禀有中華傳統文化辯證思維及直觀頓悟之長，將佛法尤佛陀果境所蘊的深密義理闡發得極為圓滿。如天台之圓融三谛、一念三千、一心三觀、性具等說，三論宗之四重二谛、四重中道，華嚴宗之四法界、十玄門、性起等說，其哲學思辨之精微、悟境之深妙、義理之圓融、圓滿，均超過了印度佛學，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學之峰巅。若從天台宗之圓融三谛看，印度佛學只及二谛，且未能圓融，天台則圓融了三谛：若從華嚴宗之四法界看，印度佛學，藏傳佛學主要闡釋前三法界之理，未能將第四層事事無礙法界的理趣闡發透徹，而華嚴宗則窮盡了事事無礙、緣起無盡的至極妙義。至於禅門宗師之妙悟與機鋒，則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無窮。 中國大德的證悟和智慧，中國佛學的成就，並非亞於印度。印度高僧來華，禮贊道安大師為東方聖人，慧寂禅師為小釋迦，天台智者大師亦號稱小釋迦，華嚴宗初祖法順大師被視為文殊菩薩化身，誠非虛譽。 四、簡易切實的圓頓修持法門 一切從人生現實和身心修養出發，將理論學說、玄言妙義歸結為簡易切實的實踐法要，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大特征。禀此傳統而建立的中國佛學，亦以簡易切實、契理契機的修持法門——禅、淨二宗之學為主。禅宗雖源出“南天竺一乘宗”，但在印度影響不大，入華後始蔚為大宗，一花五葉，成為中國漢傳佛教的主流與代表。其法單刀直入，頓體妄念本空，自性即佛，將大小密諸乘的教理行果，統攝於言下之頓悟見性及般若三昧之一行，至極圓頓而又至為簡易，可謂最握得佛法之心髓，被譽為東方文明之精萃，現已風靡於歐美。淨土宗教旨雖出自佛經，但在印度未見樹立專宗，在中國則經歷代明眼大德之抉擇闡揚，成為流傳最廣、攝機最眾的易行法門。此宗依阿彌陀佛之本願功德，以深信切願念佛生西的易行道，總攝大小顯密諸乘學修之道的歸趨，示末法眾生以即生出離生死的唯一可行途徑。宋代以來，諸宗的行持，率皆趨歸淨土，禅淨二宗有融合的趨勢。禅淨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現出中國佛學大德當機擇法的慧眼，和由本土文化傳統所賦予的以簡攝繁、以頓攝漸、以易攝難的大總持智。 傳統的積弊及對待傳統的兩極偏見 中國漢傳佛學的成就雖至為輝煌，但因受歷史、文化心理等條件的限制，也難免有其缺欠。印度部派佛學的典籍傳入漢地者，主要屬西北印說一切有部，南傳上座部的典籍傳入不多，使得漢地大德主要依有部典籍所了解的小乘教義，有失於片面。由於本土倫理觀念的障礙，印度晚期成熟的無上部密法，未能在漢地傳揚開來，而這一部分密法，傳入西藏，成為藏傳佛學之精華；即中唐傳入的胎藏界、金剛界兩部密法，在漢地亦嗣傳不久，而其學傳入日本，為日本真言宗和台密所傳承、發揮。由於文化心理的原因，印度佛教的因明之學，雖入漢地，卻未得廣布弘傳，施其應有的影響於漢地佛學及中華文化，而從印度傳人西藏的因明學，卻傳揚不絕，形成了重辯論的風氣。總之，在小乘學、密乘學、因明學方面，漢地佛學有不及南傳佛學、藏傳佛學、日本佛學之處。 就佛學之內容體系而言，中國漢傳佛學在今天所表現出的最大缺陷，主要在兩個方面。 第一對人乘正法的弘揚不足。 從經藏所表述的思想體系來看，人乘正法，為大小密諸乘法的共同基址，尤為釋尊當時對多數在家信眾所主要宣說者。其內容包括營生治事、倫理政道、社會福利等發達人生、安定社會的世間法，充分表現出以發達人生為本的人間佛教，乃釋尊教法的基本精神。但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以政治倫理為中心的儒家思想為治國之本，儒家被統治者尊為正統，迫使佛教在世間法方面不得不順應、依附儒家，自家本有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應有的弘揚。儒釋道三家鼎立互補的文化格局，規定了佛教只管講出世法，其末流則只管送亡度鬼，世間法由儒家壟斷，修身法為道教所擅，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經宋孝宗等的欽定，成為儒釋道三教的固定文化角色，佛教大德們弘法的重心，自然便偏重於出世間法，遂給了世人以佛法只講出世的錯覺，形成不出世則不學佛、學佛則必消極厭世的傾向，掩蓋了佛法積極發達人生的本來面目。