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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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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刍議
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刍議 [這是2001年在蘇州參加由戒幢佛學研究所承辦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討會”上的發言記錄。可以與提交會議的論文相互參看。] 我本人曾於1992年1月在上海龍華賓館參加了由中國佛教協會主辦的，趙樸初老先生親自參加的“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在這個會議上，趙樸初提出三個第一：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當時確實是群情振奮，曾經給人以巨大的希望。同年10月份，在北京又舉行了一次由聖輝法師等人主持的一個小型的工作座談會。我在會上也提交了長達十三頁的論文。十年過去了，當年曾經給我們以巨大希望的那兩次會議，後來也就不了了之啦！正如佛門中一幅對聯所說：“天下事本不了，不妨以不了了之”。 在我看來，現在佛教教育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轉折，與十年以前有很大的區別。以前是由中國佛教協會自上而下的運作方式，現在則出現自下而上的運作方式，由地方、叢林自行舉辦，或與世俗大學、研究所共同舉辦各種形式的教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如果從上而下走得不通暢，那麼從下而上是否可行？上下交集、上下互動，看看能否使我們走出困境？用句套話，就是“挑戰和機遇同在，希望與絕望並存”。 多年前，我曾經提出一個“佛教教育圈”的理論。佛教是一個出世的宗教，但他既然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同時還要與世俗文化發生廣泛的接觸，那麼就有信仰、社會、文化三個層圈，也就具有宗教、政治和學術三個標准。側重點不同，評價標准也就不一樣。為什麼要重申這一點呢？因為我在與一些教界的大德，尤其是一些中青年法師們交談時，感到我們之間的立場、出發點經常會搭不到一起，老是有雞同鴨講的感覺。比如剛才濟群法師說佛教教育與世俗教育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對此我有不同看法，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話，我們今天就坐不到一起來了。這裡邊有一個向上門和向下門的問題。任何世俗的學術研究，它必然有一個終極的追求。就是說，即使是一個不信任何宗教的科學家、一個學者，他都有一種類似於宗教情操的，為全人類根本利益而獻身的情操，這就可以和宗教信仰發生緊密關聯。宗教也是如此，它有神聖的終極追求，但同時它還有向社會、向文化層圈傳播這麼一個向下門，這就與世俗大學、世俗學者發生了關系。所以根據佛教教育圈理論，我首先對佛教教育下了這麼一個定義：向社會各界傳遞佛法的觀念、經驗、禮儀、制度，並使佛教教團自身得以延續的方式與方法。請注意，教育的對象不僅僅是對佛教四眾弟子，它要對社會各界傳播佛法的思想和制度。所以佛教教育屬於宗教傳播學與宗教組織制度的范疇，它是佛教與世俗教育的結合部。唯證乃知的佛法，必須要用言教的方式向社會各界傳遞。否則的話，你小和尚從哪裡來？他是從世俗社會走進來，從社會層圈、文化層圈走進信仰層圈。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上存在過 “譯場講學”、“叢林熏修”和“專業院校”三類佛教教育模式，這三類模式大致代表了中國佛教發展的三個階段，都是為了應對時代課題而出現的契時契機的產物。“譯場講學”主要解決印度佛學向中國傳播這一時代課題，由此展開世界文化史上空前偉大的文本翻譯。通過漫長的中國化過程後，佛教面臨的時代課題是，在適應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主體性，不為中國的儒教所同化。“叢林薰修”以成佛作祖的宗教目的為價值取向，強調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修行實踐。“專業院校”出現於十九世紀末期，這時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佛教都面臨著存在性的危機，如何應對就是西方列強、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挑戰。近代具備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學院，成為叢林制度與西方教育的綜合體。在二十世紀又次第以兩種形態展開：一是由佛教會或叢林主辦，以僧伽教育為主的佛學院系統；二是由佛教團體舉辦並向教育主管部門立案的佛學研究所，以及一般大中專院校。第二種類型的院校，當前正在港台地區蓬勃開展。 這三種模式並不是一個取代一個，並不是說現在的“專業院校”模式產生以後，前邊兩種就不需要了。因為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問題和危機，現在同樣存在，一個也不少。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曾經有過一次巨大的災難，這災難超過了三武一宗滅佛，寺廟摧毀了，佛經燒毀了，僧侶流失了。現在到了中國佛教恢復的時候，我們就面臨一個文本重建和引進海外佛學研究成果的時代課題，這就需要有“譯經講學”的模式；面對宗教世俗化泛濫的現狀，我們要重建信仰權威，高揚宗教主體性，這就需要“叢林薰修”的養成；同時我們要有全新的現代的教育模式。