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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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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隨緣銷舊業 任運著衣裳——王雷泉教授訪談錄
隨緣銷舊業 任運著衣裳——王雷泉教授訪談錄 一、我與佛法的冥冥之緣 若問我與佛教是否冥冥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因緣，最近我們禅學會就在學習一部經典，叫《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如果談到我的學佛因緣，可能有家庭影響。我祖母是虔誠的佛教徒，她吃了四十來年的長素，到七十多歲的時候才有我這個孫子。她對我的影響很大，但在我七八歲的時候，祖母就去世了。然後到文革破四舊時，我家裡能夠燒的就是我祖母遺留的一些經書和供養寺廟的收據。我還看到我家附近寺廟的佛像和佛經都被燒掉，大火燒了三天，把柏油馬路都燒了很大一個坑。這個大概就是我十八歲以前與佛教最直觀、最簡單的一個因緣。 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我還在農村插隊落戶。我在文革中曾考過一次，但恰遇張鐵生繳白卷，根本就不能錄取。所以我對高考的公平性不太有信心，是最後一個去公社報名的，心理上也很放松。當時也不知道怎麼冒出來這麼兩句話：要麼不考，要考就考復旦大學；要麼不讀，要讀就讀佛學。這個話是我脫口而出的，要說冥冥之中有因緣的話，大概就是這個話了。其實那個時候，我對佛學是沒有什麼認識的，後來這兩點都不可思議的實現了。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們要編一個解放以來所有哲學論文的索引，由我來承擔無神論與宗教這一章。我就每天拿著一瓶水一個面包，泡在上海圖書館，所有跟宗教有關的文章都浏覽了，這就墊下了我日後做宗教研究的基礎。1949年以後的中國宗教不堪回首，當揭開這個歷史瘡疤時，確實是觸目驚心，也由此激起自己的俠義之情。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就定下了要報考研究生，當時佛教哲學的方向是放在中國哲學史專業。我的導師嚴北溟教授，是國內大學裡最早講宗教課程的。這還有一段因緣，1964年，毛澤東請復旦大學周谷城(他是毛澤東湖南的同學)和談家桢兩位教授到杭州談話。毛澤東問《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有沒有重版的想法，周谷城說這些舊著充斥歷史唯心主義，有大量贊美宗教的話，要刪掉重寫。毛澤東說，不研究宗教就不能講好歷史，也不能研究好哲學史和文學史。所以復旦大學在1964年由我的導師率先在本科生裡講佛學課。 這是現實中的一個機緣，也就是說這一段歷史的發展逐漸在我心中形成了“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情懷。“聖教衰”這麼一個血淋淋的經歷，是我在文革中親眼目睹的。 二、中國佛教的興與憂 我自己是中國佛教從廢墟逐漸走向復興這整個過程的見證人，既是一個觀察者，同時也是這個復興過程的參與者。復旦大學在全國范圍內，率先為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培養了三屆宗教干部專修科。我在帶他們學習和外出實習做社會調研的時候，可以接觸到第一手資料，也看到現實中大量的問題。我覺得這個經歷可能是一般學者不具備的，所以在談當代宗教問題時，可能更容易談到點子上。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在這個過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1988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宗教學會第三次會議，那次會議我被選為理事。趙樸初先生會上就中國佛教現狀講了一句很傷感的話，語調非常的沉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與趙樸老交往不多，但可以說是忘年之交。1985年我在《學術月刊》發表一篇筆談文章《研究不僅僅只是批判》，後來《新華文摘》以《要研究佛學的精華》為題轉載了。後來趙樸初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講過，引述了我那篇文章的一些觀點。後來我在《法音》發表的一些文章，也對中國佛教高層產生了一些影響。 中國佛教必須確立自己的主體性，真正建立在社會大眾之中。我的一些想法得到當時住在廣濟寺的幾位老和尚認同，他們後來都是各省的佛教協會會長。他們非常想安排我跟趙樸初當面談一談，記得是1986年，趙樸老說可以安排我與幾個青年書法家在一起吃飯時見面，我說一大幫人在一起沒什麼好談的。兩年以後專門在趙樸初家裡，我們有整整一個晚上的談話，對中國佛教發展談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後來我有些話還講得比較重，對文革前和文革中所做的事要有反省，要將功補過，需要考慮的是歷史和知識分子的評價。我覺得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就應該仗義直言，使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學術成果能夠影響高層。