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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教授:海派佛教及對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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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佛教及對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影響

一、都市佛教中的海派
在中國現代化亦即城市化的過程中,都市佛教的地位日益凸現。上海的海派佛教,在都市佛教中扮演著非常微妙的角色。早在1989年,我在香港“太虛誕生百年國際學術會議”上,即預言中國大陸佛教仍不可避免地滑入低谷,這一態勢將持續到世紀之末。但觸底就得反彈,中國佛教從廢墟中崛起,重新走向世界的出海口,還得數當時最不被人看好的上海。

十多年前,應對中國佛教高層的咨詢,我提出了後來在圈內流傳頗廣的“弓舉箭發”說。中國的海岸像弓背,北端以北京為中心,那裡富集著現代中國的政治資源;南端數廈門為代表,擁有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現代化資源。長江像射向大海的箭,張弓扣弦,將箭搭至最富有宗教神秘資源的四川省會成都,也就差不多囊括了漢傳佛教區域。它北通西安,那是二千年中國傳統佛教的象征;南貫韶關,在那裡慧能發動禅宗革命,宣講了中國人唯一被稱之為“經”的《六祖壇經》。佛教的根本在於內證修行,它理應給紅塵滾滾的都市帶來泉邊林下的山林氣。但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上海佛教在“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口號的誤導下,被折騰得俗不可耐,亦為內地佛教界不屑一顧。

“海派”,確實有其實效功利的現實媚俗一面,“海派佛教”亦幾成為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詞。然海派又具有海納百川,集東西南北之長一面。正是這一點,使上海佛教在二十一世紀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當我在2000年重出江湖,開始與上海新一代佛教領袖交往時,對上海佛教基本態勢的評價是:天時、地利、人不和。上海佛教背負著太多的包袱和罵名,但歷史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垂青過上海佛教。正如《老子》所雲: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二、天時地利人不和
 在中國近代史上,上海佛教擁有顯赫的地位。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華佛教總會,這在政教關系上是一劃時代的創舉,建立了全然不同於古代僧官制度的獨立佛教組織。1918年,在上海成立世界居士林,這亦是教制史上的創舉,它使佛教走出寺廟的局限,進入社會各個階層。1929年,建立上海佛學書局,不久又在無線電台首創佛學廣播節目,上海佛教對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營方式表現了驚人的敏銳。1947年,成立上海佛教青年會,這顯然是對基督教爭取青年一代的回應。上海最早推出“佛化婚禮”等時髦玩藝,也是各家佛教大師登台亮相的大舞台。被譽為中國的馬丁路德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圓寂於上海的玉佛寺。而差不多領導半個世紀中國佛教協會的趙樸初,亦是從上海展開了他最初的佛教事業。

上海佛教處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它本身雖然沒有太多的宗教資源,卻如“善利萬物”的大海,吸納著中國佛教的傳統,並面向海洋展開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匯沖撞。

若從時間維度看,在上海有著四波佛學的交集:

第一波是印度佛學,它發轫於釋迦牟尼的修證實踐和社會批判思想,並把一切社會弊病和思想問題歸結為人心的愚癡,而以刻苦的道德自律和禅觀修行淨化人心,所謂“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是。最接近這一波佛學風范的,是近年來大為走俏的南傳佛教,尤其是其次第井然、操作性強的禅定修習方法。

第二波是中國佛學,經過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宗教的沖突與適應,終於形成中國化的佛教。既有三教鼎立格局下,最為輝煌的隋唐佛教時代,也有宋元明清之後,佛教喪失自己的主體性,屈服於封建王權以及作為國教的儒教之下。

第三波是日本佛學,日本的佛教學自中國,而明治時期的脫亞入歐、全盤西化運動,使日本在佛學研究方面,迅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與飽受一個多世紀戰亂和內亂的中國佛教,形成巨大的反差。同時,日本佛教食肉畜妻的制度,亦對當代中國佛教造成巨大影響。

