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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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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加強教團建設提高自身素質——復旦大學哲學系王雷泉先生訪談錄
加強教團建設提高自身素質 ——復旦大學哲學系王雷泉先生訪談錄 首先我要感謝淨慧法師和河北省佛教協會的盛情邀情。我個人認為這次活動非常成功。第一，這是國內佛教界第一次舉辦的以大青年為主的夏令營，可說是佛教一次真正面向社會的主體性活動，趙州初會長雖因醫生的勸阻不能到會祝賀，仍委托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吳立民所長向夏令營宣讀了熱情洋溢的賀詞，是一場規格很高的法務活動。整個過程充滿著濃郁純正的宗教氣氛，使我們領略了如理如法的叢林生活。第二，這次活動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派員到會祝賀，河北省宗教局、石家莊市、趙縣及井陉縣、正定縣各級政府部門都給予支持而又不包辦代替，政教關系融洽，也向社會展示了佛教在這個時代的生命力。第三，這次活動的文化品位相當高，淨慧法師是《法音》和《禅》二家刊物的主編，具體事務是由《禅》編輯部、河北禅學研究所和柏林寺承辦的，擔任干事的法師、居士和義工中很多人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組織工作有條不紊，格調清雅而不落俗套。矗立在翠柏之間的一塊經色宣傳牌寫著“我們的事業需要您的認同與參與”，可說是高著眼的傳神之筆。在這短短的一星期中，安排了九次佛學講座，二次“普茶”實際上是二次大型佛學討論會，導師淨慧法師在禅堂、齋堂、參拜臨濟祖庭、蒼巖山一日游等各種場合所作的開示，加上營員們向各位主講法師、居士的請益，相當於大半學期的教學量，營員的得益自不待言。雖然與海外的同類夏令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一開始就有如此高的起點，實在是難能可貴。 您在開營式上說：“宗教是解決人生問題的，當宗教自身成為問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發生了問題”，這一簡短講話反響很大，這裡的問題是不是指您多年前所講的佛教“非宗教化、非學術化”這二種傾向？ 有聯系，但不完全相同。所謂“非宗教化”，是批佛教的主體性格不明，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中的世俗化傾向；所謂：“非學術化”，是指對佛教學術研究和文化品味的忽略。上述問題是佛教的宗教地位不堅挺的具體表現，表明佛教在信仰、社會、文化三大層圈的運作中發生了窒礙，所以我在《不想成佛作祖的各尚不是一個好和尚》一文中說：“在教不言教，實為當前佛教界的時代病”。有了問題就需要我們在宗教界。政府部門和文化學術界之間進行溝通和協調。這次夏令營就為解決這些問題邁出了扎扎實實的一步，淨慧法師在開營式上的講話提出“路漫漫而修遠兮”，我們在夏令營中唱淨慧法師作詞的《庭前柏子待何人》一歌，這大概就是禅家的作略吧！上述問題，單靠三個層圈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得到解決，所以，需要各界人士“上下而求索”。 我刊在第八期摘編了您發表在《浙江佛教》創刊號上的這篇文章，在一部分佛教徒中的確存在一種悲觀迷惘的情緒，不能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宗教品格。現在教內外重新評價宗教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呼聲很高，我們對您提出的宗教三大層圈說很感興趣，作為一個教外學者，您能否就此談談對宗教的看法？ 我想不必對宗教消亡的說法感到惶惑不安，《金剛經》講的很明白，菩薩的終極理想就是要達到一種“無眾可度，無佛可成”的境界，到人成為佛時也就不再需要佛教。即然如此，只要還有人存在，佛教就會與人類社會共绐終。人兼具動物性、社會性和超越性三種屬性，可以下墮為畜生，也可以提升為聖賢，而人之所以成為人，在於人具有永不滿足的精神追求，不斷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會層面，使相對、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趨向絕對、永恆、完美。信仰就是人這種超越的內在動力，也是這種超越的具體體現，它是基於人意志的自主選擇，是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式的全身心投入。同時，信仰若無理性的提純，它將是盲目的；信仰若無情感的升華，它將是偏狹的。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真正的、正確的信仰，不管這種信仰是宗教的，還是非宗教式的。人們所反對的是那種邪惡的信仰，因為它對社會造成了危害；人們所厭惡的是那種虛偽的信仰，因為它玷污了信仰的神聖意義。 宗教對社會提供了一種宣洩和解毒機制，從而維護著社會安定和精神生態平衡。所以，宗教不僅是個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公園，把宗教看作無益於社會甚至有害的東西，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偏狹行為。我們都知道大躍進時代有件消滅麻雀的荒唐事，麻雀固然會吃掉幾顆糧食，但它又是害蟲的天敵，維護著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把宗教限制住了，抵御人的動物性一面的力量了隨之削弱了。