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江亭三歎記
王雷泉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哲學的一個重要命題。意指人的認知客體和生存環境取決於主體心意識的運作；換言之：境由心造，境由心轉。
中國近代史上的怪傑楊度(1875－1931)，一生思想以多變著稱，曾是臭名昭著的“帝制禍首”、“復辟余孽”，到晚年成為共產黨人。對如此跌宕起伏的奇特經歷，楊度在1927年春的《江亭詞序》中開首即言：“蓋人生哀樂全由心境，境既生心，心復生境。於境若有愛憎，於心即有哀樂。實則，哀即是樂，樂即是哀，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對待相消，了無一物．自非聖人，不能悟此。”總結自己一生政治生涯和思想上的三次大變化，認為皆出於心境的轉變。
第一次，光緒戊戌年(1898)，楊度與至友夏午贻(壽田，1870－1935)同赴京師應禮部試，夏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而楊度乃落第。楊度與夏午贻同是湖南人，皆師從清末著名學者王闿運，學“莊子逍遙之旨，更治春秋經世之學”，平生志向，在於物色、輔佐“非常之人”，而成帝王之業。如今一人青雲直上，一人束裝南歸，其心情自然有天地之別。離京前，二人游城南江亭(即陶然亭)，依百字令題詞亭壁，楊度有“西山王氣但黯然，極目斜陽衰草”之句，夏午贻和之曰：“萬頃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詞意皆言朝政，而其時政局，見危則哀，見安則樂。故楊度在《序》中說：“境以心成，心由境轉，自心自境，自哀自樂，故同一江亭，而二人哀樂相反如此。”
第二次，歷經戊戌政變和義和團之亂。夏午贻1901年3月以“妄言”被清廷撒職，隨侍其父夏時於江西、陝西巡撫任上，繼又歸隱桂陽。楊度“則浪跡東南，飄零湖海。中經特科之舉，台谏之劾，名捕之禍，遂避地於日本。見國勢之日危，仍倡君憲救國論。光、宣之間，張袁當國，舉予於朝，兩宮召予還京，以布衣授京堂，使主憲政。天下以為將治，然王公擅國，政事日非，予知憲政必敗，革命之期近矣。”此時，夏午贻來京，暇則同游江亭，更續前詞。夏作詞雲：“廢苑菰蒲風又雨，作得秋聲不了”；楊度乃雲：“昨夜東風吹夢遠，夢裡江山更好。”夏午贻詞為樂極而哀，似哀仍樂；楊度則哀極而樂，似樂仍哀。同一江亭，而二人哀樂前後相反又如此。
第三次，楊度經歷了參與前清、洪憲之帝制、張勳復辟三次大敗，避居天津、青島，潛心研究佛學。自稱：“余於君憲之敗之後，自謂對國家、對主義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經世，而由莊以入佛。數載修心，遂有廬山悟道之事。”所謂“廬山悟道”，據其1921年7月所作《逍遙游辭並引》稱：“夜登廬山，仰首視天，雲開月出。此心忽然大徹大悟，遇機而通，應緣而解。”楊度由佛學的“無我論”之中介，以後乃參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以自己特殊身份出入北洋軍閥曹锟等人幕中。當時夏午贻與楊度同時學佛，自號“畸道人”，相與參修，亦成大覺。晚年移居上海，在楊度影響下同情革命。時在1927年，距戊戌已有三十年。世變愈亟，人心愈擾。夏午贻復續江亭詞曰：“聽唱菰蒲新曲子，洗盡從前懊惱”；此詞據楊度看來，已是悟後之詞，乃謂今日已無哀樂可言。而楊度認為自己的境界則更進一層：“哀即是樂，樂即是哀。只有一心，並無一境，境即是心，心即是境。並無一境，亦無一心，無心無境，即無哀樂。”故和詞曰：
“一亭無恙，剩光宣、朝士重來醉倒。城郭人民今古變，不變西山殘照。老憩南湖，壯游瀛海，少把潇湘釣。卅年一夢，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馬文章，臥龍事業，無事尋煩惱。一自廬山看月後，洞徹身心俱了。處處滄桑，人人歌哭，我自隨緣好。江亭三歎，人間哀樂多少。”
楊度在1928年《新佛教論答梅光羲君》中，聲稱：“自人類言之，一切唯心；而自宇宙言之，一切唯物。人生哲學，應為唯心；宇宙哲學，應為唯物。”此文對十年學佛生涯作了總結，並預示著楊度另一人生歷程的開始。他在晚年接受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學說：“予因半生經歷多在政治，深歎今世社會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惡，無非我見，反身自問，亦無一事而非我見。今欲救人，必先救己，其法惟有無我主義。”撰此文第二年秋，楊度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附夏午贻原詞：
“西山晴黛，閱千年、興廢依然蒼好。豎子英雄都一例，付與斷煙荒草。一勺南湖，明霞碧水，未覺風光少。不堪回首，酒徒詞客俱老。 休問滄海桑田，龍爭虎戰，閒事何時了。聽唱菰蒲新曲子，洗盡從前懊惱。隨分題襟，等閒側帽，一角江亭小。不辭盡醉，明朝花下來早。”)
——以“龍泉”筆名，刊於《佛教文化》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