所以，我面對政界或者教界高層人物時，從來不諱言，因為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熱中有冷、熱中有亂 中國佛教目前的復興只是表象而已。如果我們縱向比較歷史，以唐代作為標准，現在遠遠沒有達到這麼一個鼎盛時期。或者是橫向比較海外的話，現在中國大陸宗教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它應有的聲望。那為什麼現在還沒達到，就有人開始說“熱”了呢？因為文革前和文革中已經達到了冰點，現在正在從冰點逐漸恢復，還沒有達到正常的溫度。而且在這樣逐漸升溫的過程中還出現了“熱中有冷”和“熱中有亂”的現象，我在90年代初寫的一篇內參——《熱中有冷和熱中有亂》，其中就提到：由於正統宗教的發展不平衡，沒有讓正統宗教名正言順的發展，無法滿足老百姓的宗教需求，就導致了外道邪教的泛濫。 我們以三大宗教來考量的話，伊斯蘭教、基督教都是一神教，一神教教義的神聖性和合法性基礎來自於唯一的至上神。神是整個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是人類秩序的主宰者，也是人類未來命運的審判者。但是，佛教沒有這樣的教義。那麼，佛教教義的神聖性和合法性基礎在哪裡？不是外在的神，而在於我們每個人內在的覺悟，佛也是覺悟者。 但是覺悟是一個主觀性體驗，怎樣才能覺悟呢？就要通過戒、定、慧的修行。這個要求非常高，這樣高的要求造成了實際上很難做到。我們觀察中國佛教的發展，當禅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以後，很快就走向禅淨雙修了。禅宗是講自力解脫的，淨土是講他力的。到了明清以後，自力解脫和他力救度，基本上就完全合流了。不僅佛教內部的諸宗融合到教禅一致，連儒道佛三教都通通融合到一個非常混沌的體系裡面，這就使佛教日益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宗教合法性的基礎不是沒有，而是模糊化了。為什麼模糊化了呢？就是缺少開悟者、缺少具緣者。但是佛教的本意又是提倡覺悟的。這時怎麼辦呢？就以聖言量為比量，把以往的經典作為標准。第一把經典作為標准，另外在信仰歸宿上托付給一個至上者。逐漸的，中國佛教的發展，信仰歸宿就落實到了阿彌陀佛。 太虛大師有兩句非常著名的話：“禅觀行演出台賢教，禅台賢流歸淨土行。”淨土信仰最後就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我長期觀察過台灣的現代禅，在自力解脫和他力信仰之間搖擺，努力要取得一個平衡點。我的朋友李元松80年代剛出道的時候，他當時說自己開悟了，但後來不斷把自己的果位境界往下拉。後來很謙卑地說他是一個信佛人、一個念佛人，到了晚年，整個現代禅教團完全徹底的改宗淨土。從中國佛教兩千年的發展大勢，到現代禅二十年來的轉折過程，很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 修行次第與修證體系 為什麼漢傳佛教的很多人，都跑向南傳佛教或者藏傳佛教？因為他們的修行次第還有傳承可循，尤其在修行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漢傳佛教在這方面是相當的模糊。漢傳佛教如果不把修行次第整理清楚的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向西。我講過當今中國在物質層面的發展是由西向東，因為東部發達西部不發達，這個叫水往低處流嘛，人總是往賺錢多的地方走，所以不斷的從西部走向東部。但在精神的追求方面卻是從東部走向西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跑向四川色達？從漢傳走向藏傳、從藏傳甚至還走向基督教，跑到耶路撒冷。另一種可能，甚至很多人去信邪教、信各種各樣的道門去了，因為這些道門能給他們一種宗教體驗的承諾，而正統佛教反而缺少這種神聖性的承諾。尤其是我們現在社會上的主流佛教，一天到晚倡導愛國愛教，要與社會相適應，不能給信徒以宗教上的承諾，嘗不到法味。所以信基督教、會道門、藏傳喇嘛的越來越多。 真正關心漢傳佛教發展前途的，大家都在思考修行次第問題。所以我在閩南佛學院指導的幾個出家人研究生，我給他們出的論文選題，分別是天台宗修行的果位、修行的次第以及整個制度建設。中國漢傳佛教的復興，一定要從制度和修行證果體系入手，要從歷史資料裡面重新把它整理、爬梳出來。中國漢傳佛教不是沒有修行次第的，不過是模糊了，被我們遺忘了。現在還有天台止觀，禅門修證，一整套的體系。這些都是有的。只要你認認真真的去修行，我相信一定會有高人，在深山老林裡面存在著，就看我們有沒有這個福報。我們現在首先從資料上爬梳，一層一層的把它梳理出來，到了因緣成熟以後，這個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正法是不會滅絕的。雖然我對現在的漢傳佛教很失望，但是並不絕望。 三、圍牆內的佛教教育 欲渡黃河冰塞川 我關心、注意佛教教育的問題從1985年就開始了。當時我畢業留校，學校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受國家宗教局的委托舉辦宗教干部專修科，培養全國各地的宗教干部。為此我首先做些調研，訪問了閩南佛學院、福建佛學院、中國佛學院及在江蘇靈巖山和棲霞山的二個分院。於1985年寫了一篇調研報告《從僧伽教育看中國佛教的今天和明天》，這可能是最早的關於佛教教育的調研文章。 當時我的評估比較樂觀，到20世紀末中國大陸應該可以在佛教大學上實現零的突破。現在，中國佛教大學依然還沒有出現。問題出在哪裡呢？