藏傳佛學忽視人乘正法弘揚的傾向，更為嚴重。 第二 修學次第的不夠完備。 由於漢傳佛學重在出世間法、圓頓法門，尚簡易，故修學次第不甚嚴格完備。如太虛大師所指出的，未能在教、律的基礎上穩建禅淨二宗。學佛者往往一入門便參禅、念佛，忽視了初入門必先修習的培植信根、聞思經教、發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忽視世間法等弊端，難免產生一些消極的社會作用。相較而言，藏傳佛學的修學次第較為完備。 上述兩大缺陷，是導致中國漢傳佛教在明末以後漸趨衰頹的重要原因。近現代不少大德，對此早已有所認識，力圖改革糾正，然畢竟積重難返，非一時所能完全改觀。還有一些人因對中國漢傳佛學的優缺點缺乏正確的評估，走向墨守傳統與否定傳統的兩極歧途。 墨守傳統者，認為祖傳諸宗之學，不得絲毫移易，甚至久已失傳的宗派，亦需恢復。其繼承，復興傳統的熱忱，固然可嘉，然不知諸宗之學，各應當時機宜而設，是流而非源。契理契機，為弘法的基本原則。時過境遷，社會人心與古昔已大有不同，若固步自封，不適應新的時機而施設方便，以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則佛法難以被現代人所接受。弘揚佛法，應以利樂眾生、莊嚴國土為立足點，應機說法，使佛法被眾生所運用，起到淨化人心，利益社會的應有作用，而不在如同保護文物一樣護持某種古代的宗派之學。實際上，古代諸宗之學，在今天都有其不足以圓契時機的缺陷，若不革新發展，難以振興弘布。 否定傳統者，以虛無主義態度貶棄傳統佛學，或者從西方人文科學研究的路子，以所謂“原始佛學”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學為准則，否定中國佛學的核心內容心性論及台賢禅淨之學，證《楞嚴》、《圓覺》，《起信》為偽作，斥心性本覺，“真常唯心”說為印度教梵我論。殊不知心性本覺義，出《華嚴》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義，不過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靜印的表诠，台賢二宗之圓教義理，質諸佛經，無不有據，禅淨二宗之經久流傳，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機的堅實基礎。 另一種人則對本土傳統佛學喪失信心，捨本外求，唯認南傳、藏傳、日本的某種宗派之學為真正佛法，欲圖原樣移植，以取代漢傳諸宗。殊不知吸取南傳，藏傳，日本佛學之精華，取長補短，固屬必要，但南傳、藏傳、日本的宗派之學，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當地時機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積弊，原樣移植以取代本土諸宗，更難契合時機，即使得以流布，也難免產生弊端。 對於以上兩種極端，太虛大師在《新與融貫》中早就作過批評： 若是固步自封不能適應時代，或標奇立勝，從古代或異地另尋來一個方法，欲以移易當地原狀，則都不免落於非契機的病根上。 關於重建的刍議 回顧傳統，環視世界，展望未來，重建中華佛學，勢在必行，乃時代賦予新一代佛弟子的神聖使命。如何重建，太虛大師曾提出過基本的方針： 時至今日，則須依於全部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人類時機，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綜合其精要而整理之。[1] 這一原則，在今天看來，依然正確。幾十年來，東密、藏密的傳入，南傳佛教典籍的譯介，佛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海內外佛教革新的實踐，為系統重建中國佛學創造了條件。根據太虛大師等先驅者的思想，重建中國佛學的基本原則，大略有以下三點。 首先，須“依於全部佛陀真理”。 