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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教授：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佛教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佛教  王雷泉 一 佛教在進入中國二千年來的時空條件中，不斷地隨著社會和文化的變遷而與時偕進。但可變的是佛教之“教”，不變的是佛法之“理”。不變謂之“契理”，可變謂之“契機”。一味的佛法，在中國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的發展，從來就是不平衡的。正是這種時空不平衡性，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回旋余地，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觀察范例。 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以太虛法師和歐陽漸居士為代表的對中國傳統佛教的反省和批評。這種來自教界內部的反省和批評，或側重於轉“機”，或側重於诘“理”，由此產生“人間佛教”和“批判佛學”這二種本世紀最主要的佛學思潮或曰佛教運動。它們在推動中國佛教現代化轉向的同時，也把更深層次的討論課題帶入了下個世紀。 本文謹站在學術的角度，在變與不變之際，研探何者為應當堅守之不變之理，何者為應當隨緣之可變之機。 二 佛法的不變之理，在於其批判現實的超越性格。從發生學角度看，佛法源於佛陀的社會批判思想和獨處“山林”的自內證。佛教以“苦谛”作為全部教義的出發點，而以出塵脫俗的證悟成佛作為終極目標。人類及生存環境所有的苦難和罪惡，皆源於人心中的貪欲和愚癡。因此，社會批判進入更為根源性的對人性的批判。“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從人自身的改造出發，開展佛教改造社會、改造環境的實踐。三法印中，“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是對現實的批判，而“涅槃寂靜”則是理想的目標。如果背離這些基本原則，佛教就會產生異化，不再成其為佛教。廬山慧遠的山林佛教，明末四大高僧的振衰起弊，近代虛雲、來果、印光、弘一對傳統修持路線的堅守，都表明如何保持佛教出塵脫俗的主體性，歷來是中國佛學家最為關心的根源性問題。[1] 在近二千年的歷史中，佛法形而上的理，經過同中國本土文化的沖突、磨合、調和，借助儒教這一中間環節，著陸到中國宗法制社會。了生脫死的佛法，最終還是落實在形而下的“擔水砍柴”、“事父事君”的入世事功。所謂“中國化”，即是佛教在中國世俗社會中傳播的手段與適應，諸如傳譯講習中的“格義”，創宗立說中的“判教”，組織制度中的“叢林清規”，政教關系中的“僧官制”和“度牒制”，宗教關系中的“三教一致說”等等。在這一過程中，佛教獲得了中國的表現形式，中國宗教因佛教的加盟而豐富了自身的內涵。 從真俗二谛論角度看，真不離俗而不應退墮為俗，實應兼權而不應依附於權。但在實際運作中，佛教徒經常面臨的兩難困局是“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肇論·物不遷論》)。究竟與方便的人天之戰，演出了中國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劇。化世導俗者往往被世俗所化，轉機者往往為機所轉[2]。面對這一不無尷尬的局面，或者從人的退墮著眼，如梁代慧皎效孔子的春秋筆法撰《高僧傳》，以褒揚“實行潛光”的高僧，而貶斥“寡德適時”的偽濫僧；或者從政教環境的惡化著眼，如明代圓澄匿名寫作的《慨古錄》，提出定官制﹑擇住持﹑考試度﹑制游行等四條救治時弊的方案[3]；或者對中國佛教本身進行反思，如本世紀太虛的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而以歐陽漸為代表的支那內學院系統，則更是從理上對中國佛教的主流如來藏本覺思想進行否定性的批判[4]。 三 在以儒教為國教的宗法社會中，佛教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教會組織，成為國家體制之外的特殊組織。佛教的思想、禮儀和制度，只有通過依附世俗政權，作為儒教的合理補充，才能與社會民眾發生關聯。在宗教信仰、社會、文化三層圈中，中國傳統佛教的組織規模一向是弱項。中國近代社會的劇烈變革，帶給佛教前所未有的轉機。清末民初的廟產興學風潮，宣告了佛教匍伏於封建王權和儒教之下的苟安局面之結束，推動中國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組織體制上進入自強、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態[5]。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儒教從政教合一的國教地位退出，恢復了儒學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原貌。盡管有過“孔教會”試圖恢復儒教為國教的復辟行為，但政教分離畢竟成為二十世紀不可逆轉的世界性潮流。佛教在儒道佛三教關系中的作為附庸的屈辱地位已不復存在，而直接建立在社會之中。 在新的東西方宗教關系中，佛教所面對的強大對手是組織能力和團契精神遠遠高於自己的基督教。從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經太虛、印順等人闡揚的“人間佛教”思想，為佛教從信仰層圈出發，契入社會、文化層圈，完成佛教的現代轉向奠下了理論基礎。在港台地區，人間佛教的理論從早期的社會適應層面，已經提升到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層面。[6]從慈善機構、醫院到佛教大學，佛教的社會活動和組織動員能力足以與基督教相媲美。佛教報刊、電台、電視和通俗演講會遍布全社會，佛教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出家人以本身的學術實力進入大學任教，亦成為尋常之事。用佛學論文獎學金、學生佛學社團、佛學夏令營等方式，形成了佛教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不僅提升了整個教團的信仰、組織和文化水准，亦推動了現代佛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7]。在中國大陸，佛教雖然一度瀕臨滅絕，但自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隨著宗教政策的逐漸落實，從廢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極大的彈性空間。佛教的必然復興，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在政經改革和文化重建過程中，下世紀佛教將會成為第一顯教。