我最近在《佛教大學與佛教文化人》一文中，引了李白的詩句：“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這個困境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們把自己圈在圍牆之內。當今的中國佛教，如果不拆掉這座圍牆的話，沒有出路。這個圍牆有大環境的因素，也有我們佛教界自己心結的問題。 把佛教圈養在寺廟圍牆裡面的做法，導致大量人才流失。為什麼會流失呢？因為中國佛教徒，特別是僧人缺少主體性、神聖性，他要借助政治或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權威。比如，很多出家人都是以考取社會上的學位做為他的價值取向。這個圍牆造成了我們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人，結果他跳出去流失掉了。那麼與其讓人才流失，不如轉過來，變成我們主動跳過這個圍牆，拆掉這個圍牆。所以，我同意李向平和陳兵兩位先生的提法——我們的佛教是廣義的。 化作春泥更護花 1992年，我在九華山佛學院發表演講《佛教教育圈刍議》。這篇論文把佛教教育對象分為三個層次，最核心的是信仰圈。整個佛學院教育處於信仰圈，但僅僅局限在僧伽教育，而居士教育是不完備的。我們只是把眼睛放在出家人身上。當今中國的生育政策，都是獨生子女，出家人會越來越少。所以，不發展居士教育的話，今後佛教就會後繼無人。 第二個是社會層圈。我們一定要把佛教教育擴展到整個的生命教育，從各個方面，主動向社會推廣佛教的思想。第三個就是文化層。我們現在很多注意點都放在外延的文化層圈與社會層圈上，忽略了信仰和責任。 現在要強調教團意識，佛教徒包括四眾弟子，一定要強化、重視居士教育。居士教育才能真正為今後優秀的出家人提供僧源。如果沒有好的居士的話，不可能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出家人團隊，而且不可能提高他的榮譽感，因為好的出家人一定是先從好的居士裡面產生。 在英國、香港，二十多年前就把宗教作為一種素質教育、生命教育，延伸到了兒童。這才是真正的佛教教育，這才是真正的戰略眼光，而不是把眼光只停留在出家人身上。因為好的出家人要從娃娃抓起。從兒童，從中學生的課本，從大學生裡面所有的佛教課程，從這個體系裡培養出來的未來的出家人，那才是真正的僧寶。 從三個層圈的眼光，要設計出短期的、培養社會精英的課程。面向社會精英，培養更多佛教的護法，佛教的後備人才。打個比方，出家人是紅花，居士是綠葉，我們就是草地。有草與沒草是大不一樣，現在整個社會是精神的荒漠，所以這個荒漠裡面首先就要植樹種草。如果不加強外延建設的話，紅花是枯萎的，何況還有很多假花。所以首先要造成一個很好的氛圍。作為我們大學教師來講，我們重點面對的就是社會大眾，社會精英。 對這個問題，我提出了佛教文化人的概念，這個概念的理論依據來自於梁啟超，什麼叫做文化？梁啟超講：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太虛大師1924年在漢口做了一個演講《阿賴耶識與文化人》，我將梁啟超與太虛大師的觀點合起來，提出一個新的觀念：“佛教文化人”。“佛教文化人”可以為未來真正的僧寶提供非常好的護持，我們所作的就是植樹種草，使沙漠變成綠洲，使綠樹越來越多，來烘托真正的紅花，如果沒有這個外延，不把這個圍牆拆掉的話，路會越走越窄。 四、成功不必在我 無論是個人學佛，還是教團的發展，還是要把心量放大到法界，心安放到一個無限的時空，而不要有一蹴而就的浮躁企圖。我覺得現在佛教界就存在一種焦慮困境。尤其是居士學佛，就存在著一種非常要不得的焦慮情緒。因為學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不一定這一生就能完成，開悟也是生生世世的結果。不要指望在這一輩子要找一個高人，找一個高僧大德，在他的指導下，最好能夠即身成佛。這樣一種焦慮綜合症，往往是給一些外道神棍提供騙人的機會，欲速則不達。 佛陀時代，成佛的就佛一個人。佛世能夠開悟的、得法眼淨的、見道的很多，佛陀以後就慢慢遞減，所謂“正法五百年，像法五百年”，然後到了末法時代是有教而無修無證。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探討。不要把開悟作為我們這一生必須要完成的，雖然“悟”是佛教整個神聖性與合法性最終的根源。 現代中國佛教的修行環境，不是一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比如我們有時候感歎：為什麼普天之下竟然找不到一個安靜的蒲團？這就是我們的共業。佛光山星雲法師曾經有句話，對我很有觸動。他說：有些大學生在佛光山當了和尚，就要進禅堂。星雲大師就問他們，說你何德何能要進禅堂？進禅堂誰來伺候你呢？誰來給你做飯，誰來給你掃地呢？先掃三年地！先服務大眾，服務社會，為眾生做事，先培點福積點德，然後才有資格進禅堂去學習。很多年輕人對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既然是眾生的共業，就要坦然的承受。所以，菩薩的精神不是單純的情感上的推廣，還是一個理性的抉擇，就是共業與別業、正報與依報的關系。如果你不改變共業，你個人修行的別業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一定要參與社會建設，要關懷社會。人間佛教的思想古已有之。你不去教化大眾，不改變這個社會，你個人想修行都做不到。為了使自己成就，首先要成就大眾，成功不必在我。 (2009年5月，在揚州接受《慧恩》記者采訪，刊登於《慧恩》精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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