有些機構把宗教書刊與黃色書刊相提並論，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由於宗教的主體性不明，在實際運作中就有二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一曰“適應論”，二曰“文化論”。很多人在意識深處把宗教徒看作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鼓吹宗教必須適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民俗習慣，宗教的作用似乎被功利主義化了，往往集中在國際交往和旅游觀光上，而宗教批判現實、化世導俗的功能則被忽略了，這就抹殺了宗教師作為人在靈魂工程師創造精神財富的作用。人們衡量一位法師，並不是看他有多少眩人的頭銜，在經濟上能有多少“創匯”，而是看他能否在精神上解除俗人的痛苦，為信徒們提供宗教生活的指導。所謂“文化論”，由於把宗教看作落後消極的舊思想體系，有些佛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避開宗教的信仰層圈和政教關系等敏感問題，推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口號，用心可謂良苦，但容易把宗教混同於世俗文化，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其實，宗教的信仰素質若不提高的話，宗教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作用也是不能發揮出來的。 講到這裡，我感到社會上有很多人是通過氣功和文人所寫的禅學書籍接觸佛學的，一部分人就此成為正信的佛教徒，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到誤導，流為“相似佛法”或“附法外道”。從宗教社會學角度看，前一陣子的氣功熱和“禅學熱”實際上是正信佛教受到壓抑的產物。在佛教的宗教地位不堅挺的情況下，在“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大旗下，佛教的部分內容就通過氣功和文人禅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當然也要以說是一種弘法的方便，但方便畢竟不是究竟。在這個背景下，“生活禅夏令營”向社會展示了真正的佛法和禅是什麼，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聽說與此同時在廬山也舉行了以佛學院師生為主體的夏令營，應該說這都是佛教界自主意識的表現。 即將召來的六次佛代會把加強教團建設、提高自身素質列為重要課題，看來教內外對此問題正日益取得共識，我們歡迎教外學者對佛教的自身建設提出寶貴意見。 把宗教看作精神公園，是相對我們這個滾滾紅塵的“鬧市”而言的。“鬧市”與“公園”必須保持一種適度的平衡，“鬧市”變成了“公園”，大家都沒有飯吃；清淨的“公園”變成了“鬧市”，那就從根本的取消了宗教存在的意義。宗教師作為“園丁”，他的主要職責就是保持“公園”的清淨無為，使處於熱惱人生中的俗人能在這裡享受到清涼和安祥。當然，保持“公園”清淨不僅僅是“園丁”的事，也是全社會需要共同努力的事，因為現在“公園”裡一些亂哄哄的現象，有許多是從外部引入的。 從正報與依報、共業與別業的辨證關系來看，社會的安定、文化的繁榮，是與佛教的健康發展緊密相關的，佛教徒與佛教學者處於一種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系。我是以一個中國人、一個佛教界的诤友立場來看待佛教在人類精神生活和中國文化慧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但絕不對佛教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佛法是圓融無礙的真理，少數先知先覺者體證到的源頭活水，在向社會、文化層圈的擴展中，走向了世界。猶如山林溪泉，匯入長江大河，與高山低谷發生沖撞，在千回百轉中挾泥沙而下，這是宗教發展中必不可免的代價。宗教要超越自然與社會，但它也往往為被超越的對象所拘限。於是，自利與利他的兩難、屬靈與屬世的摩擦、原教旨主義與世俗化運動的沖撞，貫穿於整個宗教發展的歷史。佛教既然存在於社會中，它的問題其實也就是社會問題在教團內部的反映。我在提交第四次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上的論文《慧遠建設廬山教團的理論與實踐》中，根據慧遠大師的論述，認為衡量一個宗教的標准，應有信仰素質、組織規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標。我認為佛教在文化品味上遠遠高於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質上尚有待提高，在組織規模上則遠不不如其他宗教。所以我曾提出“塑造主體，改善環境；收縮核心，擴展外延”的建議，使佛教在信仰、社會、文化三層圈中處於有序運轉；使佛教在信仰素質、組織規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標得到均衡發展。既然佛教的組織規模是薄弱環節，那就必須使僧人、居士和向道人士處於一種有序化的結構組織中，否則就無法與其他宗教相抗衡，也無法真正提高佛教的信仰素和文化品味。現在中國佛教協會把教團建設做為工作重心，是非常英明的契時應機之舉。 您在夏令營作了題為《中國佛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講演，您能為《法音》讀者介經紹一下這篇講演的主要觀點嗎？ 我最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佛教為什麼傳入中國？現在論者都偏重談佛教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適應，對“佛教中國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辯解，但實存的事物會隨著社會、文化條件的改變而失去合理性並走向滅亡。