如太虛大師在《中國佛學》中所說： 不是依於任何一古代宗義或一異地教派來改建，而是探本於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無盡的一切佛法。 這須發揚漢傳佛學本佛宗經的傳統，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為依據，針對時機而汲取發揮。本源的，全面的佛法，非指任何一古代、異地的是流非源的宗派之學，非局於諸宗所依的某一些經論，而是現存全部佛典中所載佛陀遺訓所示的整體佛法。就中國傳統佛學的缺欠而言，在今天應重視長期未予應有重視的《阿含經》。可參酌南傳藏經，補充以藏文藏經，從全部教典中體認本源佛法的內容和結構。 其次，須“適應全人類的時機”。 太虛大師說得好： 現在講佛法，應當觀察民族心理的特點何在，世界人類的心理如何……才能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顯揚出來。[2] 根據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適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時代性的色彩，隨時代以發揚佛法之教化功用。[3] 什麼是當今全人類的時機?東西方文明從碰撞到交融，可謂當今人類文化思潮之大勢所趨。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高度發達了物質生活，財富空前增殖，科技飛速發展，社會變革、思想轉換的步伐加快，形成了舉世尚理性、重驗證、重視現實生活建設、樂於變革的風氣。另一方面，片面發達物質文明所造成的諸多社會矛盾和社會弊病，促使人們反省文明方向，重識東方傳統文化重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前沿科學的新成果，更不斷促使人們認識東方傳統文化尤佛法的深層價值，大有科學愈發達、佛法愈昌明之勢。處於統一的世界新文化探求中的人類，需要一種足以針治近代西方文明弊病，既與現代精神相協調、而又超越時代的智能，能滿足這一需要者，無疑非佛法莫屬。人類需要佛法，中國需要佛法，這種時勢人心，提供了佛教振興的空前大好時機。然而，各地區舊有的諸宗派之學，不堪完全適應現代人的接受能力，需要順應現代人尚理性、重驗證、重視現實生活建設之機，重建一種科學性與超科學性、世間性與超世間性、系統性與簡易性統一的新佛學。 所謂科學性與超科學性的統一，意謂對佛法原理的闡釋，須運用現代知識，現代科學的成果，在闡明佛法與現代科學相契不悖中，顯示出佛法本具的超科學的價值。 所謂世間性與出世間性的統一，意謂應立足現實人生，著眼於眾生的利樂、人心的淨化、人間淨土的建設，注重人乘正法和佛法在生活中的活潑應用，在現實人間的建設中提高精神境界，升華生命價值，表現出佛法入世間而又超越世間的根本精神，改變傳統中國佛教片面注重出世間的傾向。太虛大師主張的“依人乘果趨向佛果”的大乘漸教、今菩薩行，中國佛協所倡導的人間佛教，即具備世間性與超世間性統一的性質。 所謂系統性與簡易性的統一，意謂在教義的闡述上須具系統性，包攝全部佛學的精華，按內在邏輯組成嚴密的結構，避免煩瑣、玄虛，片面散漫，精簡紛繁名相；在修持法門上須簡易切實，適宜快速生活節奏中繁忙的現代人修學。佛學典籍山積塵封，僅漢文佛典已超過二萬卷，加上梵、藏、巴利、日文等佛典，一個人縱使畢生專攻，亦難盡覽，何暇修證。現代人需要的，不是將佛法愈演愈繁，而是將其精華濃縮而又濃縮，深入淺出，以盡量明白曉暢的語言表述，使人易於掌握運用。 再次，現代佛學的建立，還須立足於本有傳統。 一種在當地能經久流傳的佛法，如中土的禅淨二宗，自有其能適應本地時機的深刻根源，不可輕易廢棄，捨本外求，只宜在原有基礎上，吸取其它地區佛學的所長，改革充實，根據以上原則，筆者認為，中國佛學的重建，目前應著力解決四大重點問題。 1、 基礎佛學的建立與推廣 針對傳統諸宗之學或過於偏專、或過於玄深等缺欠，急需建立和推廣既濃縮了全部佛法精義，又聯系現代知識、用現代語言表述的統一的基礎佛學。這種基礎佛學，應主要宗依經藏，廣攝諸宗，系統、完整、全面地表達出全部佛法的教義體系。