所以我認為，這三種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是需要的，它解決不同的時代問題，要培養不同角度的人才。 當前我們佛教教育面臨著哪些問題呢？論文提出困境有四點： 1、佛教主體軟弱，神聖性資源流失嚴重。在教不言教，實為當前佛教界的流行病。人們更多的是講佛教要如何為經濟建設和世俗利益服務，恰恰忘了佛教立足於世的根據是什麼。所以我在八、九年前曾在九華山佛學院開學典禮上講過：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個好和尚。正如孔子所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行。 2、團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資源。我們看文革之後，在同樣的政教環境中，基督教經過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以每一個大區為單位，辦起了好多所具有相當規模的神學院，比如華東六省一市辦起的華東神學院。若看海外境外的佛教，日本有三十幾所佛教大學，海峽對岸的台灣也有七所佛教大學。而我們仍擺脫不了“寧為雞頭，不為牛尾”的傳統心態，“小而不全”的佛學院仍是各自為政、遍地開花，在同一座城市裡邊，就有好幾所佛學院所。這樣就把我們本來就很有限的資源人為地給分散了。我們凝聚不起足夠的資源來建設一個比較有規模的佛學院，更不要說大學了。 3、教育范圍狹窄，學制管理失序。通觀現在的佛學教育，除了西園寺的佛學研究所招收居士學員之外，其他佛學院只招出家僧人，而且都是全日制。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太多了，中國佛教兩千年以來的困境和煩惱，現在都堆集成山，擺在我們面前，但這種自我封閉的教育格局，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手腳。 4、評價權威缺位，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環境和機制。由於前面所說的佛教主體軟弱，我們現在還缺乏足夠的宗教性權威，對教育成果和人才培養進行考核、評價。我們還不得不借助於政治性的權威和學術性的權威，這種做法，又加重了佛教世俗化的進程。缺乏信仰權威的教團，無法形成吸引人才的良性環境，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不斷向教外和境外流動。 如何走出當前的困境呢？我把佛教教育圈的運轉，概括為十六字方針：重建主體，改善環境；收縮核心，擴展外延。佛教教育塑造著佛教教團之主體，它同時又受到現存教團的信仰素質、組織規模和文化品位之內部環境的制約；佛教教育改善了社會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環境，它同時又受制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程度、社會對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學術界對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主體的塑造和環境的改善，是一個互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證過程。收縮核心，即真正按佛教的規矩和標准辦好僧教育，並運用統一教會的權威促成四眾弟子對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擴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業的需要，從信仰層圈出發，向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拓展，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流教育。依報若不莊嚴的話，我們的正報是建立不起來的。若我們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不能消除對宗教的無知和偏見的話，佛教教育是搞不起來的。 基於以上認識，論文提出在現行辦學形式和教學方法上應作重大調整，可概括為四大對策：(一)在教育資源和教育對象上“開源分流”；(二)在辦學力量和院校體制上“公私兼顧”；(三)在教學內容和辦學形式上“因材施教”；(四)在教學評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實相符”。上述方案在十年前已經提出，由於問題沒有解決，故仍有重提的必要。我根據現在的情況，重新作了修改和調整，論文共有十頁，不可能在這十五分鐘內讀完。等一會兒我很樂意回答各位的問題。 (回答楊曾文教授問) 對於楊教授的贊揚愧不敢當。關於現在政、教、學三界的關系，我曾經發表過“制衡論”的理論模型，簡稱為“三王主義”。即在學術(素王)、政治(人王)、宗教(法王)三極中，存在著相互制衡、取長補短的關系。三王都有存在的必要，目標也就剛才在開幕式上我所說的，為了社會祥和、人民康樂、世界和平、人類進步。我覺得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法不歸位，沒有形成最穩妥的正三角。 關於教外知識分子與佛教的關系，應是一種互為犄角的關系，而不是那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依存關系。我們既不依附於人王，同樣也不能依附於法王，我們要有知識分子自己的獨立品格。就是說，我們在呼喚宗教主體性的時候，同時也在呼喚著學術的獨立、學術的良知。 (回答楊笑天先生問) 關於佛教如何對社會各界展開推廣教育。我想我對佛教教育的定義，以及佛教教育圈的理論模型，就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刊於《人世間》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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