《法華經》所說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使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語，從文化本體論上指出了宗教存在於世的價值和理由。在我看來，“中國化”是佛都在中國傳播的手段，“化中國”才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目的。“化中國”與“中國化”是真與俗、實與權的辨證統一，真不離俗而不退墮為俗，實應兼權而不依附於權。在這一程中，佛教獲得了中國的表現形式，中國宗教和中國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豐富了自身的內涵。因此，中國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國弘法的歷史，是靈與肉、精神與物欲、法性與無明此消彼長的心路歷程；其次才是作為世俗層面的中國文化重要內容的演進史。超越的宗教理想和修證實踐，必須適應眾生的根機而隨開方便之門。但前者是本、是源，後者是跡、是流，以二谛論觀照中國佛教史，究竟與方便的人天之戰，演出了中國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劇。六祖“悟則轉法華、迷則法華轉”一語，可視為我們觀察中國佛教史的一條主線。 佛教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首先取決於傳播主體佛教自身的開放、含容性質。所謂“中國化”，就是佛教在傳教過程中“契時應機”的方式和結果，其適用范圍表現為：進入異質文化圈的“本土化”；體現時代精神的“現代化”；三根普被的“民眾化”。其次，取決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約和融攝。佛教是中國人請進來的這一事實，表明中國社會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脫實踐的出世性佛教能彌補中國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這是佛教能在中國二千年歷史中傳播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國時興時衰的曲折起伏，則受政教、教教、教俗三重關系的制約。中國佛教吏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從未凌駕於王權之上，而是處於王權的有效控制之下，區別只在於這種控制的強弱程度。就佛教的圓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離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發展。佛教與中國其他宗教的關系，在封建時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間宗教三大類，中國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為一種不健全的國教，其興衰起伏通過國家政權而制約著佛教。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時空不平衡性，背後機制端在儒教。佛教真正自由發展，只有在儒教退出國教地位之後才有可能。 佛教在中國的成功傳播，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根據兵先生在《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文中的總結，中國佛學至少有如下四個特點：1、本佛宗經的基本立場。2、判教開宗的高度智慧。3、中道圓融的實踐品格。4、簡易切實的修持法門。佛教在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的同時，也屈從了其中的消極面，付也了影響至今的負面代價。可舉以下特點： 1、主體性格不明，化世導俗的功能不足。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以政治倫理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為治國之本，儒教被統治者尊為正統，具有國教地位。迫使佛教在世間法上不得不順應、依附政權和儒教。但過分依附世俗政權，遷就民俗YIN祀，則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化世導俗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應有的弘揚。 2、教團組織渙散。受以上依附政權和儒教之制約，佛教長期以來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教會組織，四眾弟子未處於有序的內部結構。結社組織往往不是由教團作組織上的保證，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當主事人素質低下，極易演化為會道門，而與正宗佛教爭奪信徒。 3、修學次第不夠完備。由於中國佛教崇尚簡易，故修學次第不甚嚴格完備。學佛者往往一入門便參禅、念佛，忽略了初入門必先修習的培植信根、聞思經教、發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等弊端。或者忽視世間法，注重死後的生活；或者把神聖的佛法混同於世間法，把人間佛教庸俗化。 現在大家都在關心中國佛教的未來走向，您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佛法有言：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未來果，現在作者是。