其內容，應以基礎教義(緣起法、四谛十二因緣、三法印、一實相印，三學六度四攝等)為根本，發揮演繹的諸宗之學為枝葉。表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依上述原則，編寫一本篇幅適中、高水平的佛學概論書，作為佛教院校的統一教材，流通教內外，作為廣大佛教徒和社會人士學習佛學的入門教科學。此外，以《佛典精選》、《佛言祖語》等形式，按全體佛法的內容和系統，精選原典，提供給廣大佛教徒閱讀，亦屬必要。 2、 修學次第的建立 針對傳統佛學尤禅淨二宗修學次第不大完備的缺點，建立諸宗共通及不共的修學次第。其內容應在五乘共道——人乘正道的基礎上，建立十善等天乘道和三學、三十七道品等三乘(聲緣，緣覺、菩薩)共道，六度四攝等大乘道。以發向善心、出離心、菩提心三心為本。三心的發起，可吸取藏傳諸宗的四共加行道，觀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業因可畏、輪回之苦、學佛之利益，吸取藏傳諸宗修四無量心觀及自他相換、七重觀察等發菩提心之修法。還應針對傳統佛教未能分清出家、在家修學道的弊病，分述出家、在家二眾的不同修學次第和修學內容、修學重點，建立青年、老年、婦女，知識分子、農工商干等各類人學佛的法則、次第。 3、 在教、戒的基礎上，穩建禅淨密諸宗 佛法的旨歸，終在了生脫死。而即生了生脫死的圓頓法門，無過於禅、淨、密三門。此三門皆依佛陀的果地功德而建立，皆屬密法，是漢藏傳統佛學的精萃，尤其禅、淨二宗，為最契漢地學人機宜的法門，至今仍最具生命力，必須繼承弘揚。然應針對漢地學人習禅，淨、密忽視基本教義的學習和發心持戒等諸乘共道的弊病，將禅、淨、密穩建於教、戒之上，嚴格修學次第，強調無論修學何宗，皆須先聞思經教，得正知正見，真實發菩提心，受持三皈五戒，完善物質、精神、倫理的生活，先學做好人，然後才談得上依秘密圓頓法門明心見性、即生解脫。禅宗法門，應針對當今學人根機，巧設參禅門徑和傳禅技巧，參考心理學、超心理學，汲取藏密大手印、大圓滿之方便，攝取氣功，廣開多種禅門，不宜死拘參看話頭公案之一法。密法的修習，應強調嚴循次第，備足資糧，從顯入密，發心真正，師承真正，先肅清為得神通、逞異能、作人師、斂錢財、抱明妃及貪圖便宜等不正發心，淨持顯密共戒和秘密三昧耶戒，嚴禁將密法作為一種氣功來傳授和依止氣功師修學密法，以防學人誤入歧途。 4、 應用佛學的建立 應用佛學，指將佛法的原理和修持方法如禅觀、忏悔等落實於現實生活，運用於學習工作、教育、人體科學研究、心理治療、管理、體育、氣功、養生、文學藝術、武術、軍事、娛樂、旅游、企業管理等各種領域，將佛法與世法打成一片，提供給世人以在生活中活用佛法的方法技巧，使佛法在千百萬人的實用中發揮其淨化人心，啟迪智慧、促進兩個文明建設的積極作用。海外在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經驗。應大力提倡，多方實踐，創立各種佛法應用學，作為現代佛學的重要內容。 依以上原則和重點而建立的佛學，大概能與時代人心相協調，成為契理契機的中國佛學、世界佛學。這種新佛學的特質，可大略總結如下: 以全部經教所示佛陀的整體思想為本源，繼承發揚中華傳統佛學的精華，攝取吸收藏傳、南傳、日本、歐美等地佛學之所長，在系統全面、高度濃縮而又簡明通俗的基礎教義之闡述上，建立以發達人生為本的人間佛教的修學次第，教人在生活中活用佛法，修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等行，淨化自心，獲得安樂，在此基礎上穩建禅、淨、密，提供給人們一種既能現世獲得利樂，又能即生了脫生死的安樂易行之道。願有志者，有關部門為建立這種契理契機的中國佛學而共同努力，以響應時代，報答四恩。 -------------------------------------------------------------------------------- [1] 《太虛大師全書·人生佛教開題代序》 [2] 《太虛大師全書·佛陀學綱》 [3] 《太虛大師全書·新與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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