第四波是歐美佛學,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東西宗教對話,歐美佛教雖說不占據當地的主流地位,但它對東方文化的回歸,對現代化弊病的批判等後現代色彩,對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前瞻性的觀察視角。特別是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亞伯拉罕三大宗教”間愈演愈烈的沖突中,提倡和平息诤的佛教,將會取得更多的信仰市場。

這四波佛學轉成空間維度,站在上海面向海洋,則如層層漣漪,從港台地區、東南亞,進而展開到日本和歐美。我曾在《第三只眼看台灣佛教》一文中說過:大陸參加的兩次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和一次文革內亂,客觀上成就了七十年代之後台灣的經濟起飛,從而使台灣佛教各大山頭的寺院經濟獲得奇跡般的神速發展。當大陸開始清醒過來,不再把聰明才智消耗在“與人奮斗”的窮折騰中時,經濟發展的機會未必會永遠垂青於台灣。

上海佛教處於時代的潮頭,任何一波佛學思潮,都能在上海引起回響,並找到相應的代表人物。目前所謂“人不和”的局面,表現在政教關系、僧俗關系、教團內部團結等種種方面,本文無意對此談得太細,只略舉如下數端:

一、在市場經濟轉型中崛起的民族工商業者與中產階層,開始對佛教發揮支撐作用,但力量還很有限,尚未成為其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宗教主體性意識抬頭,宗教多元化發展格局開始形成,但對宗教根深蒂固的偏見和無知的社會大環境,並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三、佛教內外原教旨主義思潮開始興起,對世俗化現象的批評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威懾作用,但要改變上海佛教在中國佛教界的地位,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四、在政治、宗教、學術三極關系中,佛教知識分子雖能發出若干獨立的聲音,但尚未形成獨立的一極,還不能充分發揮相互監督、相互制衡的作用。

 三、發展走向

 上述瓶頸問題,涉及經濟、政治、精神三大領域,但根本上還是思想觀念的突破。對上海佛教而言,關鍵是如何在神聖化與世俗化之間取得平衡。基於這一考慮,對中國佛教協會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個思想,三大優良傳統”,有必要作出新的诠釋。

所謂“一個思想”,即人間佛教的思想。人間佛教有“人間佛教化”與“佛教人間化”二種進路,前者是佛教化世導俗的目的,後者是佛教在人間傳播的手段。把握這二種進路的本末和體用關系,就可以把人間佛教分成三個層面: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佛教只有在不斷的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堅持超越性和神聖性,為淨化社會、提升人心作出應有的貢獻。

所謂“三大優良傳統”,指中國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農禅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三大特點。但這三個特點必須建立在一個根本上,即太虛大師所說的“中國佛學特質在禅”,這個“禅”,即指佛教獨特的修證和由此開發的智慧,故可以概括為“一本三支”。

根據上述思路,上海佛教的發展走向將是圍繞社會關懷,而呈現多元發展的格局。

一、順應重建宗教主體性之歷史潮流,依托內地的淳厚道風,迎請高僧指導禅修,滿足信徒,尤其是知識分子信徒的信仰需求。

二、依托雄厚的寺院經濟,以社會關懷為工作中心,服務上海。特別在解決上海的老齡化和環境問題上,佛教會產生相當大的作用,從而大大提升佛教在上海社會中的地位。

三、面向國際學術前沿,以建立私立佛教大學為契機,凝聚佛教知識分子,開展文化學術事業,建構社會良心系統。

四、網絡時代的佛教教團組織將向兩極發展:小群化、社區化與虛擬化、普世化。

 四、對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影響

 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工商業自由往來,上海人將會越來越追求精神生活的質量,並關注信仰自由的含金量。

二、隨著宗教對話與宗教多元化的深入人心,佛教精神對治現代化弊病的殊勝處會更加凸現。都市佛教與山林佛教將各擅勝場,然回歸自然、崇尚山林將會更加深入人心。

三、上海人的宗教生活依然是以追求現世福報為主,但在適應社會現實的同時,堅持理想主義,堅持社會批判的力度將會增強。

四、隨著佛教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的推進與展開,佛教將主要以精神分析、網絡交談、心理熱線、講座沙龍等方式,對忙碌緊張的上海人心靈起到慰藉與淨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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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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