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敢為天下先
敢為天下先 ——一個佛學研究者的手記(2) 王雷泉 在中國佛教史上，曹魏時代的朱士行，史傳他為“受戒之始”、“講經之始”、“沙門西行之始”。此三始，標志著佛教開始作為中國的一種社會實體，正式登上中國文化的歷史舞台。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眾說紛纭，撇去三代以前等明顯臆測的說法，像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持佛經來華；漢武帝時張骞聞身毒有浮屠之教，霍去病討匈奴獲金人；劉向校書天祿閣，作《列仙傳》，已見佛經等說，雖史證不足，未嘗沒有可能。但縱然確有其事，佛教亦不過是通過個別的傳教者、佛像、佛經，與中國的個別人發生聯系，並沒有在中國形成一個有較廣群眾基礎的運動，故在歷史意識極為強烈的中國，並沒有留下確鑿的記載。所以，《魏書·釋老志》在提到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魏略》作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這一史實時，指出“中土聞之，未之了信也。”至於為佛教界所公認的東漢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五年)明帝遣使訪求佛道說，隨白馬馱經東來的攝摩騰、竺法蘭，是中國皇帝請來的外國僧侶。 據東晉十六國時後趙著作郎王度對石虎所奏，“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高僧傳·佛圖澄傳》)可見，東漢、三國到晉初，佛教在中國的活動，主要是高僧、居士以個人魅力優游於社會上層的帝王貴族之中，而作為體制型組織的佛教教團，基本上是在西域僑民中發展的。 朱士行，颍川(今河南許昌市)人。他“少懷遠悟，脫落塵俗”，但這時出家為僧，與當時的漢僧一樣，只不過以剃發來區別僧俗，宗教活動中的佛事齋忏，仍依附於華夏的傳統信仰，同道教的祠祀沒有太大的區別。與當時活動在中國的西域僧人相比，“漢僧”還談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僧人。朱士行作為中土漢僧第一人，是與昙柯迦羅傳戒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印度律學沙門昙柯迦羅於曹魏嘉平年間(公元249-254年)來到魏都洛陽。面對當時不按佛教規章制度行事的漢地佛教現狀，為了糾正時弊，必須從制度的源頭上正本清源。昙柯迦羅把從天竺帶來的律典，刪繁取要節譯出一本《僧祗戒心》，並在白馬寺建立戒壇，首創戒度僧制度。昙柯迦羅同西域來華受過戒的僧人一起擔任戒師，為出家僧人授戒。第一個授戒的魏國僧人就是朱士行，成為漢土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出家沙門。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後，在洛陽鑽研、講解《道行般若》，以弘揚佛法為自己的終生事業。佛教在最初的兩種文化交流中，初期傳譯的經典，都由西域間接傳來，譯經諸師既不通漢語，筆述者也未必精通教義，故難免有錯誤或未能盡善的缺憾。《道行般若》這部經典由天竺竺佛朔於漢靈帝光和二年(179年)誦出梵文，月氏支谶譯成漢文，再由洛陽孟福和張蓬筆記。受制於當時譯者的理解水平，無法准確地傳達經文的意義，且往往把領會不透的內容刪略了事，故講解起來詞意不明，前後文意又不聯貫。贊寧論述初期譯經的情形是：“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婉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裡，觌面難通。”(《宋高僧傳·譯經篇論》)由此可見講解經文之重要性！ 在長達五百年、求法高僧多達一百八十人的西行求法運動中，最早西行求法的漢地高僧，也是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第一個公開講解佛經的朱士行。朱士行在洛陽講《道行經》的過程中，“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他聽說西域有完備的《大品經》，就決心遠行去尋找原本，以傳真經。他在曹魏甘露五年(260)，亦即出家後的第三年，從雍州(今長安縣西北)出發，越過流沙到於阗國(今新疆和田一帶)，果然得到《大品經》梵本。他就在那裡抄寫，共抄寫九十章，六十多萬字。在晉太康三年(282)，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寫的經本送回洛陽，自己仍留在於阗，後來在那裡去世，享年八十歲。在元康元年(291)，由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 老莊哲學的“不為天下先”，確是洞察人間炎涼，歷盡世事滄桑的智者之言。依此而行，固然可以(有時也未必)全身遠禍，卻把自己放在生活的旁觀者位置上了。而一部人類文化史，倒往往是靠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猛精進者所創立的。人的一生，若能行一“為天下先”之事，就已非常了不起，若能集一身而成三件“為天下先”之善事，此人不為聖賢，便是豪傑。 (作於2010年1月29日)
上一篇：惟覺法師：光明人生的燈塔─正知正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