[8]雖然目前對人間佛教思想的闡釋主要停留在適應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層面，但近幾年大陸佛教徒和佛教學者已經在國際會議和報刊文章中對環境等社會問題正面表明了佛教的態度。[9] 四 值得注意的是，從本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佛教界和學術界開始正視佛教世俗化問題，基要主義思潮正在抬頭，提出讓神聖的歸於神聖，讓世俗的歸於世俗[10]。圍繞神聖化與世俗化的沖突，主要問題可歸結為下述四點： 一、修證法門的缺位。  佛教既是重自內證的宗教，故佛教之權威性與合法性，也就建立在現量(證悟)之基礎上。在佛教向世俗社會快速普及的同時，事實上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資源。所謂“邊緣化”，就是偏離作為佛教根基的出離心和內證精神，僅僅滿足於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為淺層和表層的效應，在表面繁忙熱鬧的大場面下，恰恰是修證法門的缺位﹗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越來越多的人對佛教、尤其是漢傳佛教的過分世俗化產生不滿，這從最近十多年來藏傳、南傳佛教，以及標榜修證法門的新興宗派快速發展可見一斑。從這一系列跡象中，不難看出佛教界正湧動著一股厭棄世俗化，向傳統修證道路復歸的潛流。 二、僧俗關系的定位。  由修證法門的缺位，引起對佛教內部僧俗關系重新定位的爭論[11]。比較極端的是試圖走徹底居士化的道路，這等於承認傳統佛教修證道路的無效。更多的重提歐陽漸當年在《支那內學院院訓釋·釋師訓·辟謬》中的話題，並以對“賢聖僧”“菩薩僧”的再诠釋，試圖改變傳統“僧尊俗卑”的格局。如果承認佛教自內證的宗教品格，那麼僧俗的區分只能定位在宗教義務和修行程度的差異上，居士不可能取代僧人的地位，問題只在於僧人的資格是否名實相符。因此，佛教的教團建設，其核心問題就是佛教自內證的實踐品格必須以權威的評價系統作為保障。 三、附佛外道的沖擊。  新興宗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對佛教而言，真正構成威脅的是以修證相標榜的附佛法外道。“悟”是修證中的一個主觀性體驗，也是最容易為外道神棍胡說八道的話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佛教主體軟弱，附法外道就會占領本應屬於佛教的思想空間。對現在的佛教教團來說，只要戒不振、禅不修，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各種道門，甚至成為大學師生的精神導師！[12] 四、政經關系的澄清。  筆者多次提出，在中國大陸隨著法制建設，對佛教在政治上壓制的極左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經濟上利用佛教的極右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上升。在這個世紀之交，土豪劣紳勾結偽劣僧對廟產巧取豪奪，將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它對佛教的破壞將是致命的。[13] 五 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最大創獲，也許就是樹立了一種求真求實的學術風骨。佛教在信仰、社會、文化三大層圈中向信仰核心復歸的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學術三極關系中，重樹佛教主體性的社會訴求。在重塑佛教的宗教品格和修證精神的進程中，知識分子獨立不倚的誠實研究，將會對佛教教團的發展，起到一種類似民主政治的監督和制衡作用。 (本文提交“第八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 刊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     -------------------------------------------------------------------------------- [1] 王雷泉：《慧遠建設廬山教團的理論與實踐》，《佛學研究》創刊號，1992年。 [2] 佛教在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的同時，也屈從了其中的消極面，付出了影響至今的負面代價：１、主體性格不明，化世導俗的功能不足。２、教團組織渙散。３、修學次第不夠完備。參見王雷泉：《中國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禅》，1993.4。 [3] 王雷泉校點：《慨古錄》，《正法眼》，1996.2、3。 [4] 參見王雷泉：《將終極托付給歷史——兼評藍吉富〈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與〈中國佛教泛論〉》，《聞思﹕金陵刻經處130周年紀念專輯》，華文出版社，1997.3。 [5] 王雷泉：《對中國近代兩次廟產興學風潮的反思》，《法音》，1994.12；《世紀之交的憂思——“廟產興學”百年祭》，《佛教文化》，1998.1。 [6] 參見默雷所撰的一系列綜述：《台灣學術界對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之研究》，《法音》，1997.5；《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法音》，1997.10；《佛教與社會關懷》，《法音》，1998.11。 [7] 王雷泉：《第三只眼看台灣佛教》，《佛教文化》，1999.1。 [8] 王雷泉：《佛教在市場經濟轉軌中的機遇與挑戰》，《佛學研究》1995年年刊。有四種因素使佛教面臨復興的機遇﹕一、政教分離已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二、佛教在各教平等競賽中處於領先地位﹔三、經濟體制改革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四、具備獨立品格的佛教知識分子群體正在形成。 [9] 參見在歷屆中韓日三國佛教會議中中方代表的發言。 [10] 參見《憂患與思考》，《法音》，1994.10。 [11] 參見溫金柯：《台灣居士佛教的展望》，載《生命方向之省思——檢視台灣佛教》，現代禅出版社，1994.12；佛日：《近現代居士佛教》，《法音》，1998.5；何勁松：《中國佛教應走什麼道路——關於居士佛教的思考》，《世界宗教研究》，1998.1；常正：《“居士佛教”刍議》，《法音》，1998.7。 [12] 王雷泉：《第三只眼看台灣佛教》，《佛教文化》，1999.1。 [13] 《世紀之交的憂思——“廟產興學”百年祭》，《佛教文化》，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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