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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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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其它：和諧，因多樣而美麗(李木源)
和諧，因多樣而美麗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長 李木源 兩千多年前，中國大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念。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存，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准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谛。事物之間、國家之間、種族之間、宗教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和差別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正是有這些差異，我們的世界才百花齊放，多姿多彩。所以，在追求和諧與和平的同時我們首先要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視或不尊重“不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使世界失去生氣。這也就是說，“和”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樣性的存在；“和”是包容了“不同”的“和”，而不是排斥或者扼殺“不同”的“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綿延5000年的歷史證明了這種文明觀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當然，佛法在此有更精辟的見解。佛陀教導我們以“同體觀”和“因緣觀”來看待一切。我們應該認識到任何國家、民族、宗教、個人，都同生共處於一個《華嚴經》所說的“大緣起陀羅尼網”中(六相之總相)，既各有其獨立自主性(別、異、壞三相)，又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成相)，牽一發而動全身。“大緣起陀羅尼法，若無一即一切不成故”，“……隨去一緣，即一切不成”，“法界緣起，乃自在無窮，……圓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可說其狀相耳”。局部的不協調，會影響整體的不和諧。因此，在我們這個時代，跳出對立、沖突、高下的有限思維，摒棄戰爭欲、征服欲，倡導“和而不同”、“緣起”、“同體”的文明觀就顯得更為重要。 把這種和諧觀體現在可操作層面，為國家穩定和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我認為佛教徒可分四步走： 第一、我們必須先從佛教內部和諧作起。各個山頭、各個宗派、各個法門、各個語系以及佛教的僧俗之間必須身體力行，體現和的精神，同修三學，共遵六和，不相互誹謗，不宣稱自己是“第一法門”、“第一道場”，不輕言或暗示其他皆不如我。我經常說，我們所有的法門、山頭和宗派都是平等的，我們都是釋迦弟子，修學釋迦法門，都是“釋迦宗”、“釋迦派”。 第二、締造宗教之間的和諧是可能的。中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說，不同文明應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定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相互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們應該主動伸出雙手擁抱其他宗教，在相互交流，增進了解的同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承認其他宗教的思想文化、理論依據、信仰基礎等，都有其合理的成份和所對的機宜，在交流中互補，在對話中建立共識，在互動中促進各自的發展和完善。由近些年我們在新加坡所推動的種族宗教和諧運動來看，宗教之間的和諧與包容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第三、佛教必須與社會和諧，像其它所有組織一樣，佛教也在社會中生存，在社會中發展，在社會中汲取養分，大乘佛教歷來強調“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乃至近代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都是佛教與社會和諧的最好例證。在社會資源分配依然不公，貧富裂痕依然擴大，人們精神生活依然困頓的今天，佛教與社會和諧更顯重要。在這個層面上，弘法固然重要，佛教的慈濟事業也必不可少，如扶貧、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展開將為弘法的深入、佛教形象的改善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四、佛教必須與國家和諧。佛教歷來提倡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在國家民族需要之時，佛教徒當然要積極主動盡到一個公民應盡的責任。我們的身份是雙重的，我們是佛教徒的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抗戰時期，弘一大師提倡“念佛不忘愛國，愛國必須念佛”，南岳佛教徒當時提出“上馬殺賊，下馬念佛”的口號，都是佛教徒與國家保持一致，為國為民赴湯蹈火的大無畏精神的體現。在和平發展時期，佛教組織和個人也必須以“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來策勵自己，以大局為重，積極扮演“國家建設者”的角色，為國家的和諧穩定奉獻力量。 當今時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流，但沖突與矛盾處處存在，在這個時候我們積極呼喚一種“和”的精神的回歸，是我們對所處的時代負責，對歷史負責。我們唯有深信同體，才能生大悲而接受彼此、尊重彼此；唯有明了因緣，才能生大智而體會諸法平等、無言高下。唯有這樣，我們便有理由相信，通過我們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多元文明、多元宗教和諧共處的世界並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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