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濁揚清、任重道遠
王雷泉
如果以公元67年東漢明帝時白馬馱經到洛陽，作為教俗朝野所共許的佛教正式傳入中國之始，那麼時隔三百年後，道安法師編著《綜理眾經目錄》，才對六百余部真偽摻雜的經典作了首次清理和總結。如果以1979年出版范文瀾《唐代佛教》和呂澂《中國佛教源流略講》、《印度佛教源流略講》，作為中國大陸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後的第一批佛教出版物之始的話，至今公開出版的佛教圖書亦不下五、六百種，這還不包括數量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佛教界內部流通的佛教書籍。歷史雖然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後後重演前前卻用不了多少時間。唯其如此，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就顯得尤為必要。
道安這部經錄在佛教文化史上的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是可以為即將創刊的《佛教圖書評論》效法的：第一、它高揚了佛教的主體精神。自道安始，中國佛教擺脫了依草附木的狀態，不再依附神仙方術和玄學而傳播佛法，開始以一個獨立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實體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佛教就是佛教，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它可以氣功、特異功能、文人禅等作為弘法方便，但這些東西從來就不能代表佛教全體，而且往往成為佛教健康發展的障礙。第二、它提倡嚴謹的學術精神。在中國佛教史上，道安最早辨別佛經的真偽，他向當時人，也向我們在呼吁學術的良知：“農者禾草俱在，後稷為之歎息；金匮玉石同緘，卞和為之懷恥。(道)安敢預學次，見泾渭雜流，龍蛇並進，豈不恥之？！”
道安這部經錄今已不存，其大部分內容為大約成書於一百四十年後的僧祐《出三藏記集》所吸收。至此，所收經目發展到2162部，4328卷。如果說，文革結束後的20余年，我們走過了道安所需要的300年；那麼，從道安錄到僧祐錄所增長的1500部佛教典籍，我們也許用不了15年就能達到。因為流通佛書的手段，已經從道安時代的手寫，歷經木刻、鉛印，發展到今天的電腦排版。釋迦牟尼的思想，正以道安時代的人們無法想象的技術手段，得到快速而廣泛的傳播。與之同時，相似佛法和偽濫佛書也以同樣的速度和廣度，彌漫於社會的各個角落。激濁揚清、正本清源，《佛教圖書評論》任重道遠。
(刊於《佛教文化》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