我們不是算命先生，但可以通過中國佛教的過去軌跡來推測它今後的走向，無非是我人們耳熟能詳的二句話：“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所謂“道路曲折”，是指過去所造之業余熱未斷，有漏種子還右不斷現行；所謂“前途光明”，我們畢竟已從荒誕、扭曲、迷惘中走出來，無漏種子正在增長，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已成為佛教界、政府和文化學術界各界人士共同關心的事業。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佛教有二十個轉折階段：第一個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宗教問題上撥亂反正，結束了中國無法無天的局面。無法者，社會主義法制受到破壞；無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失去了社會的精神生態平衡。這一個轉折，為佛教從一片廢墟中恢復提供了證策上的保障。第二個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轉入市場經濟，這為佛教在下個世紀的全面復興提供了根本的社會基礎。從政企合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有一個幾十年的陣痛期。這期間價值失范，利益重組，宗教的作用日益發揮，成功者和失落者，都會到宗教中去尋求慰藉。以書刊出版為例，現在圖書市場普遍萎縮，唯有經濟、色情、宗教三大類行情看好。這三類書相生相克、共存共榮的局面，現在已初見端倪。宗教的必然復興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問題在於：在中國已有二千年歷史、幾乎成為中國固有文化組織部分的佛教如何在這場宗教復興運動中抓住機遇。 第一、前面提到在歷史上制約佛教發展的三層關系，前二層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儒教已從政教合一的國教地位退出，恢復了儒學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原貌，佛教在原儒道佛三教關系中的屈辱地位已不復存在。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讓神聖的歸於神聖，讓俗世的歸於俗世，然後由體起用，不變隨緣。如果說歷史上的中國佛教是印度宗教和中國宗教二大河系匯流的產物，那麼今天的佛教則是全方位地面臨著世界三大宗教河系沖撞融匯的問題。在同一政教環境下，佛教面臨著的強大對手是其他宗教和五花八六的外道會門。當基督教以其信仰熱忱、團契精神和廉價的經濟開銷進軍農村內地時，佛教依然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並以越演越烈的商品化禮儀，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天地。 第二、中國在走向現代化，工業文明在推動佛教傳播的同時，也會帶來世俗化的弊病。據我看來，隨著法制建設，對佛教在政治上壓制的極左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經濟上利用佛教的極右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土豪劣紳”對寺產巧取豪奪，將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它對佛教的破壞將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彈壓，只能激發佛教徒的護教熱忱和敵忾心；經濟上的腐蝕，毀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中國佛教在歷史上就是城市走向農村才有廣闊的發展天地，現在依然如此。目前佛教不過是在大城市和旅游線上保有觀光性的寺院，農村卻是神漢巫婆的天下。中國佛教宗教精神的復蘇，唯有向廣大農村傳播才能使佛教返樸歸真。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振興，唯有從大專青年的培養(包括佛學院中的優秀學僧)入手才能提高佛教的學術水平和文化品味。 第三、佛教如何在信仰、社會、文化三大層圈中保持均衡發展。這裡有很多操作層面的問題，比如，確保佛教自內證的實踐品格須有權威的評價系統，新型佛教教育有助於統一教團的形成，等等。還有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再繼續適用“五性論”、“適應論”、“文化論”的同時，團結教內外的知識分子對關系到佛教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性理論問題作前瞻性的研究。 從信仰角度來看，可以從修證、見地和行願三方面努力：修證上，回到釋迦牟尼，以四谛、三學、三法印作為根本標准，不能篡改出離解脫這一佛法的根本宗旨。在見地上，充分肯定中國佛學對印度佛學的創造性發展，中國佛教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行願上，強化理想主義的色彩，突出菩薩精神的“悲”字：上求菩提，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下化眾生，雖知不可，勉而為之。 佛教在中國的民展歸根結底是靠四眾弟子自強不息地努力，發揚佛教自力解脫、自貴其心的精神，也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護持。您作為與我們佛教界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畏友、诤友，大聲疾呼，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謝謝您的關心和愛護。 阿彌陀佛！(原載《法音》1993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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